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香港是全球航运版图上绕不开的枢纽,货物从珠三角出海,许多都要经过香港。
但十年过去,深圳、广州港口的外贸箱量占比不断上升,香港的货柜吞吐量却在持续承压。
一个曾经靠港口规模确立地位的航运中心,正在面对新的竞争。当货柜不再是衡量航运实力的唯一标准,香港还能靠什么留住全球航运企业?
十年间珠三角外贸箱量占比重构
2015年,深圳港外贸箱量为2309万TEU,香港为2007万TEU,广州为576万TEU,三港外贸箱量比例大致是47:41:12。
十年后,这个比例变成了55:22:23,2025年,深圳港外贸箱量达到3312万TEU,广州达到1400万TEU,香港则降至1290万TEU。
广州港历史性地首次超过香港,而深圳港早在2014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一超越。
2010年至2025年,深圳、广州两地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增加1431万标箱,整体增幅31.11%,年均增速只有2%左右。
换句话说,珠三角的外贸箱源并没有出现足以支撑港口吞吐量大幅扩张的增长,而当周边港口已经能够承接货源,香港原有的中转优势就得重新计算成本。
以葵青码头为例,其码头处理费较华南地区港口高约36%,香港港因此成为珠三角区域费用最高的港口。
一个20尺重箱,在香港装卸费为1767元,在盐田国际为980元,在深圳西部港区为800元,不到香港的一半。
麻烦的是香港的航线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目前香港每周集装箱班轮挂靠约168班次,其中亚洲线128班,南美线15班,北美线7班,欧洲线仅3班。
亚洲近洋航线占据了明显优势,而欧洲、北美航线这类远洋干线的数量已经相当有限。
尤其是每周3班欧洲线、7班北美线的规模,放在珠三角港口竞争中,已经很难与深圳的航线密度相提并论,甚至相当于深圳港一天的班次量。
这意味着,香港港的航线重心已经从过去的远洋枢纽,逐渐转向以亚洲近洋航线为主。
与此同时,珠三角部分传统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和东南亚转移。
对于香港来说,这不仅是货物装船地点发生变化,部分原本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形成的出口货源基础也在收缩。
香港船旗的全球位置
截至2025年底,香港注册船舶总吨位约1.12亿吨,按总吨位排名全球第四。
2025年,香港注册船舶在全球港口国监督检查中的滞留率只有0.79%,全球平均水平为3.70%。
也就是说,挂香港旗的船舶在东京备忘录、巴黎备忘录和美国海岸警卫队等主要检查机制下,被滞留的比例不到行业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所以船东选择香港注册,是在选择一套相对稳定的监管和运营环境。
香港的另一项竞争力,藏在海事争议解决里。
2025年,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登记388宗仲裁案件,其中海事争议占19.9%,约77宗。
这一比例是2016年21.16%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2024年的12%和2023年的16%。与此同时,香港海事仲裁组全年录得144宗指定任命,接近历史高位。
而一笔跨境航运交易,从签订租船合同到货物交付,涉及船东、租家、货主、保险机构等多个参与方。
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出现运费、租约、货损或船舶责任争议,解决纠纷需要花费的时间,本身就是交易成本。
仲裁效率和司法支持能力,直接影响企业愿不愿意把下一笔生意继续放在这里。
因此,香港的航运竞争力还包括能否提供可靠的船舶注册制度、稳定的监管环境和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
香港航运中心转型
2026年11月16日,香港航商总会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发布《2022金康租约》中文香港版。
这是BIMCO成立百余年来,首次与香港机构合作推出非英文版标准合约。
金康租约是全球干散货航运适用范围最广的标准租船合约,首份采用该版本的合约,由山东远洋海运集团与新加坡航运企业Safargo签署。
这件事让香港开始向航运交易规则的语言层延伸,依托这份中文标准租约,进一步绑定海事法律与仲裁服务,争取亚太干散货交易的规则解释权。
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大宗商品仓储和交割环节。
自伦敦金属交易所于2025年1月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以来,香港开始具备承接LME金属交割业务的条件。
截至2026年6月底,在港LME认可仓库已达18个,总仓储面积超过5.2万平方米,库存超过2.4万吨。
其中,铜和锌是交割最活跃的品种,在港存量分别为10700吨和8650吨,各占总库存约44%和35%。
2025年7月,横华国际完成首批LME香港交割仓库仓单交割业务,服务链条已经覆盖船运、报关入库、仓单生成、仓单融资和汇率风险管理。
这项业务让金属库存有了新的金融化路径,实物货物落地香港之后,可以转化为标准化仓单资产,支撑套期保值与融资业务。
香港的金融服务能力还在依托可信数据,持续向码头之外延伸。
香港港口社区系统自2026年1月推出以来,登记企业已经超过8000家,基于系统可信货物状态数据取得的贸易融资案例超过20宗。
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CargoX项目下的“货贸通”,正在连接香港“商业数据通”与上海市数字贸易平台。
通过这套数据连接机制,5家试点银行利用长三角贸易报关数据辅助核实交易真实性,目前已经促成10宗贸易融资批核,贷款额合共1.8亿港元。
意味着,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依托跨区域可信贸易数据,为内地其他地区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在传统航运的规则、仓单、数据融资基建稳步落地的同时,绿色航运正在给香港带来另一道新考题。
施政报告提出,香港年内将公布与内地城市共同构建的首条“绿色能源走廊”,由内地供应绿色船用燃料,在香港完成加注或交易。
配套设施也在推进,青衣南的贮存设施计划于2028年初招标,香港还将与本地大学合作制定碳排放计算框架,为绿色船用燃料交易平台提供支持。
分工逻辑就是内地可以提供燃料供应和产业基础,香港则可以承接国际船舶加注、交易和相关服务。
香港目前以加注量计,已经是全球第七大船舶加注中心。2025年1月至2026年第三季度,香港累计完成超过210次绿色船用燃料加注,总加注量超过37万吨。
这些业务说明,香港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但绿色航运只是其中一个方向。
目前,香港航运业贷款及垫款约1009亿港元;海事保险2024年保费规模为62亿港元,2025年前三季度毛保费约25.26亿港元、净保费13.51亿港元。
也就是说,香港已经拥有一定的海事金融业务基础。
但更重要的考验在于联动,这也是香港下一阶段需要补上的部分,让它在一笔航运生意的不同阶段,都能找到相应的专业服务。
从这个角度看,香港航运中心的转型是在传统货运优势发生变化之后,一边夯实大宗商品、干散货贸易的规则与金融底座,一边抓住航运脱碳的新赛道,持续寻找新的产业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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