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在宁波北仑灵峰现代产业园,一家汽车零部件厂的车间里,压铸机将熔化的铝合金注入模具,冷却、脱模、去毛刺、精加工……一件涡轮增压系统零部件迅速成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些零部件沿着成熟的供应链,流向整车厂的总装线,装进一辆辆驶向全球的汽车。

而60公里外的宁波象山,一片曾经寂静的东海之畔滩涂上,商业航天产业基地项目(陆上产业区)Ⅰ标段正在破土。明后年的某一天,火箭将从这里腾空而起,把卫星送入轨道。

这两者之间,隔着的不是地理空间,而是两套质量标准、两种验证节奏、两个市场逻辑。那些在汽车零部件产业里被锤炼了几十年的厂家,能否抬起头来,望向太空?走进北京“火箭大街”、上海G60卫星互联网产业基地、杭州太空算力创新与应用基地?……

当前,全球汽车零部件产业正经历深度分化。中国供应链集体崛起,但整车价格战向上游传导,产业利润持续承压;商业航天则进入规模化爆发前夜,对精密制造产能形成结构性需求。

从技术同源、市场空间、资质壁垒、资本支撑四个维度看,这是一道现实的转型命题。

规模在扩张,利润在失语

先看看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当下处境。

规模,是中国制造最熟悉的语言。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在过去十余年完成了历史性的规模跃迁。全球百强榜上,中国企业从2013年的1家,增至2026年的17家,已超越美国与德国,仅次于日本。

这是一条令人瞩目的上升曲线,其底层动力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带动“三电”系统、智能座舱、汽车电子的供应链快速成熟,尤其在电驱系统等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优势。

然而,规模的另一面,是利润的失语。2026年一季度,A股267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04%,归母净利润却同比下降7.53%,中位数降幅更达16.06%。增收不增利,成为行业性的集体困境。

事实上,整车价格战沿着供应链向上游传导,每一层都在压缩下一层的利润空间。作为全球汽车安全系统第二大供应商的宁波均胜电子股份公司,今年7至9月,净利润仅2.2亿元,几乎腰斩,利润率仅1.6%。即便是行业头部,也难以在价格战中独善其身。

更深的裂痕在于结构。抓住“三电”与智能化浪潮的企业订单饱满,固守传统燃油车零部件的企业则在需求收缩中艰难求生。同一个产业,两种温度。那些“重生产、轻研发”、产品附加值偏低的企业,抗风险能力在价格战面前暴露无遗。

当规模扩张走到边际利润趋零的临界点,产业必须寻找新的价值洼地。那么,洼地在何处?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航天的窄口径市场

商业航天产业,正是一个窄口径的价值洼地。

2025年,全球商业航天市场规模突破5000亿美元。我国商业航天企业已超过600家,千帆星座与GW星座计划部署近2.8万颗卫星,可回收火箭技术将发射成本的目标压低50%至70%。火箭与卫星的制造,正在从精雕细琢的“工艺品”变成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品”。航天产业对大规模精密制造能力产生的结构性需求,恰恰是汽车产业最擅长的领域。

但窄口径同样是事实。即便商业航天产业保持高速增长,其年零部件采购总额仅与宁波一地4000多亿元的汽车零部件年产值相比,仍不在一个数量级。几百枚火箭的箭体结构件、阀门管路、紧固件的采购规模,无法与百万辆级的汽车量产相提并论。

但是,供需两侧的能力错配,构成了汽车零部件产业向航天延伸的逻辑起点。这是一个利润率更高、竞争维度不同的“增量池”。转型的定位不是替代,而是增量;不是救命稻草,而是战略试错;不是年度KPI,而是长远的能力培育。

对于汽车零部件企业而言,一旦进入航天产业合格供应商名录,这个“增量池”的战略价值,不在于填饱当下的肚子,而在于为未来储备一条不同的能力曲线。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技术同源:能力复用的经济学

转型可行性的核心,藏在“技术同源”四个字里。

商业航天对零部件的需求,集中在箭体及整流罩的铝合金与复合材料结构件、推进系统的阀门与管路、发射地面设备的液压系统、卫星总装的精密紧固件与热控部件等领域。

这些品类与汽车零部件企业在精密压铸、结构件加工、泵阀制造、轻量化材料上的积累高度重合。转型不必从零研发整箭或卫星,而是把已经在汽车领域成熟的能力,嫁接到一个标准更严、批量更小、利润更高的场景中。

这正是“能力复用”的经济学含义。企业的核心资产不是某款产品,而是制造所沉淀的工艺能力、质量体系和供应链组织能力。当原有产品的市场利润趋薄,这些能力的沉没成本可被重新配置到边际收益更高的领域。

对此,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已做出转型选择。德国舍弗勒集团与卫星运营商斯派尔环球公司战略合作,利用精密制造与机电系统的积累代工卫星零部件,计划到2030年实现航天业务年营收约2.5亿欧元。舍弗勒集团CEO直言:“航天零部件虽需耐受极端温差、满足严苛标准,但与现有汽车配套产品技术同源,无需从零研发”。

德国博泽集团联合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及柏林航天联盟,开发50至500公斤级小卫星及推进与稳定系统,法雷奥、大陆、博世等集团亦分别向航天电子系统、视觉传感器延伸。

这些汽车零部件巨头集体冲向太空的动因——当汽车零部件主业的利润率被结构性压缩,用既有能力开辟“蓝海”,比在“红海”里继续内卷更优。

国内的先行者也迈出实质性步伐。吉利汽车集团的卫星制造已步入批量化,吉利卫星工厂将单星制造周期压缩至一个月以内。

今年2月,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宁波拓普集团全资成立航天科技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经营范围直指火箭制造与发动机研发。拓普集团现有的产品线中,箭体结构件、泵阀等产品与商业航天需求高度重合,以“技术同源”切入箭体结构与动力部件。

同样是主营汽车零部件的超捷紧固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将商业航天定位为“第二大主业”,在成都与上海双基地布局火箭壳段、整流罩及贮箱制造,两条铆接产线可生产箭体结构件,已实现对民营火箭公司的稳定小批量交付。

汽车产业在百万级量产中锤炼出的降本能力、批量品控、供应链管理经验,对商业航天从“工艺品”转向“标准品”而言,中间隔着的并非天堑,而是一段可以跨越的技术升级之路,也是一条能力复用的路径。

三重约束:狂热面前的冷静

然而,商业航天需求窗口正在打开,但节奏需要冷静判断。汽车零部件向航天转型,至少面临三重硬约束,每一重都足以让轻率的转型者折戟。

第一重,市场规模的窄口径本质。航天零部件市场的容量有限,这是由航天产业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对于年产值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航天订单在相当长时期内只能贡献营收的较小比例。把航天配套当作短期业绩的救命稻草,并不现实。它的价值在于技术升级的倒逼和客户结构的优化,而非收入的即时替代。

第二重,验证周期与现金流的错配。汽车零部件从打样到量产定点,以月甚至以周计;航天零部件从试制到进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以年计是常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一家汽车零部件厂家坦承,“商业航天业务尚处于小批量交付阶段,对公司整体业绩贡献较小,客户产品型号大多尚未定型。”这意味着转型企业必须有稳定的现金流,“以车养航”需要战略耐心。

第三重,资质合规的刚性成本。汽车行业通用的IATF 16949体系不能直接替代航天要求,进入国内航天供应链须取得GJB 9001C国军标认证,周期通常6至12个月,且要求体系实际运行记录;涉军配套还需保密资格乃至装备承制资格。每一项资质都意味着人力投入、管理精力消耗与流程摩擦。资质是必要条件,拿到资质证书并不等于迅速获得订单,体系运行实际效果才是客户审核的核心。

三重约束可归结为一句话,转型的收益是远期的、窄口的、高毛利的,而成本是即期的、刚性的、持续的。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不做整机梦,做好配套事

从全球视野看,舍弗勒、博世、法雷奥等欧洲巨头的布局表明,汽车精密制造能力向航天领域的迁移路径已被验证,其底层逻辑是商业航天对工业化制造能力的结构性需求。从国内实践看,吉利、拓普、超捷的先行探索证明,从汽车结构件到火箭结构件的跨越,在技术操作和产能层面是可行的。

但在商业逻辑层面,航天是一个窄口径、长周期、高门槛的增量市场,它值得探索。最具推广价值的路径建议是:不做整机梦,做好配套事。依托既有制造能力积淀,以供应商身份嵌入航天供应链,用汽车主业的现金流滋养航天新线的成长。这是一条能力复用型的突围路径。

当然,单个企业转型很脆弱,区域生态托底才能让“飞轮”转动起来。商业航天需求拉动摊薄成本,低成本吸引更多配套企业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产能扩张又反过来支撑更低的成本。

产业集聚的协同效应,为产业转型提供了组织优势。比如,宁波一地就超过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形成了精密压铸、模具、加工、表面处理的全流程配套生态。这种协同能力在航天产业配套中同样有价值。一枚火箭的箭体结构件涉及铝合金铸造、精密机加、焊接、表面处理等多道工序,能够在方圆数十公里内完成全流程配套,对缩短交付周期、降低物流成本具有实质意义。

中小规模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更务实的路径可先成为航天供应链的二级或三级供应商,聚焦箭体结构件加工、阀门管路件、地面设备液压系统、卫星紧固件与热控部件等细分品类,以现有模具、压铸、精密机加能力承接初期打样与小批量交付,待通过一二个型号的配套验证后,再向更高价值量的部组件延伸。

比如,一家擅长精密铝合金铸造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其航天切入点不是“造火箭、卫星”,而是为火箭箭体、卫星提供符合航天标准的铝合金铸件。这种能力本位的定位,既最大化利用了既有资产,也降低了跨行业认知的门槛。抓住能力,就抓住了转型的锚点。

资本杠杆同样关键。宁波市开投集团筹建规模100亿元的商业航天产业母基金,对带着航天产业配套方案对接基金或入驻宁波商业航天产业基地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给予“一企一策”扶持。资本在这里扮演风险共担的角色,用公共资本分担企业转型前期的沉没成本,让企业敢于迈出第一步。

对政府而言,“链主招商+场景招商”的思路也值得推广。不必瞄准争夺火箭、卫星总装,而是聚焦关键零部件、卫星载荷、终端设备等配套需求环节。随着“卫星+低空物流”“卫星+智慧能源”等跨界模式不断涌现,可引导汽车零部件企业以“一企一策”方式设立研发中心或智造基地。创造场景,全方位渗透拓展,更符合市场逻辑的政策取向。

不继续内卷,转身找新场景

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性的破坏”,旧的结构在竞争中被瓦解,新的结构在废墟上生长。汽车零部件产业向航天产业的转身,就是一场对传统产业模式的创造性破坏的远征。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转身折射出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深层命题。当规模扩张的边际收益递减,产业升级的出路不用继续在同一维度上内卷,可把沉淀的能力复用到竞争维度不同的新场景中。

能力的复用,比能力的重建更经济。汽车零部件与火箭、卫星零部件,隔着的不是技术鸿沟,而是资本与制度共同铺就的升级之路。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终将由一代代“中国制造”的耐心与远见,一寸一寸地填平。

No.7191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陈旭钦

作者简介:宁波东海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太空算力》作者。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欢迎点看【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