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殡葬23年,我常跟人说:亲人离世不必厚葬,无关迷信,皆是人情。这话从我这个吃殡葬饭的人嘴里说出来,很多人觉得是怪话,甚至有人背地里骂我坏了行规。可我还是要说,因为有些事,我真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姓周,在城南开了间铺子,叫“平安殡葬”。门脸不大,左边是卖纸扎烧货的,右边是卖寿衣骨灰盒的,后面带个小仓库,停着一辆老面包车,专门跑丧事。二十三年前,我还是个毛头小子,跟着师父抬棺材,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一口薄皮棺材,四个杠子手,吹唢呐的请一班,哭丧的请一班,三天三夜,埋了就完事。现在呢?动不动就是水晶棺、礼仪队、追思会、豪华墓地,活人比死人累。
去年冬天,冬至刚过没几天,我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说老汽水厂宿舍有个独居老人没了,让我带人过去收拾。那天风很大,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旧抹布。我开着面包车拐进那条巷子的时候,看见楼道口已经围了一圈人,有人缩着脖子搓手,有人交头接耳地说什么。
老人姓李,退休前是化肥厂的工人,老伴早年得癌症走了,他一个人住在三楼那间老房子里。邻居说,李老头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心脏不太好,出门总揣着个药瓶。那天早上,送牛奶的发现他家的门虚掩着,推进去一看,人已经倒在客厅地板上,早就没气了。
我上楼的时候,看见社区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一个穿黑棉袄的大妈红着眼圈说:“老李头昨天晚上还跟我说,这两天降温,让我多穿点,别冻着。你说,这说走就走了。”
屋里的空气很闷,有一股旧棉絮和中药混合的味儿。客厅不大,家具都是老样子,一张四方桌,几把椅子,桌面上铺着塑料布。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虽然没有一点褶皱,但洗得发白,边角都磨出了毛。床头柜上放着一只老式收音机,插着耳机线,大概是怕吵到邻居。
茶几上有一碗剩面条,已经冻住了,白油浮在表面,旁边是半碟咸菜。我看了一眼,心里堵得慌。这哪像是有三个儿子的人过的日子。
社区的人翻了半天通讯录,才联系上老人的儿子。没过多久,楼下开来一辆黑色奥迪,停得歪歪扭扭,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推开车门,嘴里叼着烟,大步走进来。这是李老大。紧跟着,一辆越野车停在对面,一个穿羽绒服、脖子上挂金链子的男人也进来了,这是李老二。最后来的是一辆满是泥点的小货车,驾驶室里跳下来一个瘦高个,牛仔裤裤腿卷着,这是李老三,在城郊跑货运。
三兄弟站在客厅里,一时谁也没说话。老大扫了一圈屋里的陈设,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老二吸了吸鼻子,走到窗前,推开窗,窗外一阵冷风灌进来。老三站在他爸的卧室门口,手放在门框上,指节发白。
最终还是老大先开的口:“爸的后事,我来办。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老二点头:“对,咱们兄弟三个,不缺这点钱,一定办得体体面面的。”
老三没吭声。他走进卧室,半天没出来。
老大把我拉到一边,开始安排:骨灰盒要最好的,沉香木的,三万二那款;寿衣要七件套,要绸缎的,绣花得要手工的;灵堂要租殡仪馆最大的厅;鼓乐队要两班,换着吹;哭灵的也要请几个最会哭的,说“哭得越痛越好”。他还说已经在城西燕尾山看了一块墓地,坐北朝南,六万八。
我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记,记完心里叹了口气。干这行这么多年,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老大不是不孝,是心里有愧。他是在花钱买自己那点安宁。
我正要跟他确认遗体接运的事,老三突然从卧室里走出来。他手里捧着一个铁皮饼干盒,锈得不成样子,盒面上印着一朵褪色的红牡丹。他眼眶发红,声音有点抖:“哥,你们过来看看这个。”
老大正在打电话联系礼仪队,不耐烦地摆摆手:“什么盒?爸留的存折?你先收着,回头再说。”
老三没理他,把盒子放在方桌上,轻轻打开。里面没有存折,只有一叠信,用红皮筋扎着,还有一张银行卡。老三抽出一封信,拆开,信纸发黄,字迹歪歪扭扭,他念了一句:“李爷爷,您寄来的钱我收到了,这学期的学费有着落了,谢谢你。”念到这儿,他停下来,把信递给老大。
老大接过信,看了几行,脸上的表情变了。他翻到信末的落款,上面写着:“小海”。老大抬头:“小海是谁?”
屋里没人说话。我想起死者手里攥着的那张旧照片,连忙从我随身的包里拿出来。当时抬遗体的时候,李老头右手攥得死紧,我们费了点劲才掰开,里面就是这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一片野地边上,身后有一条河。人的面容已经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来,那个男人就是年轻时的李叔。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小海,放暑假来看我。”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老二拿起来看了看,放大眼睛:“爸从来没提过这个人……”
老三说:“爸每个月的退休金不到四千,他一直喊不够用,连件新棉衣都舍不得买。原来,钱都寄给这个孩子了。”他顿了顿,又掏出一张银行卡:“这卡里还有两万多,密码是爸的生日。”
老大的嘴唇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
这时候,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冲进屋,背着风,脸被冻得通红。他穿着一件旧棉袄,鼻尖上挂着水珠,一进门就看见了桌子上那张照片,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几步走到床前,扑通一声跪在水泥地上,嘶哑地喊了一声:“李爷爷,我来看你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小海。
后来我们才知道,小海是李叔十几年前通过一个“一对一助学”活动认下的“孙子”。李叔每个月从退休金里省出几百块,寄给小海当生活费,从小学一直供到大学。小海没见过李叔几回,但两个人通信通了几百封。李叔总在信里嘱咐他好好学习,别惦记自己。小海放假也来看过他一次,住了一个晚上,李叔把暖水袋让给他,自己抱着一只装了热水的玻璃瓶睡了一夜。
小海跪在地上哭,从书包里翻出一本红底金字的证书,双手放在床头柜上:“李爷爷,我拿奖学金了,我本来想放假来告诉你,我毕业以后要来接你到城里住……你怎么不等我……”
那本证书静静地躺在床头柜上,红色的封皮像一小簇火苗。
李老大站在旁边,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老二背过身,肩膀一耸一耸的。李老三走过来,把跪在地上的小海扶起来,给他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实话,我干了二十三年殡葬,见了太多哭天抢地的场面,但很少有像这一刻,让屋里所有人都沉默的。
老大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全看完了。信纸有的软塌塌的,有的边角磨破了,但保存得很整齐。小海小时候写的字像鸡刨的,错字连篇,但每封信最后都工工整整写“李爷爷注意身体”。后来的信渐渐变长,讲班里的事,讲考试,讲他梦到李爷爷了。最近一封是两个月前,小海说:“李爷爷,我买好寒假的车票了,就来看您。您说过要带我去清溪河看柳树的,您说话要算数。”
老大看完最后几个字,猛地别过脸去,肩膀抖了一下。
窗外风呼呼地响,楼道里有人喊:“灵车到楼下了,灵车到了。”大家都没动。
李老大沉默了半天,最终哑着嗓子说了句:“燕尾山的墓地,退了吧。”
老二急了:“大哥,那定金都交了,还有那边的亲戚朋友,都通知了……那边怎么说?”
老大说:“按爸的意思办。”
老二还想争:“可咱们不至于连块墓地都买不起吧?爸生养咱们仨,走的时候连个坟头都没有,村里人以后怎么戳咱们脊梁骨?”
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三忽然开口:“二哥,爸的遗书在这儿,你自己看。”他从铁盒里又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展开,放在桌上。信纸上只有几行字,铅笔写的,笔迹有些抖:“后事从简,不买墓地,不烧纸,不念经。骨灰撒清溪河。余钱给海子。柳树下埋根头发就行。”落款是李叔的名字和日期,日期是三年前的春节。
老二看着那几行字,嘴唇哆嗦了两下,没再说话。
老大掏出手机,走到阳台上,大概是给燕尾山那边打电话退墓地。透过玻璃,我看见他打了个很长时间的电话,一边说话一边抹了一下脸。
这时,楼下又上来一个人,是住在对门的吴大妈,六十多岁,李叔的老邻居。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进来,说:“这是老李头平时最爱吃的白菜馅,我包好了打算送给他,谁知……”她放下碗,看见了跪在地上的小海,又看见兄弟几个,眼泪也跟了出来。
吴大妈说了件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她说李叔这些年,每到过年都在门口贴对联,自己买了毛笔写,写的最多的是“平安”两个字。他总跟吴大妈说:“孩子们在外头跑,出平安最重要。”有一回李叔得了肺炎,发高烧,都没告诉儿子们,是吴大妈陪他去的医院。吴大妈埋怨他:“你儿子们呢?”李叔就笑:“他们忙,不怪他们。我这把老骨头,自己能行。”
吴大妈说话声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板上。李老大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李老二低着头,手指揪着裤线。
那天,老三做主,把爹的遗体送到了我们店里的告别间。没有租灵堂,没有请乐队。李叔生前爱干净,老三自己端了一盆温水,给他爹擦了三遍身子,换上那件素色的中山装,是李叔生日时老三送的,一直没舍得穿。老大给爹刮了胡子,手抖得厉害,刀片划破了一个小口,他也没忍住,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李叔脸上。老二蹲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叠纸钱,叠得整整齐齐,嘴里念叨:“爹,你走慢点。”
小海就在灵堂里守了一整夜。他不哭,也不说话,靠着墙坐在地上,把那本奖学金证书搂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宝贝。夜里我给他送了一床棉被,他接过去,忽然抬头问我:“周师傅,李爷爷走的时候,手里真的攥着那张照片吗?”
我说:“真的。我做这行,见过很多人走后手里抓空心拳,可像他老人家那样抓了一张照片的,还是头一回。他是在等你。”
小海把被子蒙在头上,整个人蜷成一团,肩膀剧烈地抖动。
第三天出殡,没有唢呐,没有鞭炮,没有哭灵的人。李老大开着他那辆奥迪走在前面,车里放着李叔生前收音机里最爱听的那几段京剧,是老唱片翻录的,音质沙沙的。李老二开越野车跟在后面,车斗里放着那根系了红布条的铁锹。李老三开着货车,拉着七棵柳树苗。小海坐在货车的后斗里,抱着李叔的骨灰罐,那是一个普通的陶罐,是我店里最好的便宜货,只收了十五块钱成本。
到了清溪河,冬天的河滩一片枯黄,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李叔老家就在河边上,早年间化肥厂还没建的时候,他是村里第一个考上技校的年轻人。那时候,他常在河里摸鱼,夏天在柳树下乘凉,后来进了城,安了家,可一辈子最记挂的还是这条河。
村里几个老人早就等在了河边,也没说话,只是远远站着。老大家在河边挖了一个深坑,把柳树苗一棵一棵栽进去,填上土,浇了水。七棵树,沿着河岸排开。李老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李叔的一缕头发,和早年换下的乳牙,还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布袋埋在了第一棵柳树下。
然后,老三揭开骨灰罐的盖子,站在河桥上,把骨灰一点一点撒了下去。冬天的风不大,骨灰像灰白色的面粉似的,慢悠悠地飘落在水面上。冰层破开的小口里,河水带着那些粉末缓缓流动,流向远处。
没有人大声哭。整个过程只有柳树枝在风里摇晃的窸窣声,和河水淌过低洼处的呜咽。
李老大忽然跪在河滩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沾满了泥土。他喊了一声“爸”,声音已经劈了:“儿子以前不懂事,总想着挣够了钱再好好陪你,可钱挣不够,你没等我……”他趴在地上,泣不成声。李老二和三兄弟也都跪了下来,小海也跪在最后面。
风从河面吹过来,冷得刺骨。我站在面包车旁边,点了一支烟,烟灰被风卷走。
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爹。我爹是个修自行车的,在镇口摆了一辈子摊。我干这行之后,他嫌晦气,过年都不让我进家门。后来他突发脑溢血,走的那天,我正在县城给别人办丧事,等我赶回去,我弟已经把他送去了火化场。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给他烧了很多纸,买了一整座纸糊的二层楼,可我心里明白,那都是我花给自己看的。爹活着的时候,想让我陪他去河里游泳,我一直说有空有空,一天也没去过。
所以李叔这场葬礼,我比谁都看得透。
葬礼后的第三天,我刚在店里擦柜台,李老大来了。他手里拎着一条烟,一进门就放在台面上,说:“周师傅,辛苦你了。这是一点心意。”
我没收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清单,递给他。他看了一眼,愣住了。清单上写着一行字:“柳树苗七棵,一百三十元。骨灰罐一个,十五元。素面两锅,五十元。合计一百九十五元。”下面还有一个手写的收款账号,是工商银行的,开户名叫“李小海”。
李老大抬头看我。
我告诉他,李叔生前那张存折里的钱,加上三个儿子后来凑的那笔,我已经让小海全部带走存进这张卡里了。李叔的遗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余钱给海子”,我不能昧着良心拿这钱当丧葬费。丧事一共花了一百九十五,这是真账。
李老大把那张清单握在手里,过了很久,他说:“周师傅,你这行当,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说:“我这行,本该是送死人,可送着送着,慢慢变成了送活人。你爹走得干干净净,你们兄弟仨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这才是这行该干的事。”
他走的时候,把我那袋烟拿走了,说:“那就不送烟了,改天我带小海来,请你去河边喝茶。”
后来,小海每个月都会给我打个电话,说李爷爷的三个儿子对他很好,他生活费够了,让他们不要再寄钱。李老大听了就骂他:“你个傻小子,我爹把你当亲孙子待,我们当儿子的,不得替爹接着疼你?”后来小海考了研究生,李老大真的供他读完了。每年清明,兄弟仨都回清溪河,在柳树下坐一下午,喝点酒,说说话,然后才开着车各自回去。
前几天,我又路过清溪河。天已经暖和了,河边的柳树绿了,嫩芽像一片薄雾,七棵柳树长得最高的那棵,已经有一人多高。树下放着一块鹅卵石,上面刻着三个字:“李公柳”。
我坐在河堤上,抽了一根烟。河水已经解冻,映着碎金子一样的阳光。忽然间,我看见一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从河对岸过来,车筐里放着两本书,书包上挂着一个平安结。他到了柳树下,停下来,用手摸了摸树干,蹲了一会儿,然后又骑着车走了。
是小海。他没看见我。
我掐灭烟头,站起来。风里飘来远处庙里的钟声,又轻又远。我想到那句老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那七棵柳树,就是李叔的坟。不长草,不立碑,可儿子们记得了,小海记得了,吴大妈记得了,我也记得了。
也许有人还会问我,花几千几万办葬礼,是不是真的能让人安心。我答不上来。我只知道,李叔临走前,银行卡里只剩两万块,够买一块墓地的边角,可他宁愿把钱留给一个没有血缘的孩子。他说“后事从简”,不是他心里的排场小,而是他把排场都留在了活人的日子里。
亲人离世,不必厚葬。无关迷信,皆是人情。这句话,我不再跟别人当面说了。明白的人不用听,不明白的人听了也白听。但我把它写在这里,写给每一个来得及的人。
你爹还在,你妈还在。趁还能给他们端一碗热面,就别等到对着骨灰盒流泪。趁着还能打个电话,就别让那串号码变成永远没有人接的忙音。
我店里那块玻璃台板下,压着李叔遗书的复印件。每一个来挑骨灰盒的人,都能看见那行歪歪扭扭的字——“后事从简,余钱给海子”。有人看不懂,觉得这是老头的傻话;有人看懂了,会说一句:“是这个理。”
李叔走了,但他教会了很多陌生人该怎么送别。
这就是我想讲的故事。没有灵异,没有神魔。只有一个普通老人,用一碗剩面条和几百封信,把三个兄弟的心从厚葬的排场里拉了回来,拉到河边,栽进柳树根里。也把我这个看了二十三年送别的殡葬师傅,扎扎实实地上了一课。
生离死别,从来不是靠纸钱烧得多少来衡量,而是靠活着的人记得多深。
清溪河年年涨水,柳树年年发芽。你看那些枝条,随风摇着,也不知道在唱什么。只有路过的人偶尔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已经多久没有牵过爹娘的手了。
我把烟盒揣回兜里,上车,发动引擎,往城里开。后视镜里,那七棵柳树渐渐变小,最后融进一片朦朦胧胧的绿烟里。手机响了,是新的业务电话。我接起来,轻声说:“平安殡葬,您好。”
窗外春光一晃一晃,像极了老人眯起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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