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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被限高那天,我是从朋友圈知道的。

他发了张截图,12306的页面,红色一行小字,说根据相关规定,暂时无法为他购买G字头车票。配文只有两个字:行吧。

下面一排点赞的,有我们几个大学同学,还有他以前公司的下属。没人敢评论。大家都清楚,他公司去年倒了,欠了一屁股债,从老板变成被执行人,也就半年光景。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起来第一句是:“你也看到啦?”

我说看到了。他笑了一声,说:“其实也没啥,我以前出门不是飞机就是高铁,现在好了,彻底接不上地气了。明天我要去趟郑州,只能坐绿皮车,六个半钟头。你有空没有,陪我一块儿去,就当体验生活。”

我那时候手头的事刚忙完,也存着点看他笑话的心思,就答应了。

现在想想,这趟车坐得值。不是看他笑话看值了,是这一路把我一些想当然的东西,全给掀了个底朝天。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在火车站北广场见到老周。

他穿一件灰色夹克,拉杆箱换了,不再是以前那个银色的日默瓦,换成一个深蓝色的帆布箱子,边角磨得发白。头发倒是梳得整整齐齐,人看着比上个月瘦了一圈,下巴上的肉没了,颧骨支棱起来。

他见我第一面,先递过来一张纸质票。

“现在买票都用身份证了,他还给我出张纸的,我留个纪念。”他晃了晃那张票,折痕已经有了,“你猜怎么着,我昨天在手机上买,系统让我去窗口核验。我在窗口排了四十分钟,人家说,我这身份证没进什么系统,得拿判决书来。我又回家翻判决书,再来排队,才给我弄出来。”

我说:“值当吗,为张票折腾一上午。”

他说:“值当。我最近发现,人一旦被限了,所有事都得提前一天想。以前出门,衣服往箱子里一塞,手机买票,到站走人。现在不行,现在每件事都得拆成三步走,每步都可能卡住。”

进站的时候,他走在前面,刷身份证,闸机“嘀”一声开了。他回头冲我乐:“看,这个还能用。”

那表情有点像小孩过了一道坎,我看着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上了车,车厢里一股泡面味混着汗味,过道里堆着编织袋和那种装涂料的大塑料桶。老周把包举上行李架,动作很熟练,一点不像是第一次坐这种车的人。

我们找到座位坐下,对面是一个老头,带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小孩趴在窗户上往外看。旁边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怀里抱着一大包用床单裹着的东西,看着像被子。

车开起来以后,老周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窗外,好一会儿没说话。

我以为他犯感触,刚想找个话头,他先开口了:“你知道我这半年最难受的是啥吗?不是没钱。”

我说是啥。

“是没法安排自己的时间。”他转过头来,“以前我做生意,今天在深圳,明天飞北京,后天回郑州见客户。我脑子里的地图是高铁三小时圈、飞机两小时圈。现在呢,我得先翻一遍哪些车能坐,再算提前一天能不能到,住哪儿能便宜点。这还是能出门的情况,有时候项目急着要见人,我一算时间,根本赶不上,那就只能让别人去。别人去多了,人家就不带我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得很,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问他,公司到底是怎么倒的。

他摆摆手:“今天不说这个。说了你也不爱听,我也不爱讲。反正就是杠杆加多了,一断,哗啦一下,全下来了。我认。”

对面的老头一直没说话,听到“杠杆”这个词,看了老周一眼,又低下头去。

那个抱被子的女的一直在刷手机,刷了一会儿,忽然抬头问老周:“大哥,你是被限高的?”

老周愣了一下,点点头。

女的把手机往他跟前一递:“那你帮我看看,这个软件,我老公明明没欠那么多钱,法院咋给他算成这个数了?他那个是交通事故,赔了钱的呀,咋又冒出来一笔?”

老周接过手机,划拉了几下,眉头皱起来:“你这个得看判决书,光看这个看不出来。他有没有去申请异议?”

“申请了,没用。人家说要等。”

老周把手机还给她:“那你就等。这种事急不得,急了容易被人骗。有人跟你说能花钱消掉的,都别信。”

女的眼睛亮了一下:“那到底有没有可能消掉?”

老周说:“有可能,但得看你是不是真占理。占理的话,找律师,写材料,一步步走。不占理,那就只能认。你别听外头瞎传,什么花多少钱就能解除,那都是骗人的。”

女的叹了口气,把被子往怀里紧了紧,说她是去郑州找她老公的,她老公在那边工地上干活,被限了之后出不来了,她得过去一趟。

“我以前也坐高铁,现在不行了,舍不得。其实坐这个也挺好,就是慢点。”她说着,自己也笑了一下,“就是这被子,我给人带的,人家给钱,二十块。高铁上没地方搁。”

老周也跟着笑,笑得挺自然。

我心里头那点看笑话的意思,这时候已经淡了。

到了午饭的点,推小车的乘务员过来,盒饭十五块钱一份。老周要了一份,我也要了一份。他打开盒盖,扒了两口,说:“你知道高铁上多少钱?”

我说四十五。

“六十。”他说,“我以前从来不看价,直接拿。现在我算,十五块钱,有肉有菜,挺值。就是米饭硬点。”

他这话说得随意,旁边那女的插了一句:“大哥你这心态好。我老公不行,被限了之后天天耷拉着脸,觉得丢人。”

老周说:“丢人肯定是丢人的。我头一回坐这个车,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后来想明白了,不好意思能当饭吃?我现在见人就说,我坐绿皮车来的,我欠钱,我认。人家爱怎么看怎么看,我先把事办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停了一下,像是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有些事,还是过不去。”

我问他什么事。

他说:“上礼拜,我闺女学校要开家长会,要求家长签字,还得带孩子去参加一个什么社会实践,去外地,统一坐高铁。我闺女回来跟我说,爸爸,你能不能不去,让我妈去。她没直接说原因,我后来才知道,是怕我买不了票,到时候在别的家长面前难看。”

他说到这儿,声音低下去,没再接着说。

我也没接话。对面的小男孩这时候闹起来,老头从兜里摸出一根火腿肠,把包装撕了递给他,小孩才安静。

过了一会儿,老周又说:“你说限制,我理解。我欠钱不还,你限制我高消费,应该的。我不坐高铁,不坐飞机,不住星级酒店,这都合理。可问题是,这些东西它现在卡的不光是高消费,它卡的是你怎么过日子。”

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翻了几下,递给我看。

是他之前跟一个客户聊天的截图。客户在苏州,让他过去看一批货。他查了查,高铁两个半小时,硬座八个多小时,到地方还得换公交。他最后回了一句话:我给您派个人过去。

“这单生意就没了。”他把手机拿回去,“两千块的活儿,我派个人去,来回车费住宿费,我挣什么?我不去,人家觉得我不上心。可我怎么去?连夜坐硬座去,到了地方黑着眼圈跟人谈事,人家还敢把活儿给我吗?”

我问他,像这种情况多不多。

“多。太多了。”他叹了口气,“你以为最难受的是坐绿皮车?不是。最难受的是你明明知道自己能做的事,被一张票挡住了。做生意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在场。你人到了,事儿就成了一半。你人不到,光打电话发微信,人家心里就没底。我现在就是,能不到就不到。有些关系,就这么慢慢断了。”

这时候,那个抱被子的女的忽然说了句话,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

她说:“你们男的还好,我们女的,有时候连个硬座都抢不上。”

她这话把我说愣了。

她看我们看她,索性把被子往旁边座位上一放,说:“我去年在服装厂干活,老板跑了,欠了我四个月工资。我去告他,打赢了,可钱拿不到。我老公那会儿还没出事,我俩寻思出去找活干,换个城市。结果我老公被人告了,交通那个事,判下来,限高了。他去找工作,人家一听他不能出差,不能坐飞机,直接就不要。你说,人家招个司机,一个月五六千,本来要跑长途,你被限了,跑不了,那人家要你干啥?”

她顿了顿,又说:“我也被问了。我跟他一块去的,人家问家庭情况,我说我老公有点官司,人家就不吭声了。回来等消息,等了一个礼拜,没信儿。我打电话过去,人家说招满了。”

老周听到这儿,扭头看了她一眼。

她接着说:“我后来想明白了,人家不是因为你欠钱才不要你,是因为你麻烦。你有官司,你就随时可能被叫走,你可能出差出不了,你可能哪天工资卡还被冻了。人家做生意的,最怕麻烦。”

老周点点头,说:“你这话说到根上了。我招人的时候,也不爱招家里有事的。不是我心狠,是我顾不过来。”

那女的说:“所以你也不容易,你招人也不容易,可我是个干活的人,我就想找个地方干活,怎么就这么难?”

她这话说得不重,但我听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回答。

老周也没马上接。

他想了想,说:“你这个事,我得跟你说实话。你老公那个交通的,如果是法院判了赔偿,没按时给,被列了,那确实是有规定的。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要是能找到原告商量,分期给,给一部分,让人家去法院申请把你老公从名单里拿下来,那就还有缓。我认识一个人,就是这么弄的,他没全给,给了一半,人家同意,就解了。”

女的赶紧问:“那怎么找?”

老周说:“你到郑州,让你老公去找当时的承办法官,就说你现在确实困难,想调解,分期履行。态度要好,别硬顶。人家法官也愿意结案,你主动还钱,他省事。你要是说,‘我没钱,爱咋咋地’,那人家凭啥帮你?”

女的连连点头,从包里翻出个本子,记。

老周看着她记,忽然说了句:“我跟你讲这个,是我这半年自己想通的。以前我也是,觉得限就限吧,我认栽。后来发现,不行。你不理它,它越卡越死。你得伸手去够,够不着也得够。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被逼的。”

那女的抬头问:“那大哥你现在够着了吗?”

老周停了一下,说:“够着一部分。我现在有个小生意,做点建材倒手,利润薄,但也得跑。跑不快,就跑慢点。我有个伙计,他开车,我们一块儿出去。他开一天,我跟他聊一天,反正路上不浪费时间。这也算个法子。再就是我把客户往近处筛,远的能推就推,实在要去的,提前一天走,当出差,多住一晚。”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但那笑里头有点苦。

“你说,要是搁五年前,我哪能想这个。五年前,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我觉得世界就是我的。现在,世界缩到一天车程以内了。”

那女的记完,把本子塞回包里,说了声谢谢。

老周摆摆手:“谢啥,都是被架起来烤的人,能递句话就递句话。”

车到商丘的时候,上来一批人,车厢里一下子挤起来。有个中年男人扛着个大包,在我旁边站了半天,老周往里挪了挪,让他搭了半个屁股。

那男人坐下就掏手机,听语音。语音外放,对面是他媳妇,问他到哪儿了,孩子发烧了。男人说刚上车,还得四个小时。那头就抱怨,说他也不知道早点回。男人嗓门一下大了:“我咋早回?我昨天就走不了,车就这一趟!你别催了!”

挂了电话,他叹了口气,跟老周说:“出来干活的,哪能说走就走。”

老周点点头:“都一样。”

那男人看了一眼老周桌上的火车票,问:“你也去郑州?”

老周说:“去办点事。”

男人“哦”了一声,没再多问。

我忽然意识到,在这车厢里,没人问老周“你咋不坐高铁”。这问题如果搁在他的朋友圈,可能有人会问。但在这儿,问出来就挺傻的。因为答案明摆着。

下午两点多,车晚点了二十分钟到郑州。

下车的时候,老周接到个电话,是他那个伙计,说车在停车场等着。

老周说:“稍等,我上个厕所。”

我们在站台上等他的时候,那女的也下了车,背着被子,跟我们招了招手,说:“大哥,谢谢你啊。我这就去找我老公。”

老周出来,看着她的背影,说:“她老公那个事,其实好办,只要原告那边松口。就怕……”他没往下说。

我们在停车场看到伙计的车,是一辆旧帕萨特,里头一股烟味。伙计姓刘,四十来岁,以前在老周公司开车,公司倒了之后,他没走,现在帮老周一块儿跑。

上车以后,老周跟刘师傅说:“先不去酒店,去建材市场。”

刘师傅一边打火一边说:“周哥,那个姓李的老板刚才又打电话了,说那批货,问咱能不能先给一半,剩下的下个月。”

老周皱了皱眉:“一半?上次说好的,现款现结。他怎么变卦了?”

“他说最近资金也紧。”

老周没马上回话,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说:“这样,你等会儿到了市场,先别进去,我一个人去。我先跟他磨一磨,实在不行,一半就一半,但得让他把下一批的订货单签了。”

我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个老周跟车上那个老周,又不太一样了。

车上那个老周,讲的是自己的处境和难处。下了车,讲的是钱、货、单子。

到了建材市场,他下车,关车门之前跟我说:“你在车上等我,最多半小时。这事急不得,我进去先看看他什么脸色。”

他走了以后,刘师傅回过头跟我说:“周哥现在比以前难多了,但人比以前稳。以前他说风就是雨,现在他知道磨。有些事磨不下来,他就认。我们俩出车,他经常一上车就睡,睡得打呼噜,到地方一叫就醒,醒了就开始打电话。也挺好,累是累,没以前那么躁。”

我说:“他那个限高,你们出去咋办?”

刘师傅说:“咋办,他一般不出远门,就我在周边跑。有时候实在要出远门,就坐绿皮车。我开车送他,那不行,油费过路费太贵。他坐绿皮车,我开过去等他也行,就是时间得算好。有一次,他去武汉,坐了一夜的硬座,我开车过去,到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了他两个钟头。俩人碰头,吃碗热干面,他跟我说这一路的见闻,说得还挺乐。”

刘师傅笑了一下,又补了一句:“就是有时候他夜里睡不着,我看出来了,他不说。我也不问。”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老周回来了,上车先没说话,把手里一张纸递给刘师傅。

刘师傅看了一眼,说:“签了?”

“签了。”老周往后一靠,闭上眼,“给了三万,剩下的下个月十五号之前。这个数我得记着,到时候他要是拖,也没办法,只能再催。但至少这单活了。”

他睁开眼,跟我说:“看见没,就这么点事,磨了四十分钟。以前哪用磨,一个电话就解决了。现在不行,现在是求人,得低头。”

我说:“低头低得习惯吗?”

他想了想,说:“头一回低,脖子疼。第二回低,还是疼。现在低多了,不疼了,就是心里头有点堵。堵也得受着。你说那些大老板,破产了跳楼的,你说他们真的是没钱了吗?也不全是。他们受不了那个落差。昨儿还前呼后拥,今儿坐绿皮车,谁都躲着你,那个眼神,受不了。”

他说到这儿,忽然笑了一下,又说:“不过我也发现,有些眼神,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趟车上那大姐,她看我什么眼神?没有眼神。人家自己也一堆事。我闺女怕我难看,其实我难看什么?我就是在校门口站一下,谁认识我?可孩子不这么想。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她的世界里,我爸不能坐高铁,就是个事。”

我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先把这单做完,把钱还上。还上了,限高不就解了吗?解了以后,我还是坐绿皮车。我试过一回,其实挺有意思。你什么都不用安排,到点上车,上车就踏实了。飞机上不让开手机,高铁上信号时好时坏,这个车,慢慢晃,我还能睡一觉。就是时间上得按半天算,不能按小时算了。”

他说这话,是半开玩笑半认真。

我们住的地方是市场旁边一个小旅馆,一百二一晚,老周自己一间,我一间。

晚上他叫我去他屋里,说喝点茶。我过去,他已经泡上了,从包里拿出来一包茶叶,铁观音,说是从家里带的。

“外头一杯茶二十块钱,喝不起。”他给我倒了一杯,“其实喝得起,就是觉得不值。”

我问他,这趟回去以后,那趟绿皮车的体验,打算写下来不。

他说:“写啥,有啥可写的。你要写你就写,我这人淡,这事搁我身上,也就搁了。”

我说:“那你觉得,这个限制,到底是个啥?”

他端着杯子,想了一会儿,说:“我跟你说个事。我有个同行,做钢材的,前年也倒了,跟一样,也被限了。他比我惨,他老婆跟他离了,他把房子卖了还债,现在租房住。我上个月见过他一回,他在跑外卖。我说你怎么跑这个,他说没办法,找不到别的。我问他,你那个限高怎么办,外卖很多地方还得用电动车,他现在连个像样的电动车都买不起,租了一个,一个月三百,跑起来还得躲交警,因为那个车超标。”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他说他现在对这个事,已经不想了。想没用。他跟我说,限高最坑的是,它让你没法翻身。你越想还钱,越还不上,因为你干不了事。你干不了事,你就还不上的钱。还不上的钱,你就一直限着。这是个死圈。”

我问他:“那你认这个理吗?”

他把杯子放下,说:“我认一半。限制本身没毛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有毛病的是它不看你实际情况。像那个跑外卖的,他不是不想还,他是真没辙。你要给他个口子,让他能挣到钱,他慢慢还,总比现在这样,零打碎敲地还,看不见头强。我也不懂这些大道理,我就是觉得,有些事,不能让所有人按一个标准来。”

他说着,从包里翻出一张纸,是判决书,叠得整整齐齐的。

“你看这个。”他指着上面一行字,“限制高消费,不得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我查过,这个规定有一些年没大动了。这些年啥没变?物价、工资、消费水平,全变了。绿皮车越来越少了,有一些线路,就剩高铁了。你说,我这往郑州跑,以后要是全换成高铁了,我是不是就出不了门了?”

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来的那个火车站,确实在改造,车站里的公告牌上写着,以后要增开动车。

我当时没往这上面想。

他又说:“我有个朋友,是做律师的,他跟我说,我这个还不算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一些人,限高之后,连社保、医保都受影响。我一听,这不对啊,这已经不是高消费的问题了。你别看我只是不能坐高铁,往小了说,是耽误事,往大了说,是耽误一个人重新来的机会。我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想,你说这个制度,它本来是管那些有钱不还的,是那些老赖,可我这号人,我算老赖吗?我欠钱,我没跑,我还在想办法还,我算老赖吗?”

他这话问的是我,但我知道他不需要我回答。

他喝完了那杯茶,把杯子搁在桌上,说了句:“算了,不想了。明天还得去见两个客户,得早起。”

我回到自己屋里,躺下,半天睡不着。

我在想老周说的那句话:我算老赖吗。

老周这个人,以前是有点狂,有钱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我也看不惯。可他公司倒的时候,他没跑路,没转移资产,他把能卖的都卖了,先给员工发了工资。这一点,我服他。

后来我睡着了,梦见我在火车上,车厢里全是人,每个人都挎着一个大包,包上贴着一个标签,写着“限”字,谁也下不了车。

第二天一早,老周来敲我的门,说:“走,吃胡辣汤去。”

他带我去市场边上一家小店,店很小,六张桌子,坐满了人。

他坐下,要了两碗胡辣汤,两根油条。吃得满头汗。

吃到一半,他说:“我昨晚跟我闺女通了个电话。”

我问:“怎么样?”

他说:“我跟她说,爸爸明天要坐绿皮车回去,你要不要来接爸爸。她说要。我说,那你别嫌爸爸慢。她说,我不嫌,我就在出站口等你。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头,”他拍了拍胸口,“就这个地方,不堵了。”

我笑他:“你这不挺会当爹的。”

他说:“我以前不会当。我以前给她钱,给她买东西,带她去好地方,我以为这就叫当爹。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现在跟她在一块,我坐那,她写作业,我看着她,她有时候抬头看我一眼,咱俩谁都不说话。我以前觉得这多没意思,现在觉得,这就是好的。这话我跟谁都没说过,你别写出来。写出来太酸。”

我笑了一下,心想,我已经写了。

吃完早饭,我们往回走,路上老周接到个电话,是昨天那个女的,打给他,说她老公的事有眉目了,人家原告同意分期,让她去法院递材料。她声音挺大,老周把手机拿远了点,跟我挤了挤眼。

挂了电话,他说:“你看,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得跑,得问。”

我问他:“那你这趟回去,还是那个车?”

他说:“还是那个。六点五十,到站晚上十点多。我闺女来接我。”

我说:“那我送你去车站。”

他摆摆手:“不用,你忙你的。我坐公交,两块钱的事。”

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先乐了:“我要是坐公交去火车站,再坐绿皮车回家,这一套下来,省钱是省了,就是显得有点可怜。不过没关系,我习惯了。我跟你讲,我最近发现一个事,我在火车上,睡一觉,踏实。以前我坐飞机,坐高铁,旁边人都在敲电脑,我也敲,敲一路,到了地方,脑子嗡嗡的。现在不敲了,我看窗外,看庄稼,看河,看人上人下,挺有意思。你说我是不是有点阿Q?”

我说:“有点。”

他说:“有点就有吧。阿Q就阿Q,能把日子过下去,就行。”

我们回到旅馆,他收拾东西,退了房。

我送他到门口,他拖着那个旧拉杆箱,走了几步,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

“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不劝我。好些人一听说我这事,就劝我,想开点,钱慢慢挣。我听着烦。我不是想不开,我是没路走。路得自己趟出来,劝有什么用。”

他说完,摆了摆手,就往公交站走了。

我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想起他昨天走路的样子,忽然发现他左脚有点跛。他以前没这毛病。我没问他。

回来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坐的是高铁,四十多分钟就到了。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一个人在用笔记本电脑改PPT,前面的人在打电话谈合同,后面一排有两个人小声聊着房价。车厢挺干净,速度挺快,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掏出手机,翻了翻老周的朋友圈,看到他昨天发的一条,就一张图,拍的是绿皮车窗外,田地和远处的村子,配了四个字:

“也行,走着。”

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好一会儿。

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他说这个限制已经脱离现实了。这话我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是气话,现在想想,他说得有道理。有些人的消费,已经高得不像话了,你限一限,应该的。可有些人,他本来就连高消费的边都摸不着,你把他和那些真正有钱不还的人放在一个口袋里,一刀切下来,切掉的不光是消费,还有他做事的路子。

但我也知道,这话说起来容易,改起来难。一个规定,牵扯的是方方面面,不是说动就能动的。这也不是我一个小老百姓能操心的事。

我能想到的是,下回老周要是再去郑州,我还陪他坐一趟绿皮车。不为别的,那车厢里的人,说的话,比我办公室里头一年听到的,都真。

车到站了,我站起来,往门口走。

前面一个年轻妈妈,手里拽着个四五岁的小孩,小孩手里攥着一根烤肠,烤肠的油滴下来,滴在他鞋面上,他低头看了一眼,咧嘴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多看了他一眼。

然后我下了车,随着人流,往出站口走。

走到出站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包里还有半包烟,老周给的。他不会抽烟,包里常年搁一包,说是给人递烟的。他把那包给了我,我当时没多想。

我把烟拆开,抽出一根,点上,站在出站口外面。

风挺大,烟烧得快。

我看着那些从站里出来的人,有的背着包,有的拎着袋子,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找接站的人。

我想,这里头,大概也有被限了的人吧。他们不写在网上,也不上新闻,就坐在绿皮车里,晃晃悠悠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过了一天,我给老周发了个微信,问他到家了没有。

过了半个小时,他回了一条语音,背景音里有炒菜的滋啦声。

他说:“到了,我闺女接的我。到家吃了个西红柿鸡蛋面,她做的,咸了点。你别嫌弃我话多,我跟你说,我今天在车上,碰见一个人,比我惨,人家是个老师,欠了网贷,被限了,学校让他出去培训,他去不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我跟他聊了一路,下车的时候,他说,谢谢你啊兄弟,我说谢啥,咱俩谁跟谁。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半年没跟人这么说话了。我一听他这话,我鼻子有点酸。咱们这些人,平常没人搭理的,好像一被限了,就成透明人了。你说怪不怪。”

我没回他。

我把手机揣兜里,站了一会儿。

我想,等他下回去郑州,我还去。这趟车,坐着挺好。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那个线路,还有没有绿皮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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