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迪拜托运人STS公司委托丹麦马某航运公司运输28个集装箱的“饱和无环烃”自阿联酋阿里港至中国青岛港,上海某化工公司为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及通知人,张某园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货物于2023年11月30日抵达青岛港,12月19日经海关放行,12月26日上海某化工公司凭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因该公司此前提取的同批次其他集装箱货物(已合计支付押箱费60万元)经开箱识别为固体废物,张某园于2024年1月15日向黄岛海关报案称遭遇国外发货人贸易诈骗,指控货物实际成分与合同、提单及报关单不符。7月22日,黄岛海关经鉴定确认案涉货物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责令马某航运公司与上海某化工公司退运。12月28日,马某航运公司实际完成退运运输,随后起诉要求上海某化工公司及张某园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108万元、码头堆存费21万元并返还28个集装箱。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从以下三方面审查承运人的诉求主张能否成立。

(一)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性质与责任归属通常,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目的在于督促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收货人及时归还集装箱,保证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顺利履行,故而分段递增计费法本质上具有惩罚性质。然而,本案货物因被海关鉴定为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而无法正常流转,超期原因系货物性质违法,非因收货人怠于履行提货义务。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五条,马某航运公司作为承运人对于案涉固体废物的退运、处置,与上海某化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货物未能及时退运耽延的期间,承运人与收货人双方均有责任。如果继续按照惩罚性分段递增方式计收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显失公平。(二)收货人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本案已查明同一托运人其他航次发运的“饱和无环烃”货物提箱后,开箱疑似固体废物。依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条规定,上海某化工公司已及时向海关报案,其未实际提取货物或擅自处置货物,原地等待并配合海关调查的行为,系履行我国法律规定的防止或者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污染的法定义务,其中止提货行为具有正当性,不应过于苛责。(三)当事人之间的责任及划分首先,承运人的损失并非无处救济。我国海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因此,托运人虚报货物品名,导致运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马某航运公司的损失可依法向托运人索赔。其次,上海某化工公司作为提单记载的收货人,在换取提货单以后才加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且并未实际提取货物,集装箱设备交接单尚未签署,应认定货物仍处于承运人或其代理人掌控之下。综上,从货物品名与提单记载不符角度考虑,托运人的过错明显大于收货人。况且,承运人主张的损失,属于经营风险范畴,承运人有法定义务减少运输固体废物进入我国境内的风险,故其主张的损失,不应全部由收货人承担。鉴于之后承运人已完成退运并收回集装箱,挽回了部分损失,马某航运公司主张的合理的费用金额应结合已履行担保情况,以押箱费(担保金额)为限。

【典型意义】

本案是我国法院统筹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典型案例,具有三重示范价值:其一,恪守环境法治底线。海事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为核心依据,明确进口固体废物的违法性,强调承运人也是退运责任主体,切断“洋垃圾”进口运输利益链条,体现中国司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力支持。其二,平等保护中外主体权益。裁判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巴塞尔公约》等规则,严格限定收货人责任范围,避免国内企业因境外主体违法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其三,创新责任分配机制。判决突破传统“收货人担责”思维,首创“环保违法背景下责任分配规则”:托运人虚报货物品名构成运输合同的根本违约;收货人基于法定环保义务的中止提货行为具有正当性;承运人与收货人同为固体废物退运的责任主体。本案裁判,生动诠释了海事法院切断“洋垃圾”进口运输链/贸易链、持续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决心,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

转自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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