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胖东来以八百多万年租金入驻,把冷清地段做成最旺商圈,年利润六七千万;2015年租约到期,房东直接开到两千四百万,三倍涨幅;于东来不谈,直接撤场;后来大商接盘失败,租金一路降到四百万仍大面积空置。许昌生活广场也是类似剧本——产权分散,个别小业主坐地起价,胖东来宁可关掉年利润过亿的店,也不续约。
胖东来一走,整条街立刻变了样。周边商户的日子一下子难起来:客流断崖式下跌,原本靠超市人气吃饭的小店、摊位、餐饮、旅馆,生意一落千丈。有人跟了二十多年的裁缝、卖肉夹馍的摊主,眼看着熟悉的面孔消失,只能跟着搬家或者硬撑。沿街空铺从最初的两三间慢慢涨到二十多间,租金腰斩,二手房价格也跟着往下走。二到四层长期黑着灯,走廊蒙灰,整栋楼成了商业地产最刺眼的空置标本。这些商户确实惨,他们没有创造品牌的能力,只能依附于流量中心,流量一撤,最先受伤的就是他们。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骂房东“贪心”“短视”“杀鸡取卵”。仿佛涨租就是原罪。这种叙事很容易接受,但是经不起细想。
这是长久以来公开或半公开的逻辑和叙事。在这样的氛围里,突然有人站出来用“道德”“情怀”“社会责任”去限制房东的逐利行为,本身就显得虚伪。你不能一方面鼓励人们发财、鼓励资本增值、鼓励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却要求房东在租金上自我克制。这就像一边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边又对先富起来的人说“你不该拿那么多”。逻辑上自相矛盾。
更荒诞的是舆论的选择性失明。大型平台对商户抽成越来越高、算法把流量当成收租工具、某些连锁企业凭借规模优势挤压小商户生存空间——这些更系统性的“涨价”和垄断行为,往往被轻描淡写,甚至被包装成“效率提升”“数字经济红利”。
反而是房东这种相对分散、可见度高的逐利行为,被集中口诛笔伐。这恰恰暴露了资本市场化过程中的虚伪:当资本以“创新”“效率”“用户体验”为名收割时,它是先进生产力;当资本以“租金”为名收割时,它就成了落后的剥削者。同一套逐利逻辑,因为主体不同、叙事不同,就被赋予了截然相反的道德评价。
从阶级角度看,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的因素。——其实同属资产阶级阵营。一个掌握土地与物业资本,一个掌握经营与品牌资本。两者之间的博弈,是资本内部的利益再分配。把房东塑造成纯粹的寄生虫、把胖东来塑造成纯粹的价值创造者,只是把复杂的资本关系简化成了道德剧。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涨价,而在于社会一边鼓励所有人加入逐利游戏,一边又对游戏里某些玩家的逐利行为进行道德清洗。
胖东来搬走后,楼空了、街凉了、周边商户受损,这些都是事实。但这恰恰说明市场在发挥作用:当定价过高、超过了租户愿意承受的阈值,交易就会破裂,资产就会贬值。房东为此付出了空置成本、机会成本、资产贬值的代价。这不是“报应”,这是市场纪律。如果社会总是用道德去干预这种纪律,结果只会是:成功的经营主体被变相锁定在低价租约里,产权人失去根据市场调整收益的权利,最终资本只会流向那些更能规避道德审判的领域——比如更隐蔽的平台抽成、数据垄断、金融杠杆。
资本主义的底色就是逐利。你不能一边享受它剥削带来的红利,一边又要求它“别那么资本主义”。
错的是某些人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还要在马儿吃草的时候遵守道德、吃像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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