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的密林褶皱里,藏着很多外人不知道的秘密。织金、纳雍、赫章交界的深山岩壁上,一幅幅浅浅凿出来的人形、走兽、弯弯绕绕的符号静静待着,直到今天,没有人能说清是谁刻的、什么时候刻的,又想表达什么。
示意图:贵州西部同类阴刻岩画,和织金纳雍赫章天书岩画风格相近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会直接联想到名气很大的红崖天书,下意识把它们归为一类。其实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红崖天书是在红色崖壁上用矿物颜料绘制的符号,颜色渗进石头纹路里,几百年来引得无数人猜测解读。而织金、纳雍、赫章这一批,是直接拿硬物在岩石表面凿出来的浅刻痕,没有颜料加持,只有凹凸的线条,散落在不同山头的岩厦、巨石立面,东一处西一处,没有连成一片完整的遗址。它们没有统一的官方名字,当地探访的爱好者顺口叫它天书岩画,这个叫法慢慢传开,却不等于学界已经认定它是古代留下来的珍贵遗存。
示意图:贵州西部同类阴刻岩画,和织金纳雍赫章天书岩画风格相近
这些岩刻大多藏在车辆很难抵达的地方,要沿着山间小路徒步,穿过灌木与乱石才能找到。最早并不是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的,是进山采风、寻访古迹的户外爱好者,还有基层扎根在当地的文史工作者,一趟趟进山,偶然之间在岩壁上捕捉到这些痕迹。
示意图:贵州西部同类阴刻岩画,和织金纳雍赫章天书岩画风格相近
一处崖壁上,可能是几个简单站立的小人,有的牵着类似牛马的动物,像是赶路放牧的样子;另一处,只有圆圈、折线、交叉线条,看不出具体形象,像一套自成体系的记号。所有图案都没有搭配文字,没有彝文、汉文题记跟着,孤立留在石头上,单看画面,找不到直接的线索。
这片土地,恰好是西南历史上文明层层叠加的地方。赫章可乐,是大家熟知的夜郎文化核心区域,大量商周至秦汉的古遗址、墓葬在这里出土,证明几千年前就有族群在这片山地定居狩猎。往后面的时代,元明几百年,这里属于水西、乌撒彝族土司的管辖范围,土司时代,本地一直有在崖壁刻字记事的传统,赫章银子岩、织金卷洞门、纳雍扯塏箐,都留下过带彝文的摩崖,用来记录部族大事、修路捐善、地界约定。再往后,晚清到民国,山里的彝族、苗族、穿青人,依旧保留着进山祭祀、赶山放牧的习惯,偶尔也会在平整的石头上凿下记号。
这就带来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同样一块岩壁上的刻痕,风化之后模样很接近,我们很难一眼分清,它属于哪一段时光。有人看到放牧模样的图案,第一反应会联想到夜郎先民,觉得是远古狩猎族群,记录狩猎、祭祀的场景。
也有人结合本地大量彝文摩崖的背景,认为这些简单人形、牲畜图案,更大概率是土司时代的部族留下的,用来标记牧场范围、记录一次祭祀活动、给祖灵留下印记。还有一种不能忽略的情况,有些刻痕,说不定就是近代进山的村民、放牧人、赶路的路人随手凿下,许愿、标记路线,甚至只是孩童进山玩耍留下的痕迹。
最让人无奈的一点,是这种直接凿刻的岩画,本身缺少靠谱的测年手段。如果是颜料画出来的岩画,可以提取颜料里面的有机质,或者崖壁表层慢慢沉淀的碳酸盐,用科学手段去测算大致时间。可这种直接在石头上凿出来的线条,能拿来检测的东西太少。
喀斯特山区雨水充沛,常年潮湿,岩壁表面会不断长出一层薄薄的岩漆,雨水冲刷、苔藓附着、温差带来的岩石剥落,都会持续改变刻痕的样子。很多人以为,风化越深,年代就越古老,这套判断标准放在多雨的乌蒙山,并不稳定。同一面崖壁,向阳的位置和背阴的位置,风化速度差别很大,新刻的痕迹,在潮湿环境里,用不了几十年,就能变得灰蒙蒙,和古旧刻痕看上去差别很小。
考古工作判断遗存年代,最稳的办法,是看地层,看旁边有没有伴生的物件。挖开土层,找到陶片、石器、骨头,就能对照已知的年代标尺,锁定这片遗存的时间。可这些天书岩画,大多孤零零悬在崖壁上,脚下没有对应的文化堆积层,周边很少找到可以配套参照的古物。图案本身,又没有独属于某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样式,人形、牲畜、圆圈线条,史前的人会画,元明时期的山民会画,近代人同样会画。没有配套的线索,单独看线条,任何一种猜想都只是猜想,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同一块岩壁,有可能是不同时代的人反复使用。几百年前,土司时代的先民在这里刻下记号,隔了一两百年,近代进山的人,又在同一片石头空白处,接着往下凿。新旧刻痕叠在一起,混在一块,后人去看的时候,很容易全部当成同一批古岩画。如果没有仔细分辨刻痕深浅、岩漆覆盖的先后顺序,很容易把不同时代的痕迹混为一谈。
很多外地朋友看到这些岩画的照片,第一反应就是希望有人快点破译,找出背后的故事。大家期待有一个明确答案,确定它是夜郎天书,还是土司记事,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但从事文史研究的人,态度大多会更谨慎。历史研究最忌讳靠想象下结论,在没有系统踏查、取样、比对之前,不会轻易给它贴上某一个朝代的标签。学界公开的表述里,始终保留着多种可能性,不会直接敲定它的年代、创作族群,也不会笃定它的用途。
我们普通人看待这类山野里的古痕迹,其实也不用执着于一个标准答案。很多人会觉得,只有确定是几千年前的史前文物,它才有价值,要是最后证实只是近代村民随手刻的,就不值得关注。这样的想法,其实把这片土地的历史看得太单薄了。
西南山地的文明,从来不是一段孤立的故事,而是一条没有断流的长河。从史前先民在山间狩猎安家,到土司治理部族,再到近代各族群众靠山生活,一代代人都在和这片大山相处,都有记录生活、传递信息的需求。
哪怕一部分刻痕是近代留下的,它同样是本地民俗的载体。山里的族群习惯把心事、约定、祈愿刻在石头上,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传承了很久的文化传统。古人用崖壁记事,后来的人延续同样的方式,记号的样式或许简单朴素,背后是同一种和山川对话的习惯。我们去看这些线条,不是只为了找到一个“几千年前国宝”的名头,而是看见千百年来,生活在乌蒙山的人,怎么理解自己的生活,怎么把重要的事情留在石头上,留给后面进山的人看见。
对比安顺红崖天书,也能帮我们看懂其中差别。红崖天书从明代就有文字记载,几百年来不断有人寻访记录,资料积累充足。而毕节这批天书岩画,大部分点位是近些年才陆续被发现,很多点位还没有完成正式的文物登记,属于散落的野外遗存。喀斯特崖壁本身很脆弱,雨水冲刷、岩石崩落,都在慢慢磨损这些浅刻痕迹,一旦刻痕被风化抹平,这些线索就永远消失了。还有一部分探访者,出于好奇,会在岩壁原有图案旁边新刻线条,或者用颜料涂抹,原本模糊的古痕迹被人为改动,后续想要分辨、研究,难度会变得更大。
现在当地文物普查工作,还在持续对毕节深山里的这类零散岩刻摸排登记。工作人员进山,给每一处点位拍照、记录位置、描摹图案,区分不同刻痕的先后,慢慢整理清楚分布范围。只有先把所有点位完整记录下来,再挑选合适的样本,结合周边已经确定年代的遗址、摩崖做比对,才有可能慢慢缩小范围,排除掉一些可能性,慢慢靠近真相。这个过程不会很快,岩画研究本身周期漫长,很多国内国外的岩画遗址,摸索几十年,依旧有大量谜题没有解开,这是这个领域的常态。
网上讨论的时候,总能看到两种声音。一部分人偏爱浪漫的猜想,愿意相信这些是夜郎先民留下的秘密符号,藏着古国消失前的故事;另一部分人更克制,提醒大家不要高估它的年代,很多山野石刻,未必来自远古。两种想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却都不能当成定论。在证据还没有集齐的时候,保持一份留白,给历史留一点悬念,也是一种尊重。
我们总习惯希望所有古老的痕迹都有清晰的说明书,可大山并不愿意把所有故事直白讲出来。乌蒙山深处的这些简笔刻绘,安静趴在岩壁上,见过春夏秋冬,见过一代代进山的人。它们可能是几千年前狩猎归来的记录,可能是土司时代部族之间的约定,也可能只是百年前一个放牧人,在石头上留下的一个念想。
你更偏向哪一种猜想?你觉得这些留在崖壁上的小人与符号,最有可能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祭祀祈福,标记地界,还是单纯记录一次狩猎?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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