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A
编辑 | 磕学专家米老大
三百块一趟活,抬六百斤的棺材,换回来十级伤残和两万九千六的赔偿,重庆合川这桩案子判了,纸上责任清楚,落到村里却不利索。
三百块一趟,砸出十级残
合川这桩官司,账得一笔一笔掰开算。
一户人家办白事,子女跟牵头的老高谈妥,抬棺下葬一条龙三千块,这三千不归一个人,出工具的、开货车运棺的、八个抬棺的,全从里头分,摊到每人手上三百上下。
老李六十七,本来不在名单里,出殡头一天队里有人崴了脚,临时把他喊来顶缺。
出事那天凌晨刚下过雨,货车进不了墓地,停在村道上,几个人架块木板当跳板,要把六百斤的棺材从车厢里一点点挪下来。
老李踩上去脚底一滑,抬棺的木杠脱了手,整根砸在右脚上。到医院一查,腓骨骨折、脚踝脱位,后来鉴定十级伤残。
三百块换一只脚,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可真要往深里说,问题不在老李当天走背字,这三百块里头,压根就没有 “安全” 这一项。
防滑的垫子、结实的跳板、真出了事能顶上的保险,一样都没有。不是这帮老人不想弄,是这价钱留不出这份钱。
三千块的总价,先扣工具和车,再八个人分,落到手里的那点数,买双像样的防滑鞋都费劲。
农村重活的定价,走的是人情路子,不是市场路子,乡里乡亲办事,价钱压得越低越有人请,喊高了人家转头找亲戚白帮忙。
抬棺这行当能活到今天,靠的就是便宜、随叫随到,价钱压到这个份上,风险就被大家默默认了。
谁都知道雨天抬六百斤沉东西悬,可没人开口提改法子,因为一提就得加钱、加工、加人,这活儿可能就轮不到自己了。
六十七岁的人,扛六百斤的东西,这本身就悬,年轻时练出来的那点力气,到这把年纪已经剩不下多少,腿脚、腰、眼神,哪一样都在往后退。
可抬棺这活儿不认岁数,只认你到不到场,到了场,抬得动就抬,抬不动也得咬牙跟着走,八个人是一根杠上的事,半路谁松手都不成。
这份活儿还有个特点,没合同,没保险,也没工伤这一说,干完结钱,散了各回各家,真出了事,能想到的路只有一条,去打官司,找那个请人的东家。
听着挺公道,其实是把全部的兜底都压在一场官司上,赢了,赔的钱刚够填医药费的坑,输了,一家人跟着耗。
一趟三百,看着是挣了,真出事,一次就是九万多,按老李这个岁数,一年能接多少趟,攒多少年才够赔自己这一回,稍微掐指一算就清楚。
这活儿的风险和报酬,早就不是一杆秤上的两头,风险照旧在,价钱不往上走,那差的这一截,只能从干活的人身上出。
判得清,钱赔不全
法院把这摊关系从头捋了一遍,认定这不是乡亲白帮忙,是承揽服务,活儿包出去,钱按活算。
责任划了三份,办丧事那家,明知队伍里多是六十往上的老人,没一件防护家什,照样把重活交出去,选人用人上欠考虑,担三成。
一起抬棺的几位,搭伙干活有互相照应的义务,雨天湿滑没做防滑,也没人开口说换个法子,担四成。老李自己常年干这行,清楚里头的险,当天没多留神,也担三成。
损失核下来九万五千多,丧家赔两万八千多,加一千精神抚慰金,凑成两万九千六。
纸面上,这是笔明白账,落到地上,这账只兑现了一部分,老李没把一起抬棺的同伴告上法庭。
那四成责任,就停在判决书的字上,一分钱也没往老李手里走,有人替他可惜,说这人心太软。
可搁村里想想,一帮六七十岁的老伙计,凑一块出力挣钱,出了事再挨个把人家拽上法庭,官司赢了,往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头走路,老李不是不懂法,是懂人情,也懂这一纸权利拿在手里有多沉。
这正是这类判决的难处所在,法律讲过错和比例,谁的疏漏大谁多担,一条一条写得明白。
乡村讲的是熟人、脸面,还有往后几十年的相处,两套规矩撞在一块,判决书能划出比例,划不出谁来落地。
四成责任判给同伴,可同伴也是六十多岁、一趟挣三百的人,真去追这笔钱,多半追到另一场难堪,判是判了,执行这道坎没人迈得过去。
丧家那三成,其实也接着下一层的实情,这家人不是存心挑一支不靠谱的队伍,是本地就剩这么一支。
挑来挑去,还是那几张老面孔,判决把 “选人考虑不周” 写在丧家头上,话没说错,可这 “周” 字背后得有得挑才行,没得挑的时候,所谓考虑周不周,只是一句空话。
这份判决的分量,还在于它给农村这类零散活定了个说法,早些年出了事,多半是村里长辈出面调解,赔多赔少看人情、看脸面,谈不拢就结仇,两家人几年不说话。
现在有了白纸黑字的三成、四成、三成,好歹能当个参照,往后谁家请人干活,心里也有个大概的数。
不过参照归参照,能不能照着走是另一回事,判丧家担三成,是因为 “选人” 有疏漏;判同伴担四成,是因为 “搭伙” 有照应义务。
这两条理都对,可都建在一个前提上 —— 手里有人可挑,有人可换,村里这个前提正在一点点消失,比例划得再细,也容易落在空处。
白事没人抬,才是真难
村里办白事,抬棺这活儿最要紧,也最没人愿意干。
年轻人都出去了,打工的打工,进城的进城,一年到头回不来几趟,早些年谁家有事,亲友邻里搭把手,凑八个人不算事。
现在凑不齐了,能站出来的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丧家不是挑花了眼,是压根没得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知队伍年纪大、没防护,还是得请。不是不懂风险,是手里没有第二个选项。
判决一出,村里又多了一层犹豫。花钱请人抬棺,万一有人磕着碰着,主人家得掏钱赔,不敢请队伍,转头找亲戚免费帮忙,按帮工的规定,主人担的责任说不定还更重。
两条道都硌脚,办丧事成了件犯愁的事。本来是最该专心送人的时候,先得在心里盘算一遍赔不赔得起。
这些年村里红白事不好办,不是一家两家的事,谁家老人过世,头一件难事不是哭,是挨家挨户打电话找人手。能来的都是熟人,来了还欠一份人情。
有些村子试着由村里出面张罗,统一找人、统一买家伙,听着是条路子,真办起来又卡在钱上 —— 这笔开销谁出,出了算谁的,没人愿意先垫。
说到底,农村的老龄化不是一句空话,它落在抬棺、修房、收庄稼这些具体的重活上,城里这些活能花钱买服务,村里花钱也未必买得到人。
老李这边,两场手术做完,钢钉取出来,脚也回不到原样,两万九扣掉医药费、鉴定费,剩的那点钱,补不了往后日子里一直跟着的疼。他说不上冤,也说不上值,只能接着过。
这桩案子摆出来的不是谁对谁错,是农村重活缺人、缺家伙、缺兜底的老问题,光靠判决分清责任,解决不了没人干活的窘境,也拦不住下一个雨天里的滑倒。
要让这类活有人接,得让接活的人手里有趁手的工具、身上有份能兜住的保障,要让丧家请得起,得让这行的价钱里装得下安全这一项,要让村里不犯愁,还得有个出了事能顶上的路子,规矩能判清楚,日子还得往下过。
三百块的工钱,六百斤的棺材,一群上了年纪的人,这三样凑在一块,才是这桩官司真正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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