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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关乎中国学术何以自立、中国道路何以自明、中国文明何以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纵观人类文明史,每一次民族的崛起,都伴随着知识体系的重构。当代中国正经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然呼唤前无古人的理论创造。然而,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仍大量存在“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用本土案例诠释西方逻辑”的惯性,从概念范畴到理论框架,从研究方法到评价标准,都深度依赖西方学术传统。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危机,本质上是文明主体性的危机。而要走出这一危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首先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何以中国?

理解何以中国,首要在于理解中国之“中”。中国之“中”,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哲学概念。中华文明以农为本,播种、收获、储藏,无不以节气为准,而节气推算必须依靠对太阳运行周期的精确观测。因此,求中建都,是先民顺应天道、校准文明与天地关系的宇宙论实践,是文明得以长程存续的技术条件。古人立竿见影,立一根垂直于地面的标杆,名曰“表”,通过观测日影的方向与长短,以定方位、分时节、求地中。日影长度随南北位置而变化,各地所测节气彼此不同,必须确定一个标准观测点以统一历法,这个标准点就是地中。古人又以地中是阴阳交合最均、四时流转最正之处,只有在正位测影,才能得正影、定正气。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位于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先秦史籍中最初的“中国”,陶寺先民通过立表测影确立了“地中”概念,并构建了一套以陶寺为基准的“四表”测量体系。2006年,考古团队以陶寺遗址的经纬度为基准进行实地勘测,最终锁定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沙扒镇为这套测量体系中“南表”的所在地。其余三表则依据同一测量规则,结合先秦文献所载四方极远之地的名称加以推定:东表为“嵎夷”,位于今山东青岛胶南一带;西表为“流沙”,位于今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北表为“幽都”,位于今俄罗斯北冰洋沿岸。四方既定,中心自明。成书于西汉的《周髀算经》记载“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观测数据,经学者推算,很可能源自尧舜时期在陶寺或纬度接近陶寺的观测点的实测。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上标定的1.6尺刻度,正是这一古老地中标准的物化标志,它标示先民对天地节律的精准把握与主动顺应。居于天地之正中测影,方能得四时之正、定节气之准。

哲学上的“中”,本质上是不断调整而顺应天道的法则。老子言:“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如张弓射箭,高了就压低,低了就抬高,削减过度的、补益不足的。“中”是天道通过“损有余、补不足”不断回归的那个合于道的动态平衡点。地理之“中”与哲学之“中”紧密联系,这源于古人有“制器尚象”的传统。《易传》曰“制器者尚其象”,即具体的、可操作的地理测量,与抽象的、贯通天人的宇宙法则,实质统一,而现象上互为表里。因此,《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地理的位置处于中位,则天地之气交合最均,四时流转最正,万物得以繁育;哲学处于中位,则是天下之本,人道得以确立,秩序得以安定。由器见象,即器求道,日影的消长是阴阳运转的直接显现,观测日影因此不仅是技术行为,更是理解宇宙秩序、沟通天人的根本方式。地理之“中”因此成为哲学之“中”的经验基础,哲学之“中”则是地理之“中”的价值升华;测影求地中,所求者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更是宇宙秩序的节律与人间秩序的准则。“中”为宇宙运行的根本法则,天道取得中位,人道达成中和,则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人道达成中和,其具体表现,是“执两用中”的智慧,在多元要素之间把握动态平衡;是“和而不同”的胸襟,在差异共存中形成有序的共生;是“时中”的变通,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不断回归中正之道。这就是“中国之中”的哲学内涵:以中道立身,以中和待人,以中正视物,在天地人的动态平衡中成就万物共生、天下归仁。这一智慧,既深植于文明基因之中,又指向生生不息的当代实践;既要打通万物之间的隔阂以见其“通”,又要在与异质文明的相遇中守住自身的“中”。

“得天地之气最正,察四时流转分明”,此地理之“中”;“执两用中”以立身,“和而不同”以待人,“时中变通”以应世,此哲学之“中”。中国之“中”,应当成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价值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从中国之“中”的内涵出发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体需要在以下四个维度系统推进。

第一,扎根“中和”文明基因,确立知识体系的中国之魂。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彻底走出“从西方问题出发设定议程、用中国材料验证西方理论”的学术依附状态。在本体论层面,确立宇宙万物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观,知识不是外在于世界的旁观式认知,而是人与世界互动的生命实践;在认识论层面,确立“天人合一”的体认方式,人不是站在天地之外冷眼旁观的观察者,而是天地所生的一部分,认识天地即认识自身;在方法论层面,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确立“执两用中”的动态均衡方法,在多元要素之间发现平衡点;在价值论层面,突破功利主义的单向度标准,确立“义利相融”的评判尺度,知识的正当性来自其能否促进万物和谐、社会公正与人心安宁。

第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炼自主原创的核心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中国”,正在于其内在地贯穿着“中和”的价值取向。区别于征服自然、殖民扩张、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单向度现代化,追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等多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使中国在高速发展中始终保持和谐共生的张力,是“中”的智慧在当代实践中的展开。立足这一实践,必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中国实践中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以中国道路升华中国智慧。聚焦共同富裕、基层治理、新质生产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战略命题,推出一批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走出书斋、深入田野,在鲜活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炼真理论、构建真体系。

第三,破除学科壁垒,构建“中和”导向的交叉融合范式。“中和”的本质在于“通”。动态平衡之所以可能,正在于不同要素之间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如果万物相互隔绝,便不存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调节机制,也就无从达成“中”。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打破“分科治学”的僵化框架。“分”者,为深入;“合”者,为贯通。有分无合,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合无分,则空谈整体不着边际。必须在“分”与“合”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深度交叉,围绕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迁、公共健康等重大命题培育新增长点。加快数字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促成研究范式从经验推理向数据驱动转变,让五千年中和智慧与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之光交相辉映。

第四,秉持“和而不同”的胸怀,促进中国知识的世界传播。“和而不同”不是消灭差异的“同”,也不是互相对抗的“异”,而是在差异中形成有序的共生关系。对于自主知识体系而言,这意味着自主不是自我封闭,而是以自身主体性为根基,平等地与其他知识体系对话;意味着不是以“中国特殊”对抗“西方普遍”,也不是用西方标准裁剪中国,而是让多元文明的知识传统各安其位、相互照亮;意味着在吸收西方有益成分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价值内核与问题意识。秉持“和而不同”的开放胸襟,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既要辩证吸收西方知识体系的有益成分,取其科学方法、分析工具、理论成果;又要着力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多渠道传播自主原创性理论,讲好中国发展故事、中国治理故事、中国文明故事。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部)

原标题:《“何以中国”: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逻辑与建设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