2026年10月21日,清晨6点10分。西安未央区元鼎路与明光路的交叉口,天光刚透出一线,一辆电动车和一辆重型货车撞在了一起。电动车上是一对夫妻,他们正赶着去工地,离干活的地方只剩最后一个路口。
两个多小时后,医院打来电话,让家属赶紧来西安。等大女儿从安康赶到红会医院,父母已经被推到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就这样把一个四口之家劈成了两半,也把一道难题留给了两个女孩:父母到底算不算“因工死亡”?
出事的两口子,男的叫李新银,女的叫钱顺凤,都是安康市白河县冷水镇全家村人。半辈子在外打零工,没有单位,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哪儿有活就往哪儿去。
2026年9月底,李新银跟着一位陈姓工长进了西安元朔路上的白桦林书香苑项目,干的是外墙保温。干了十来天,他把妻子也叫了过来。到出事那天,他在这个工地待了20天,她待了10天。
外墙保温是件苦活。吊篮、脚手架、穿堂的冷风,一天下来浑身是灰。夫妻俩想的是多干一点、早到一点,一天能多挣几十块钱。10月21日那天,他们照旧骑电动车出门,头盔、工服、工具包,一样不少。
目击者拨了110和120。红会医院的急诊病历上写着:6点57分患者入科室,患者于30分钟之前被路人发现丧失意识,呼之不应。也就是说,路人发现他们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回应。
肇事车辆一度离开现场。当天上午9点多,小云从处理事故的交警那里得到消息:车找到了,司机也被控制。她后来才知道,那辆车只投保了交强险。
有一个细节让人心里发沉。事发地点不在别处,不在返乡路上,就在他们每天上班必经的那个路口,离工地只剩一步。这条路他们走了20天和10天,走到最后一天,没能走过去。
姐姐小云30岁,学医出身,做过护士,结婚生子后在家带孩子。妹妹小萱22岁,2026年7月刚从大学毕业,读的是专升本,身上还背着3万多元助学贷款。
小萱记得出事前一晚的那通电话。母亲问她吃过饭没有,一切都好吧。她当时在外面,环境吵,随口应了两句就挂断了。她后来反复说起的一句话是:要是知道那是最后一次通话,我一定不挂。
10月21日早上8点多,小云从安康赶到西安红会医院。她原本以为至少能见上最后一面。病房里没有父母,只有一份急诊病历,和处理事故的交警。
在交警组织下,家属和肇事司机的家人见了一面。对方说家里没钱,也借不到钱。经协调,对方拿出4万元丧葬费,此后就再没有一句话。到11月中旬,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仍未下达。
这个家原本就不宽裕。父母打零工挣的钱,一半变成了两个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小萱说,当年考上专升本觉得学费贵,不想去读,是父母劝她“考上了就去上”,生活费也是他们一笔一笔打过来的。
如今家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刚工作不久,一个刚毕业,都还没有能力独自撑起一场诉讼、一份认定、一摞证明材料。她们缺的不只是钱,还有一个可以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的“单位”。
事故是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本该由肇事方承担。可这辆车只有交强险,赔付能力就摆在那里。姐妹俩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方向:父母是在上班路上出的事,工地是不是该负起工亡的责任?
她们这才发现,要找的“单位”不是一个,而是一串。白桦林书香苑项目的施工总承包方是中建七局,外墙保温工程分包给陕西中天杰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劳务又分包给陕西策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李新银夫妇是陈工长介绍进场的,进场时穿的是“中天杰能”的工服。事故之后,陈工长给她们订了一晚宾馆,微信转了2000元生活费。再打电话,他说自己只负责工地现场安全,找他也没用。
策越劳务的陈老板在电话里说得更直接:公司对工人没有考勤和管理要求,“工人都是自由的,没人要求他们6点多来”,出了交通事故就去找肇事者,和公司没关系。
11月11日,记者陪同姐妹俩来到项目门口,想调一份考勤记录或者工资发放记录。门卫登记后联系项目部,回复是不让进。报警之后,草滩派出所民警到场协调,中天杰能一位赵姓工作人员出面,确认了分包关系,也表示如需配合可以提供协助。
平心而论,这套说辞在法律上很难成立。分包的层级越多,“谁都管过、谁都不认”的空档就越大,而站在空档中央的,是两个连父母工资条都拿不出来的年轻人。责任被一层层往下传,最后落在最没有能力承担的人身上,这是建筑劳务领域反复出现的老问题。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良善给出了两条并行的路径。交通事故这一边,肇事司机逃逸,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一条,原则上推定为全部责任,但最终仍以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为准。
工亡这一边,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一条的门槛并不算高,难的是证明“上班途中”和“非本人主要责任”。
更要紧的一条写在最高法的司法解释里:建筑工程领域违法转包、分包给没有资质的组织或自然人,其招用的工人因工伤亡,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律师还提醒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点:工亡认定申请有1年的时效,不必死等事故认定书,可以先去西安市人社局提交申请,材料不齐还可以申请人社部门调查取证;对违法分包,也可以同步向住建部门反映。
这些话讲给懂法的人听,是常识;讲给两个刚失去父母的年轻人听,就是一道必须自己摸索的窄门。她们不缺道理,缺的是一个愿意签字、愿意出具材料的主体。
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简单归到某一个部门的态度上。工亡认定是依申请启动的行政程序,认定书没下来、用工主体没确定、材料没集齐,程序自然走不动。
真正把这一家人困住的,是分包链条上的沉默,和一份始终拿不出来的劳动关系证明。程序有程序的规矩,可规矩之外,总该有人愿意往前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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