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到非洲打工睡了当地姑娘,结果被姑娘家人抓了起来

我叫王根生,今年三十八,在赞比亚一处铜矿做维修钳工。公司在卢萨卡外头有项目部,我每月拿一万四,干满两年才能回国休假。我没结过婚,老家有六十七岁的爹和六十四岁的妈,家里还有个妹妹,已经成家。

我去那边第三个月,认识了一个叫娜玛塔的姑娘。她二十九岁,在矿区附近的诊所做护士。后来我和她睡了。再后来,她家里人把我从住处带走,关进了她舅舅家的铁皮院子。

这事听着像我惹了祸。起头那天,我还觉得自己终于在异国交上了朋友。

那是个周六,我去镇上的小修理铺买电线钳。娜玛塔蹲在门口,拿一根铁丝挑卡住的门闩。她穿着蓝色护士服,鞋边沾着红土。

我看不过去,伸手帮她拽了一下。门闩咔地开了,门板差点撞到她肩膀。

她瞪我一眼:“你手快,脑子慢。”

我笑了:“这话你说得对。”

她在诊所旁的小摊卖煎饼,收摊时,我常去买一张。她英语不快,我英语也磕巴,常常说半截就拿手比划。她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工地宿舍,也知道我在中国没老婆。

有回她问:“你找我,是想结婚吗?”

我愣了一下:“我没想这么远。”

“那就说清楚。”她把围裙解下来,“我也不想让人说我等男人养。”

我告诉她,我喜欢她,但没法给她保证。她沉默一阵,说:“那先交朋友。别骗我。”

她说得直,我也就没装。

她给我带过两回自家做的玉米糊,装在白色塑料盒里。我的手割伤了,她把纱布剪成窄条,绕了三圈,还嫌我包得歪。她的表弟来矿区找临时活,我帮着问了工头,没成,她也没怪我。

有一次我发烧,娜玛塔下班后坐小巴过来,给我放了退烧药和水。她没进宿舍,只在门口敲两下。

“药吃了,窗子关上。”

“你不进来?”

“我明天还要上班。”

她走后,我把药放在床头,半夜醒来就摸一下。那阵子我觉得,这地方虽远,日子也没那么难熬。

那天之后,事情一点点变了。

先是她的手机坏了。她拿来给我看,屏幕裂成三道,触屏有时不听使唤。我说可以给她换一块屏,她把手机推回来。

“你替我修,别替我买。”

我找了个摊子,花了八百克瓦查修好。她收下时没说谢,只把手机塞进帆布包里。过了几天,她又拿来一张诊所的缴费单,说弟弟摔断了脚,要先垫一笔钱。

我当时刚把工资寄回家,卡里只剩五千多。我给了她一千。

她盯着钱看了几秒:“你是不是怕我以后不理你?”

我有点挂不住:“你开口,我能帮就帮。”

她没再接话。可我回宿舍后,一直觉得那一千块不像借,也不像给。后来她说弟弟已经出院,我也没问那钱的去处。

再有一回,她带我去买鱼。摊主把一条鱼装进黑塑料袋,她伸手把袋子拽回去,冲我说:“我姨妈家也要一条。”

我以为是顺路,便付了两条的钱。到了她姨妈家,她姨妈给我端了杯甜茶,问我什么时候回中国。娜玛塔坐在门边,一直摆弄袖口。

回去的路上,我问:“你姨妈知道咱俩的事?”

“她看出来了。”

“那她刚才为什么问我回去的日子?”

娜玛塔踢开路上的小石头:“她觉得我该找个能留下的人。”

我没吭声。她走了几步又说:“你别急。我家里人都想让我过得稳当。”

她说得没错。她家人口多,母亲靠卖菜养两个还没成家的弟弟。她自己工资不高,诊所偶尔拖欠。我明白她想找个靠得住的人。

我只是没想到,靠得住在她家里,慢慢变成了什么都该我拿。

她来宿舍看我时,开始把表弟也带上。表弟坐在床沿玩手机,娜玛塔翻我的工具箱,找一把活动扳手,说她家水管漏了。我陪她过去,修完水管,她母亲塞给我一盘烤玉米。

“你人好。”她母亲说,“好人就该照看家里人。”

我拿着那盘玉米,不知道该怎么回。娜玛塔在旁边替我解围:“妈,他不是我们家的工人。”

她母亲笑了笑:“以后会是。”

我那天晚上没吃完玉米。剩下的放在柜子上,第二天硬得掰不开。

接着,娜玛塔问我能不能把她弟弟安排进矿区。她说弟弟会开车,想当司机。我告诉她,矿区招工得走手续,我说不上话。

她把杯子往桌上一放:“你跟主管吃过饭。”

“吃饭不等于能安排人。”

“你在这里有工资,有宿舍。我们就想让家里多一个人有活干。”

我忍着没顶回去,只说我可以帮忙问。问过以后,主管说没有空缺。我把原话告诉她,她低头把桌布上的面包屑拨到掌心里。

“你其实不想帮。”

“我想帮。可我没那个本事。”

她点点头,没吵。可往后两天,她没来找我。我嘴上说没事,晚上睡前却总看一眼手机。

真正让我发凉的,是她把我带进了家里的聚会。

那天是她母亲生日,我带了两袋咖啡和一只新锅。人不多,屋里挤着十来把塑料椅。她舅舅握住我的手,反复说欢迎。有人拿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名字让我看。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也写着几样东西:一头牛、现金、布料。

我把纸推回去:“这是什么?”

娜玛塔捏了捏我的手腕:“他们想知道你准备怎么办。”

“我没说要结婚。”

她把声音压低:“你跟我睡过。”

屋里的人都看着我。舅舅用手指敲了敲桌面,说他不是来逼我,只想把家里的脸面放好。

我站起来时,椅腿在水泥地上刮了一声。

娜玛塔也站起来:“你别弄得像我害你。”

我看着她:“我没说你害我。我是不认这张纸。”

她眼圈红了,没再说话。聚会散后,她送我到路边,叫了一辆小巴。上车前她说:“你看,我家人也不容易。弟弟没工作,妈一个人撑家。我不能只想自己。”

我点了点头。那句话我听懂了。可她没问过我愿不愿意,也没问过我能不能承担。

我和娜玛塔那晚确实睡在一起。那之前,她说过“我愿意”,我也问过她是不是想清楚了。我们都是成年人。可在她家人的说法里,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事发那天,娜玛塔来我住处,说她母亲不舒服,想让我开车送她回家。我开的是项目部的旧皮卡,带她到了路口。那里等着她舅舅和两个表兄。

舅舅拉开车门,冲我说:“下来,谈清楚。”

我没下车:“你们这样不叫谈。”

一个表兄伸手拔了车钥匙。我推开车门,没动手,只把手举起来给他们看。

“我不跑。你们别碰我。”

他们把我带到院子里,收走了手机。那扇铁门从外面扣上,里面有只旧水桶,墙边堆着几捆木柴。舅舅给我端来一杯水,说他不是要伤我,只想让我把婚事和补偿说清楚。

他说,按他们家的规矩,姑娘跟男人过夜,男人得上门交代。家里人怕我回国后不认账,也怕邻里说娜玛塔不值钱。他们要我答应结婚,或者付一笔钱。

我说我不会答应。舅舅沉着脸:“那我不能让你说走就走。”

院子里很热,我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娜玛塔站在门边,低声说:“你先答应,等我再劝他们。”

我抬头看她:“你要我拿婚姻换自由?”

她的脸一下白了。她说她不是这个意思。她只怕家里把事情弄大,影响她母亲,也怕我不再回来。

我忍到这会儿,才把话说重了。

“我愿意认我做过的事,但我不拿结婚和钱给你家买一个听话。”

这句话说完,院子里没人接。舅舅把杯子放回桌上,水晃出来一点。他不是恶人。他有自己的规矩,也怕女儿被人占了便宜。可他不能拿锁门替规矩说话。

过了半小时,项目部的同事找到院外。他们联系了当地警务点,也通知了公司翻译。门打开时,娜玛塔没拦我。

我没报警追究,只要求拿回手机和护照。舅舅把东西交还给我,脸色很难看。他说:“你走吧。以后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我答:“你给的不是机会,是一扇锁着的门。”

我当晚搬回项目部宿舍。收拾衣服时,同事老周看着我那只帆布包,说:“你这趟出门,倒没缺胳膊少腿。”

我笑不出来,只把护照放进内袋。那几天我没去镇上,也没给娜玛塔发消息。后来她托人还我一把活动扳手,袋子里还夹着一小张纸。

上面写着:“我妈没再提那张单子。对不起。”

我把纸折好,塞进工具箱。没有回她,也没有把她写成坏人。我只是不再去她家。

“我不是嫌你家穷,”我见到舅舅时说,“我是不想在门锁着的时候答应结婚。”

临走那天,老周帮我把被子卷紧,扎在行李绳上。我把工具一件件清点,扳手少了一把,后来才想起留在诊所修水管了。

宿舍门口有只旧水壶。我倒掉隔夜水,拧开水龙头,接了半壶。锅里剩的米饭还温着,我拿勺子刮进铝饭盒,扣上盖子。

车来了。

我把包放到后座,摸了摸内袋里的护照。司机问我东西齐不齐,我说:“齐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