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名大学生考上辽宁编制,入职刚满4月,全员全部选择离职

我叫姜文亮,今年二十九,辽宁锦州人,是那九个人里的一个。

对,就是标题里说的那个事。二〇二三年秋,我们九个人通过考试,考进了辽西某市(我不点名字,就说是辽西的一个县级市)的一个事业单位,有编制。二〇二四年一月初报到,五月初,最后一个人办完离职手续。四个月,九个人,一个不剩,全走了。

这件事在网上被人扒出来的时候,骂声一片。有人说我们吃不了苦,有人说我们这代年轻人不行,有人说我们是把编制当跳板。我是当事人,我坐在出租屋里,看着那些评论,一句一句看过去,最后我决定把这个事从头到尾写出来。不为辩解,就是想让后来的学弟学妹们,看清楚这里头到底是什么。

先说我们九个人是怎么来的。

二〇二三年九月,那个市发了一个“引进人才”公告。公告写得漂亮:事业单位编制,安家费,人才公寓,服务期五年,违约金三万。岗位是一批乡镇的便民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站、文化站之类的基层岗位。要求本科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不限户籍。

我们九个人,是从两千三百多个报名者里考出来的。笔试、面试、体检、政审,一套流程走下来,每一步都是真刀真枪。我笔试第七,面试第三,总分第四。我不是考不上的那种人,我是认真考进去的。

我们九个人的构成是这样的:

我,姜文亮,二十七(当时),沈阳一所大学的硕士,学的农业管理,家在锦州市区。我爸是出租车司机,我妈在超市理货。

老纪,二十九,沈阳人,硕士,学的城市规划,之前在大连一家设计院干过两年,被裁员了。

小于,二十四,朝阳人,本科,学的汉语言文学,应届毕业。

小周,二十五,内蒙古通辽人,本科,学计算机的,她男朋友在沈阳,她考这里是因为“有编制”。

大刘,三十,锦州人,硕士,学的水利工程,之前在浙江一个水利公司干了四年,想回辽宁陪爹妈。

小蒋,二十六,河南商丘人,本科,学市场营销的,纯粹是被“人才引进”四个字吸引来的,他是唯一的外省人。

小赵,二十三,本地人,就是这个县级市的,本科应届,学农学的。

小杨,二十五,鞍山人,本科,学财务。

老白,二十八,抚顺人,硕士,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我们九个里唯一的党员,思想最正的一个人。

九个人,四个硕士,五个本科。平均年龄二十六岁。这个配置,说实话,不差。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号,我们九个人到那个市报到。人事局的人很客气,开了一个欢迎会,领导讲了话,说你们是人才,是新鲜血液,是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卡,带我们看了人才公寓——一栋旧楼改造的,两室一厅住四个人,上下铺。

我当时心里有点凉,但我没吱声。我想,基层嘛,条件差点正常,熬。

然后是分岗。我是学农业管理的,分到了农业技术推广站。老纪学城市规划,分到了文化站。小周学计算机,分到了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站窗口。小于学中文的,也去了窗口。

我到现在都记得分岗那天,老纪在走廊里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文亮,我这专业跟文化站,八竿子打不着啊。”

我说:“先干着吧。”

头一个月,我们九个人,干的活儿是这样的:

我,农业技术推广站,一个月下乡两次,剩下的时间在办公室。干什么?抄材料。站里一年到头的主要工作,是迎接各种检查,检查要材料,材料要历史数据,历史数据没有,就得“整理”。我抄了整整一个月的表格,一天抄八个钟头。

老纪,文化站,也是抄材料。他的站里就三个人,站长和一个快退休的大姐。他去了以后,站长把电脑让给他,说:“小纪,你年轻,你懂这个。”

小周,窗口,每天坐八个小时,办的业务是开证明、盖章、录入。她说她那个窗口,一天来办业务的平均十四个人,剩下的时间,她坐在那儿,看玻璃外面那条街。

大刘,水利站,他跟我说,他去了两个月,没摸过一件跟水利有关的事。他天天帮站长做 PPT。

小于,办公室,整理档案。她说档案室有一万多个档案袋,她一个人,按格子摆。

这不是某一个单位的问题。我们九个人,分布在七个单位,活儿大同小异。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新人都要过的关口,熬过去就好了。

第二个月,出了一件让我心里动了一下的事。

站里有一个老技术员,姓佟,五十六了,种了一辈子地、跑了一辈子乡下,是我们站里唯一真正懂农技的人。二月里有一回,我跟佟叔下乡,去看一个大棚户的番茄,得了灰霉病。佟叔蹲在大棚里,看叶子、扒土、闻味儿,跟农户说了半天,用药、控湿、通风,说得头头是道。农户一个劲儿点头。

回来的路上,我问佟叔:“佟叔,你这套,是怎么学的?”

他说:“干了三十多年,下地下的。”

我说:“那您评上职称了吗?”

他笑了一下,说:“中级,卡了八年。论文,我写不出来。外语,我不行。职称这个东西,是给坐办公室的人评的。”

他说:“小姜,你是硕士,你有学历,你将来评职称比我快。可是我劝你一句,要想真学点东西,跟我下地。要是想在这儿混,坐办公室,那你就坐。”

他说完这句话,看着我,说:“可是我看你这孩子,不像坐得住的。”

我这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一方面,我觉得佟叔这样的人是这行的根;另一方面,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处境,干了三十多年,中级职称,工资四千一。他二十六岁那年进站的时候,大概跟我一样,也想过干出点名堂。

第三个月,我们把工资等账算清楚了。

我们试用期的工资,硕士三千四,本科三千一。转正以后,硕士四千二,本科三千八。加上乡镇补贴,多三百来块。安家费,公告里写的“硕士十万、本科五万”,实际上分五年发,一年发五分之一,而且离职要按比例退。

人才公寓,不收房租,水电自己交。这个是实的。

公积金,一个月双边一共九百多。

我算了一下我的账:我硕士毕业,二十七岁,一个月到手三千四加补贴,四千不到。我在锦州租的房子一个月七百。我给我爸妈一年孝敬一万块。我谈了个对象,在沈阳,我们俩一个月见一面,高铁一个来回四百多。

我不是嫌四千少。说实话,我考之前就知道基层工资不高,我有准备。

真正让我心里塌下去的,是第三个月月底的一次饭。

那天站里聚餐,我跟佟叔还有几个老同志一桌。喝了点酒,一个老同志,五十四了,跟我说了实话。他说:“小姜,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个单位,二十年没进过年轻人了。你来了,我们都高兴。可是我跟你说,你别在这儿耗。你要是有路子,赶紧走。你要是没路子,就认命,跟我们一样,混到退休。”

我问他:“为啥认命?”

他说:“你看我。我五十四了,副高没评上,一个月四千七。我儿子在沈阳买房,我这些年攒的钱,付了个首付的零头。我这辈子,就守着这个班,一步没挪。我年轻时候也考过研究生,差四分。我有时候想,我当年要是再复读一年……”

他喝了口酒,说:“小姜,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日子苦,是日子一眼看到头。我这个头,三十年前就看到了。”

那天晚上,我在人才公寓,跟老纪、大刘、小于,四个人喝啤酒,聊到夜里两点。

就是那一晚,我们四个人,头一回把“走”这个字说出口了。

老纪说:“我是干城市规划的,我在这儿的四个月,我本行的东西,一样没用上。我的专业,两年不用就荒了。我三十一了,我耗不起。”

大刘说:“我在浙江干水利,一个月一万四。我回来的时候想,挣少点没事,陪爹妈。可我现在,钱少,专业也丢了。我爹妈看我这样,也叹气。”

小于说:“我一天抄八个小时的表格,我是个汉语言文学的本科生,我抄表格。”

我说:“佟叔他们那些老同志,当年也是有理想的。”

我们四个人,那一晚谁也没劝谁。就是喝。

第四个月,事情加速了。

四月里,两件事。

第一件,小周辞职了。她是第一个。她辞职的直接原因,是跟她男朋友领了证,调去沈阳了,考上了沈阳的一个国企。她办手续的时候,单位的人事说:“违约金三万,一分不能少。”她交了。她走的那天,请我们剩下的八个人吃了顿饭,吃到一半,她哭了。她说:“我不是嫌这儿不好。我是坐窗口坐了四个月,我知道了,我三十五岁、四十五岁、五十五岁的时候是什么样。我怕了。”

第二件事,是老白。老白是我们里面思想最正的,学马列的,真心想干点事的。他在文化站,四月里搞了一个活动,想给镇上的留守老人拍一套照片,办一个小展览。他写方案、跑场地、自己掏钱买相纸,折腾了半个多月。最后展是办成了,在镇文化站的院子里,来了三十多个老人,效果特别好,有个老太太看着自己照片哭了。

老白的展览办完第三天,站长找他谈话,说:“小白,你这个活动,没报备,出了安全问题谁负责?照片里老人要是有人不愿意让外人看见,来闹,怎么办?以后这种事,先打报告。”

老白跟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公寓楼下,他抽着烟。他说:“文亮,我不怕打报告。我是怕打了报告,就没有这个活动了。”

他说:“我念了七年马列,我信里头的东西。我想干点实事。可我这四个月明白了,在这儿,‘不出事’比‘办成事’重要。我这个人,学的是‘办成事’的道理,待在一个‘不出事’的地方,我这个人自己就拧了。”

老白是四月二十号走的。他考上了辽宁省委党校的博士。

老白一走,剩下的七个人,心里那道堤,就开始漏了。

我这个人,做事前爱算账。我把我们九个人这四个月过的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我捋出来这么几条。

第一条,我们考进去的时候,心里装的东西,和单位给我们的东西,是两套系统。

公告上写的是“人才引进、乡村振兴、广阔天地”。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下去,跟农户打交道,搞技术推广,搞乡村规划,干出点看得见的东西。这是“干事的系统”。

单位实际运转的,是另一套系统:材料、检查、报表、坐班、别出错。这是“守摊的系统”。

这两套系统,一个招人,一个用人。招人的时候用干事的话,用人的时候按守摊的规矩。人就拧巴了。

第二条,我们的工资结构,撑不住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硕士的人生。

四千块,对一个二十三岁、本地、家里有房的孩子,是够的。小赵是本地人,他其实是最能待住的。可小赵也走了,他走的原因是考上了省里的事业单位。对一个要成家、要买房、要还助学贷款的外地年轻人,四千块加上一眼看到头的晋升,这道数学题,谁算都是负数。

我不是说钱是唯一的标准。可你得承认一个事实:一个社会用什么价钱请一个人,就是在告诉这个人,你值多少。三千四请一个硕士,这个价钱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岗位把你当什么。

第三条,也是我这些年想得最重的一条:那地方不是不好,是它不需要我们。

我后来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九个人,带着专业去的,农业管理、城市规划、计算机、水利、马列。可我们到了岗位上,没有一件事,是必须要用我们的专业才能干的。抄表格,初中生能抄。坐窗口,培训一个月都能坐。做 PPT,谁都能做。

一个地方招九个人,招进来却没有一件事非他们不可,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编制不是为了“用”人才设的,是为了“有”人才设的。引进的目的是完成引进,人才是个指标,不是个用途。

我们不是被累走的,是被“闲置”走的。一个人最受不了的,不是苦,是没用。

五月,剩下的人陆续都走了。

老纪五月一号走的,回大连,原单位的设计院重新要他。大刘五月九号走,回浙江,他原来的公司还留着他的位子,工资涨到了一万六。小蒋五月十二号走,回河南,他家给他张罗了个生意。小杨五月十五号走,考上了鞍山的一个银行。小于五月二十号走,去了沈阳一家教辅公司。小赵是最后走的,五月二十六号,他拿着省里的录取通知,站在他爹妈面前,他爹说了句:“总算走了。”

我自己,是五月十八号办的离职。

我办手续那天,人事局的一个大姐,看着我的表,叹了口气,说:“你们这批九个,全走了。我们这儿的引进人才留存率,百分之零。”她说:“小姜,我在这局里干了二十多年,头一回见整批走光的。”

她说:“可是我不怪你们。要是我二十七,我也走。”

我交了违约金两万四(按比例算的)。我签了字,把工牌交了。走出人事局大门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太阳挺好。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对面的街上,有一个卖烤地瓜的,炉子冒着白气。

我忽然想起佟叔说的那句话:“要想真学点东西,跟我下地。”

我心里最难受的,不是走。是我走的时候,觉得对不起佟叔。这个单位里,唯一真正需要帮手的人,是最不可能得到帮手的人。因为我们这些“引进的人才”,来的时候就不是奔着他去的,走的时候,也没带走他那一身本事。

佟叔送我,送我到站里门口,说:“小姜,走对了。”他说:“我这辈子让人‘走对了’这句话送走的年轻人,你是第十七个。”

我现在在沈阳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做技术服务的项目经理,一个月一万二,常年在辽宁各地跑,跟合作社、跟种植大户打交道。我干的活儿,说穿了,就是我当初考编制想干的活儿,下乡,讲技术,解决问题。区别是,我现在是在体制外干的,一个需求给我发一份钱,干得多拿得多。

有意思吧。同一个活儿,体制内四千,没人给你干;体制外一万二,我干得起劲。

二〇二五年春天,我出一趟差,正好路过那个市。我特意绕了一下,去了我们站里。佟叔在,快退了。他看见我,很高兴,拉着我说话。他指着站里说:“你们走了以后,第二年又招了六个。”他说:“上个月,走了四个。”

我坐在他办公室,没说话。

他送我出来,在门口,跟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小姜,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说:“佟叔,我不敢说大的。我就说一句我自己的体会:鱼放错了缸,不是鱼错了,也不是水错了,是放鱼的人,没想清楚这口缸是干嘛的。”

这件事过去一年多了。我心里翻来覆去,总结了三句话。不是什么大道理,是一个走过这段路的人的实在话。

第一句,说给后来想考编制的年轻人:编制这个东西,解决的是“稳”,解决不了“值”。你要想清楚你这个人要什么。你要的是安稳、离家近、旱涝保收,那你就得接受钱少、事杂、一眼看到头,这是同一个价钱的两面,不能只拿一面。你要的是干事、成长、专业不荒废,那你要看的不是“有没有编”,而是这个编后面,有没有一件非你不可的事。没有一个编制值得你用五年的黄金年龄,去换一个四千块的“没事干”。查那个单位,别看公告,去看两样东西:一是这个单位过去十年,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留下了几个;二是你应聘的那个岗位,去年的具体工作清单。这两个东西,比公告上所有的漂亮话加起来都真。

第二句,说给那些单位:留不住人,别老怪年轻人。九个人四个月走光,一个两个是年轻人的问题,整批走光,是系统的问题。这个系统的问题,无非三条:招人的话跟用人的活对不上;给的钱跟人的年龄对不上;画的饼跟实际的成长对不上。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是不能吃没有意义的苦。你把一个硕士放在那儿抄一年表格,还让他背三万块的违约金、写“服务基层”的保证书,这不是留人,这是耗人。真想留人,就一条:给他一件非他不可的事,再把这件事干好干坏的结果,跟他个人的上升通道接起来。能做到,四千块也有人陪你干五年;做不到,一万块也留不住。

第三句,说给我自己,也说给所有在“走”和“留”之间挣扎的人:人这一生,最贵的是三样东西,时间、专业、心气。时间回不来,专业荒得起,心气一散就聚不拢。我走的那天,最怕的不是丢了编制,是我再待两年,就习惯那种日子了,习惯以后,就真觉得“日子本来就该是这样”。一个人真正的危险,不是选错,是把自己选的那条路上的“看到头”,当成全世界。佟叔他们那代人有的是没得选,我们这代人有得选,有得选还不敢选,才是真可惜。

小赵现在在省里那个单位,干得不错,前阵子给我打电话,说:“文亮,咱们那九个人,现在群里还留着,谁也不退群。”

我说:“那可不退。九个人一起考上,一起走光,这份共同经历,上哪儿找去。”

他在电话那头笑,笑完了说:“你说怪不怪,那四个月,苦是真苦,现在想起来,倒有点想。”

我说:“我知道。咱们想的是佟叔那大棚里的番茄,是老白给老太太拍的照片,是那年冬天公寓里一起喝的那顿啤酒。”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

远处铁西的灯火一大片。我想起那个县级市,冬天风大,街上没什么人,站里的炉子烧得挺旺,佟叔的大茶缸子放在窗台上,冒着气。

那个地方没有留住我们九个。可那个地方有佟叔这样的人在守着。走的人不该忘了那点炉火的暖,守着的人,也该有人给他们递一把柴。

这把柴怎么递,是我们这代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