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被带走谈话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

消息是傍晚传过来的。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郑总,李伟被叫去谈话了”,就挂了。李伟是我这些年走得最近的一个人,也是第一个出事的。

公司里的人都看出了名堂,谁也没敢进办公室问。我关了灯,坐在黑暗里。窗外普洱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熄下去,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其实这些年,我也隐隐想过这一天。只是人没到绝处,总抱着一丝侥幸:万一呢?万一查不到我头上呢?可那天晚上我比谁都清楚,从这一刻起,我这半辈子攒下的公司、体面、人脉,一样也保不住了。

我叫郑勇,在普洱做企业。文化不高,早年凭着一股蛮劲在生意场上熬出来的。手上有矿山,也做房地产。摊子铺得越大,要过的关口就越多:矿山要年检,工地要审批,规划、消防、税务,一个公章压着一个公章。

有些门,光靠合同推不开。我就是从那时候明白的,生意场上光会算账不够,还得会“做人”。

2011年,税务局李伟在公司缴税的事上帮了我大忙。几个卡了许久的环节,他出面打了几个电话,就顺顺当当办了下来。省下的时间和麻烦,算下来不是小数目。这个人情,得还。

还什么、怎么还,我想了很久。请吃饭太轻,直接送钱太糙。最后,我以公司的名义,给他解决了一套房子,价值120万。手续办妥那天,我把钥匙装进一个牛皮纸袋,约他在车里见面。他上车,我递过去。他接过,掂了掂,什么也没多问。

“郑总,客气了。”他说。

“应该的。”我说。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比当年挣到第一笔大钱还踏实。钱给出去了,人情就攒下了。生意人嘛,人家帮过忙,我得会做人。往后用得着他的地方多的是,这套房子,迟早能赚回来。

只是我没料到,口子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就再也合不上了。

矿山的年检,卡在赵志坚那一关。他是局长,管的就是矿上的审批。我第一次去他办公室递材料,他翻了两页,说了句“回去等”,一等就是一个月。

后来饭桌上熟了,话就越说越透。我提议给他买台车,算是公司支持局里的工作。他没点头,也没摇头。

过了几天,我让人把车办好手续,停到他楼下。再见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只字没提车的事。那以后,矿山年检、续证,一路顺当。逢年过节,我们还像老友一样走动。

现在回头看,那哪里是人情往来,分明是我给自己的堕落找了个体面的说法。可那时候我不这么想。那时候我觉得,这算什么?生意场上不都这样吗?别人帮了忙,懂规矩的人都会表示表示。

真正让我紧张过的,是2018年那一笔。

那年公司有个房地产项目要加快建设进度,容积率也得调。这两件事压在规划审批的流程里,一压就是一年半载。等批下来,行情早变了。工期拖一天,就是一天的利息。我等不起。

我找到了宋国斌。工业园区主任,跟我是老熟人,平时隔三差五一起吃饭喝酒。找他办事,顺理成章。酒桌上我把项目的难处说了,他没接话,端起杯子把酒喝了,笑了笑。我懂了。

两个月里,我分两次送了他200万。

第一次送之前,我坐在车里,手搭在装钱的袋子上,摁了又摁,坐了足足有十分钟。心里矛盾,也紧张,手心全是汗。这笔钱太大了,万一出点什么事,不是闹着玩的。

可真到把钱递出去那一刻,我心里反而冒起一点说不清的兴奋。我想,这不算什么吧?别人事成之后,不也要表示感谢吗?我这不过是顺水人情。他收得安心,我送得也坦然。这么一想,那点紧张就被自己说服了。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自然多了。钱出去以后,项目一路顺利。容积率调了下来,工期抢了回来,公司赚回来的,何止这200万。

那几年,我总觉得自己会钻营,有排面。在普洱这一亩三分地上,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钱不够。酒局上人人都喊“郑总”,我坐主位,敬酒的人排着队。

我以为这叫本事,叫人脉,叫多年打拼挣来的脸面。我以为自己手里攥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线上拴着多少人,我就能让多少人替我办事。

那些管审批的、管年检的、管税务的,在我眼里不过是花钱就能提动的木偶。

如今我才明白,那根线从来不在我手里。钱是线,绳结那一头,拴的是我自己。

后来,风来了。

先是李伟。再是宋国斌。再是赵志坚。一个接一个。

那些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关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往下倒,每一张牌上都写着我的名字。我夜里开始睡不着,翻来覆去,把这些年送出去的每一笔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金额、时间、地点、谁经的手,记得清清楚楚。人就是这样,越怕,记得越牢。

我动过躲出去的心思。行李收拾到一半,又合上了。躲到哪儿去?能躲一辈子?公司的摊子在这里,人在这里,根在这里。我比谁都明白,这一天跑不掉。

可真到了那天,坐进那间屋子,我才知道那种滋味。

屋子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子关着,光线发白。对面的人问一句,我答一句。没有想象中的拍桌子瞪眼,也没有人逼我。他们甚至很平静,像在对一笔旧账。

反倒是我,坐下之后,脑子里空空的一片。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是抖的。我从2011年的那套房子说起,一笔一笔,全都交代了。

到了那一步,推也没用,赖也没用。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因为那些钱,全是我亲手送出去的。

核数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总共多少?”

“三百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元。”

听到这个数字,我愣了很长时间。这些年,我从没把这些钱加总过。房子、车、那200万,还有零零碎碎的过节费、好处费。在我心里,那是人情,是投资,是生意的成本。坐在那间屋子里我才看清,那是一条一条,把我自己捆起来的绳子。

公司没了。我亲手做起来、经营多年的企业,没了。我本人也承担了相应的法律后果。酒桌上称兄道弟的人,再没有一个来过电话。

我常常想起2011年送完房子那个晚上。那晚我睡得那么沉,以为给公司铺了一条好走的路。没想到,从那天起,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往自己脖子上套绳。

我有今天这个下场,全是因为自己把路走歪了,怨不得别人。这个教训太惨痛,代价太大了。

我信了大半辈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到头来,被推进磨盘里的,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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