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德利,今年四十一,山东青岛人,在日本东京住了十二年,去年四月回来的。回来之前我在东京一家物流公司当调度,干了八年,到手月薪二十八万日元,折人民币一万三出头。媳妇是日本人,叫小林雅子,比我小五岁,在药妆店当店长,一个月二十五万日元。我俩有个闺女叫孙小林,今年七岁,在东京念小学一年级。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稳当,租了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月租九万日元,骑自行车上班十分钟。我寻思着闺女要上小学了,国内教育便宜,老人也能帮着带带,就跟雅子商量回国。雅子说行,她早就想学中文了。去年四月,我们一家三口拎着六个行李箱落地青岛流亭机场,我深吸一口气,心说十二年没白混,老子回来了。

回来头一个礼拜挺美。我妈天天变着花样做饭,我爸拉着我下象棋,闺女在小区里跑得满头汗,雅子用刚学的中文跟菜市场大妈比划着砍价,五块钱三斤西红柿硬是砍到四块五。我寻思这日子多好,又热闹又便宜,比东京那鸽子笼强多了。

结果第二个礼拜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过马路。东京那地方,车让人是刻进骨子里的,我站斑马线边上,车离着八丈远就停了,司机坐里头冲你点头。回来之后我还是老习惯,站斑马线边上等车先过,结果一辆外卖电动车贴着我的鼻尖蹭过去,小哥扭头喊了一嗓子“看着点啊”。我愣在原地,雅子拽了我一把:“老公你看啥呢,走啊。”我说车让人啊。雅子说你先让车吧,入乡随俗。我深吸一口气,行,随俗。

然后是排队。东京排队那是真排,前头人往前走一步,后头人跟着挪一步,间距永远一样,没人插队没人贴你后脊梁。回来之后我去银行办社保卡,大厅里人不少,我规规矩矩站队尾,结果前头一个老太太挪了一步,后头一个大姐嗖一下插到她前面去了,老太太没吭声,大姐还回头冲她笑了笑。我憋了半天没说话。后来叫号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比我晚来二十分钟的人都办完了,我前头还排着仨。我忍不住问大堂经理,经理说您取号了吗?我说取了,他说那您看屏幕叫号啊。我才反应过来这地方不兴站着排,兴坐着等叫号。雅子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说你白在东京排了十二年队。

最要命的是说话。我在日本待了十二年,日语没学利索,中文倒退化了不少。打电话订个桶装水,对面问“您要几号水”,我张嘴想说“普通の”,硬憋回去了。去菜市场买鱼,摊主问“要杀不”,我张嘴想说“お願いします”,又憋回去了。雅子比我惨,她学中文全靠手机软件,有一回下楼倒垃圾,碰见邻居大妈问她“吃饭了没”,她光会点头说“吃了吃了”,其实她不知道人家问的是“你是日本人吧”。大妈后来跟我妈说,你儿媳妇真客气,我天天问她吃了没她都吃了,咋还这么瘦。

雅子在家憋了俩月,憋不住了,跟我说想找工作。我说你中文就会说吃了吃了,上哪找工作去。她说我可以教日语啊。我说青岛教日语的机构一堆,你得有证。她还真有,在日本考了个日语教师资格证,我帮她找了个培训机构挂上,一个月四千五,教小孩入门日语。头一天上班回来,雅子坐沙发上生闷气,我问咋了。她说学生问她“老师你知道蜡笔小新不”,她说知道,学生又问“那你知道小新他爸叫啥不”,她想了半天说叫野原广志,学生说不对,叫广志他爸叫ひろし。雅子说她自己日语都白学了。

我闺女更逗。在东京的时候幼儿园教得细致,每天书包里搁一块手帕一块餐巾纸,手套围巾帽子缺一不可,书包自己背,老师站门口挨个检查。回国上小学一年级,头一天我给她书包里塞了手帕餐巾纸,她放学说老师让明天带抹布,值日擦桌子用。我给她找了块旧毛巾,她拿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爸爸这个不是手帕。我说不是,这是抹布,擦桌子用的。她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在日本,擦桌子有专门的人……”我说闺女,这儿擦桌子是自己擦。她哦了一声,把抹布塞书包里了。

头一个月,我光顾着适应这些鸡零狗碎了。过马路学会先让车,排队学会看叫号,说话学会想好了再张嘴。这些都能忍,真正让我别扭的是人心。

在东京,我跟雅子结婚八年,邻居见面点头哈腰,但谁家也不打听谁家的事。楼下老太太姓啥我不知道,见面鞠躬说おはよう,点个头就过去了。回国之后,街坊四邻那叫一个热情。我头一天搬进来,对门大姐端着一碗饺子来了,说“刚包的,尝尝”。第二天楼下阿姨上来敲门,说“你妈呢,我找她唠会儿嗑”。第三天物业大爷堵在楼道口问我:“小孙,你在日本干啥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媳妇日本人啊?会说中国话不?”我挨个回答,答完了大爷拍着我肩膀说:“挺好挺好,回来就对了,日本那地方有啥好的。”我笑了笑没说话。

后来我去菜市场买菜,摊主大姐一边给我称黄瓜一边唠:“哎,你媳妇日本的?那你们家吃饭是不是都吃生鱼片?”我说也吃家常菜。她哦了一声,又逮着我问:“日本女的都不上班吧?在家伺候老公?”我说雅子上班,在培训机构教日语。大姐嘴一撇:“那日本男的是不是都打老婆?”我实在接不住了,说大姐您这黄瓜多少钱一斤?

雅子也遇上过类似的。她小区里跟几个宝妈学跳广场舞,人家问她日本有没有广场舞,她说日本没广场,跳不开。人家又问那日本老太太退休了干啥,她说有的去旅游有的去学插花。人家哦了一声说那还是咱这儿好,广场舞多热闹。雅子回来跟我说,在日本别人不会问你这么多,大家各过各的。我说那你想回去不?她想了想说:“热闹也挺好,就是有时候太热闹了。”

到了第三个月,我开始频繁做梦,梦见东京那间小公寓,梦见我骑自行车上班路过那家便当店,店员天天跟我点头说“いってらっしゃい”。醒来躺床上,听见楼下收废品的喇叭声“回收旧家电旧手机”,听见邻居家小孩练钢琴弹《致爱丽丝》弹到第三句准卡壳,听见我妈在厨房剁饺子馅铛铛铛。我翻个身,雅子也醒着,黑暗中她问我:“睡不着?”我说嗯。她说:“我也想东京的便当店了。”我说我想那儿的电车,准点准时,车门一开没人抢上抢下,先下后上,跟排练好了似的。

第四个月,我闺女期中考试。语文考了七十二,数学考了八十五,英语一百分。老师把我叫去学校,说孩子语文基础有点弱,拼音不太熟,建议报个补习班。我回家跟雅子商量,雅子说她在日本一年级还没学拼音呢,回来四个月能考七十二不错了。我说那要不报个班?雅子说报啥报,我天天教她读课本不就完了。我说你中文只会说吃了吃了,怎么教。她说我教不了,你教。我翻开课本第一篇《秋天到了》,刚念了一句“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闺女在旁边问我:“爸爸,为什么树叶黄了要掉下来?”我说因为秋天到了。她又问:“为什么秋天到了树叶就要掉?”我卡住了。我闺女看我卡住了,自己翻到下一页说:“哦,因为树要睡觉了。”我合上课本,跟我闺女说:“你说得对。”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坐阳台上抽烟。雅子出来挨着我坐下,说你想回日本?我说不是,日本那边房子退了,工作辞了,回去得从头来。她说那你想啥呢。我说我想我在东京那十二年,早上出门买便当,店员冲我点头,我点头回去,一天就这么开始。回来之后早上出门,碰见邻居得唠十分钟,从你妈身体咋样聊到你闺女考了多少分。雅子说那不是挺好,有人气。我说是挺好,就是有点累。

雅子靠在我肩膀上,说:“我在日本的时候,邻居见面鞠躬,鞠完躬就完了。回来之后邻居见了面不光鞠躬,还得拉你进屋坐坐。”我说这儿不兴鞠躬。她说对啊,所以我得学会拉人进屋坐坐。她说完自己笑了,说“我进屋坐坐”这句练了三天。

前天我送闺女上学,过马路的时候一辆右转的车停下来等我,司机探出头冲我摆摆手。我拉着闺女快步走过去,走到一半我闺女忽然扭头冲那司机喊了句“ありがとう”。司机愣了一下,冲她笑了笑。我闺女也笑了笑,蹦蹦跳跳往学校门口跑。

我站在马路边上,忽然觉得这地方也挺好。车让人的时候是真让,邻居热闹是真热闹,闺女考七十二分老师真打电话,雅子说“进屋坐坐”的时候是真要拉你进屋。东京那十二年像一场长梦,梦醒了,我还在青岛,天还是蓝的,海还是咸的,楼下的大爷还是堵在楼道口问我“小孙今天没上班啊”。

晚上回家我跟我妈说,妈,我可能不走了。我妈正在擀饺子皮,头都没抬:“走啥走,你走了谁帮我扛面袋子。”雅子在旁边教闺女说日语,俩人盘腿坐沙发上,一个说“こんにちは”,一个说“你好”,说完了互相看看,笑成一团。

行了不说了,明天雅子让我去早市买蛤蜊,说晚上包蛤蜊韭菜饺子。我寻思着这回得学着砍价了,五块钱三斤的活儿,不能老让雅子抢我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