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覃守业,今年64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

我这辈子做了两样生意,年轻时在贵港港上做木材,中年回乡下搞生猪养殖,赶上了几回好行情,攒下了你们标题里说的那个数——1240万,一分没动,在三家银行分着存。我到今天没结过婚,一个人住在江北大道边一套一百四十平的房子里,洗衣机是全自动的,我用了六年,塑料膜都没撕。本地人背地里都讲:覃老板这个人,有钱,孤寒,古怪。他们讲得都对。只有一件事他们不晓得——我这1240万,不是攒给自己的,是攒给一个死了三十四年的人的。今天我把它讲出来,讲给谁听都行,反正我这条船,也该靠岸了。

我出生在贵港乡下,家里穷到什么地步?我十八岁之前没穿过一双买的鞋。我底下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是老大。我妹妹阿秀十几岁就进了县里的针织厂当挡车工,一个月三十八块,全数交给我妈,我妈再一块一块抠出来给我们交学费。我们这一家人的命,是互相垫着垫出来的。所以我很早就认一个死理:这个世上,钱是硬的,人情是软的,软的东西靠不住,硬的才能救命。这个理儿,后来证明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一个错,可在当时,它是我的命根子。

1987年,我二十五岁,我妈高血压拖成了脑梗,在县医院躺了两个月。那两个月,我在医院走廊里打地铺,白天回家凑钱,晚上守夜。病房里有个护士,姓韦,叫韦秀兰,比我小两岁,浔州人。她夜里查房,看我守得糙,教我怎么给我妈翻身、擦背、活动手脚,说脑梗的病人,三分治七分养,你做仔的这双手,比什么药都金贵。我妈最后没能下床,出院瘫痪在床,又是她手把手教我们家怎么护理,褥疮怎么防,呛咳怎么拍。我妈临走前一年,神志时清时混,清醒的时候拉着韦秀兰的手,含含糊糊讲了一句:阿兰,你做我家媳妇好不好。韦秀兰红了脸,没讲好,也没讲不好,低头给她掖了掖被角。1989年,我们订了婚。她讲,守业,我不要金器,你就给我打一张杉木床,你在港上做木材的,挑一块好料。我挑了最好的水杉,请了城里最好的木匠,床做到一半——她病了。牙龈出血,青一块紫一块,人一天天白下去。县医院查不出来,转去南宁,又转去广州,最后那张诊断书我到现在还能一个字一个字背出来:急性髓系白血病。

那一年是1990年,我二十八岁。我到今天都不愿意去算那笔账,可我天天都在算:化疗一个疗程多少钱,骨髓移植配型要多少钱,缺口是七万块。七万块,1990年的七万块。我在港上的工友兄弟们,把买米的钱都掏出来了;我妹妹阿秀,把准备结婚的缝纫机和金耳环卖了;我弟弟把给家里起房子的宅基地上的杉木,砍了,贱价卖了。我跪着借遍了能借的人,凑到了六万一。差九千。就差九千。我眼睁睁看着她一天天往下沉,1990年冬天,她在我怀里走的。走之前她已经讲不了太多话,她攥着我的手,讲:守业,不怪你。你要好好过。她走后第二年,那张杉木床才从木匠家抬回来。我把床放在老屋,一放放到今天。我用麻布盖着,一年擦两回。木匠当年笑话我,说覃老板,全贵港最贵的床,睡的是灰尘。

她走以后,我这个人就剩一副骨头架子在挣钱。我不要命地干,木材、货运、生猪,哪样来钱干哪样。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前十年还有热心人,后来没有人再提了。不是没有好的,有一个在卫生院做会计的女人,人很实在,跟了我两年,最后她讲:覃守业,我坐你的对面吃饭,你眼睛里没有我,你眼睛里有另外一个数。她走的时候我没留。我晓得她说得对。我心里那个洞,三十四年了,我往里面扔钱,一张存折满了换一张,我总觉得等我攒够了一个数,就能把1990年那个冬天买回来,把那九千块钱的缺口堵上,她就能从那张诊断书里走出来。钱这个东西最狠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你觉得万事都有一个数,凑够了就行。可我凑了三十四年,凑到1240万,那个冬天一分钱都没有便宜我。

去年秋天,体检,我查出了糖尿病,血压也高,医生讲:你这个年纪,光有钱没有用,要有伴,有热饭,有牵挂。我听完嘴上应着,心里还是那句老话:我晓得。真正把我敲醒的,是我港上的老兄弟阿坤。他脑梗住院,儿女在外省,老婆腿脚不便,我去陪床。夜里病房很静,隔壁床一个老头跟我闲聊,讲他儿子在广东打工,孙子读书好,他这次住院,新农合……哦不对,如今叫城乡居民医保了,报了七成,他讲这话的时候脸上那个知足,我这辈子在任何一个银行柜台都没见过。老头问我:老哥,你子女呢?我讲:没有。他愣了一下,拍拍我的手背,讲:那你钱再多,夜里痛的时候,喊哪个?就这一句。当天夜里我坐在走廊,医院的灯白花花的,我想起1987年,我也是这样坐在走廊,有个姓韦的护士轻轻走过来,问我:做仔的,你守了多少天夜了?你也是人。三十四年前那句话,三十四年后才砸到我天灵盖上。

从那以后我开始做几件事,有人讲我是钱多烧的,随他们讲。我把乡下老屋翻修了,办了个老年饭堂,村里老人一块钱一顿,伙食我请了两个师傅做,油水要足;村里的孤寡老人,我托村医一个个摸底,床头缺轮椅的添轮椅,低保户里更难的几户,我托村委会悄悄补。我资助两个娃读书,一个是孤儿,今年高考,考上了南宁的大学,念的临床医学,娃跟我讲:覃公,我以后想做医生。我讲:好,做医生好,做护士也好,都好,白衣裳那一行,是天底下最好的行当。我那个做挡车工的妹妹阿秀,退休了天天来监工,讲:哥,你早二十年醒过来,妈能多享十年福。我讲:妈享了,韦秀兰替我伺候了最后一年,那份情我记在账上,如今连本带利,还给老人。腊月里,饭堂办了第一次年饭,村里老人来了四十几个,我侄孙在桌上开了一锅他寄回来的柳州螺蛳粉,酸笋一冲,老头老太太们又骂又抢,那碗粉的热气腾起来,糊了我一眼睛的泪。苏州一个老客户听说了,非要给我寄一箱阳澄湖大闸蟹来给老人们添菜,我头一回没收礼,这回收了——老哥子们一人一只,学着用蟹签,笑得缺了牙的嘴都合不上。大年三十晚上,我那套一百四十平的房子头一回有了人气,我妹妹一家、弟弟一家都过来,我拿出一坛三十年的米酒,喝了三盅,头一盅敬我爹妈,第二盅敬她,第三盅,我敬我自己——敬这个糊涂了三十四年的覃守业,总算把“有钱”两个字,花在了“人”字身上。

我还是没有结婚。前几天村里的媒人婆还来讲:覃老板,镇上有个退休的女老师,六十一,斯斯文文……我讲:媒人婆,让我想想。我是真的在想,不是推。那本叫《活着》的书,资助的那个大学生娃寄给我的,我在灯下看了三个晚上,看到福贵一个人牵着牛,我忽然明白了:人不是不能一个人过,人是不能没有“念想”过。以前我的念想是个洞,往里扔什么都没声响;如今我的念想是饭堂里四十几张嘴,是两个娃的学费,是账上那个终于开始往下走的数。1240万,我打算这辈子看着它变成路、变成饭、变成别人的病床前有人递的那一杯水。有钱又怎样?有钱,就是这个数从“守”字,变成了“还”字。还什么?还当年差的那九千块——我如今算明白了,那九千块,从来就不是要还到账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