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去供销社报到走错路,被分到快倒闭的收购站,如今肠子都悔青了

我叫李建国,1976年生人,老家湖北黄冈下面一个镇的。1998年我从地区财贸学校毕业,学的是会计统计,那时候还包分配。派遣证上写的是“黄冈县供销合作总社”,地址在城关镇胜利街18号。我拿着派遣证坐了两个小时中巴车到了县城,下车问了个人,人家手一指:“胜利街往东走,到头就是。”

我背着蛇皮袋往东走,走了快二十分钟,看见个院子门口挂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子,上面写着“黄冈县供销社废旧物资收购站”。我寻思着可能就是这儿了,县供销总社下面管着好几个单位,在一个院子办公也正常。院子里没人,就一条大黄狗趴树荫底下吐舌头。我喊了两声有人吗,从仓库那边出来个老头,光着膀子,肩膀上搭条毛巾,问我干啥的。我把派遣证递过去,老头翻来覆去看了三遍,问我:“你找总社?”我说对。老头把派遣证还给我,拿毛巾擦了把脸,说:“总社在前头十字路口往北拐,三楼,红牌子。我这儿是收购站,归总社管不假,但不是一个院。”

我臊得脸通红,道了谢扭头就走。刚走到院门口,老头把我喊住了:“小伙子你等会儿。”他走过来,围着我看了一圈,问:“你学啥的?”我说会计统计。老头眼睛亮了一下,说:“会打算盘不?”我说会,我打算盘在全班排前三。老头一拍大腿:“那你别走了,就留我这儿吧。我这儿缺个记账的,原来那个老会计上个月退休回老家了,现在一堆账没人理。你去总社报到,他们也是把你往下面分,咱收购站也是供销社的编,我给你开接收函,你直接留下。”

我犹豫了半天。说实话我当时连收购站是干啥的都不太清楚,就看见院子里堆着破铜烂铁、旧书报纸、酒瓶子烂塑料,墙根底下还码着两垛猪鬃。老头看我犹豫,又说:“你别看咱这儿破,活儿轻省,不坐班,账记完了你想干啥干啥。而且——”他压低声音,“咱这儿有外快。”我没听懂啥意思,但想着去哪儿都是干活,总社说不定还真把我往更偏的地方分,就说行吧。

那老头姓孙,是收购站站长,手下还有两个正式工和一个临时工,加上我总共五个人。孙站长当天就让原会计跟我办了交接,我一看那账本,前面十几页还像回事,后面全是鬼画符——孙站长自己记的流水,买谁家多少斤废铁、付了多少钱,字歪歪扭扭,数字写得跟虫子爬一样,有些地方干脆画个圈就当记账了。我问他这圈啥意思,他嘿嘿一笑:“忘了。”我花了半个月才把账捋顺。

收购站的业务很杂,主要是从各村收上来的废品,再往上一级公司交。但孙站长跟周边几个村的村干部关系铁,除了废品还倒腾点别的——收花生的时候帮粮站代收,收棉花的时候帮棉站代收,中间抽个手续费。这些都不走账,孙站长让我单独立个本子记,我那时候年轻,觉得领导让记就记,也没多想。

真正让我尝到甜头的是那年秋后。孙站长带我去村里收猪鬃,到了地方一看,好几户人家的猪鬃都堆在柴房里沤着,有的都发霉了。孙站长跟村干部在屋里喝茶,让我去挨家挨户看货。我看了一圈回来,跟孙站长说:“有几家的猪鬃保管不行,霉了的不能要,但没霉的那几家,货是真不错,又长又密。”孙站长在桌底下踢了我一脚,转头跟村干部笑:“行,都按一等收。”回去的路上我问他为啥,他说:“霉的掺在好的里头,交上去人家验收员是我老表,打个招呼就过了。这一趟多挣这个数。”他伸出一只手,我算了一下,够我三个月工资。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合规矩,孙站长斜了我一眼:“规矩?你告诉我啥叫规矩。咱这收购站一年上头上面拨几个钱?你工资从哪儿来?不从这儿抠,你喝西北风去。”我闭嘴了。

到了2000年,供销社系统改制,上面要求各基层单位自负盈亏,效益不好的直接撤并。总社开大会,宣布几个收购站合并成一个,裁掉一半的人。我们站因为孙站长路子野、业务活,不但没被撤,还把隔壁镇的收购站并进来了。人员怎么安置?孙站长让我拿方案。我照着账本底子,把每个人的业务量、出勤天数、经手的流水全列出来,做了张表,谁该留谁该走一目了然。孙站长看了半天,跟我说:“建国,你这表做得太明白了,上面一看,我这站长第一个该走。”我吓了一跳,说那我改改。他摆摆手:“不用改,你做得对。你就照这个报上去,我自有办法。”

后来孙站长没走成,因为他把表报上去的时候,在底下加了一行字:“以上人员分流建议,由站长孙德厚提出。”总社领导一看,这人觉悟高啊,主动拿自己开刀。结果不但把他留下了,还让他当了合并后的收购站站长。我算是看明白了,这老头精得跟猴一样。

2003年,上面搞“减员增效”,让基层社报内退人员名单。孙站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递了根烟给我,说:“建国,你来了五年了,账做得漂亮,人也踏实。但这地方庙小,装不下你了。我报了内退,这次真退。走之前我跟总社推荐了你接站长。”我当时眼睛就热了,说孙叔你别走。他拍了我一巴掌:“傻小子,我走了你才能上。我在这儿杵着,上面永远拿我当站长用,你就永远是个记账的。记住了,以后账要做,人情也要做,但不能太过,过了早晚出事。”

孙站长走了之后我接了站长,头一年还行,第二年就出事了。原来孙站长在的时候那些“老表”“老铁”的关系,到我这儿全成了窟窿——粮站代收的货款对不上,棉站交过去的棉花降了级扣了钱,人家不认账。我熬了半年,头发掉了一大把,最后实在扛不住,打报告申请调去了总社档案室管档案,一直到去年提前退了休。

前阵子我回镇上吃酒,碰见当年收购站那个临时工老周。他后来包了村里的鱼塘发了点小财,喝了两杯跟我说:“建国啊,你亏大了你知道不?当年你要是留在总社,现在起码是个副科级待遇。你倒好,跑收购站转一圈,最后管档案去了。”我笑了笑没接话。

晚上回家翻抽屉,翻出来当年在收购站记的那本私账——我留了个心眼,孙站长让我记的那些不走账的流水,我自己偷偷抄了一份,前年整理东西才翻出来。我拿给我儿子看,我儿子在武汉读大学,学的是财务。他翻了翻说:“爸,你们这账搁现在叫两套账,是要进去的。”我说你爹当年要是不记这个,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他嘿嘿笑,说那你们这供销社倒得也不冤。

我把那本子又放回抽屉最里头了。有时候想想,那年要是我没走错路,老老实实去总社报到了,现在会咋样?说不定也跟老周说的似的,混个副科级,每月多几百块钱退休金。但再一想,我在收购站那五年,看孙站长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在夹缝里扒拉钱、怎么在改制里头保人保岗,这些东西,坐办公室看文件是学不来的。亏是亏了点,但真要说后悔,也没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