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孙嘉树,今年24岁,辽宁朝阳人。去年夏天,我毕业于沈阳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学的是农学。我是那九个人里的一个,就是新闻里说的,九名大学生考上辽宁某县基层事业编制,入职刚满四个月,全员离职。这件事在网上传的时候,标题起得又惊又喜,评论里吵成两派,一派骂我们这代人吃不得苦,进了体制还要跑,废掉的一代;一派替我们叫好,说年轻人整顿职场,编制都留不住人。我看完那些评论,心里不是滋味,因为两派说的都不是我们。这九个人,从头到尾没一个人跟我商量过怎么去当新闻里的角色。我们只是在四个月里,各自把各自的日子过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各自做了各自的取舍。事情过去小半年了,我想把我们这九个人的故事,一个一个讲清楚,讲给我们那些还没毕业的、正在考编的、或者考上了正在犹豫的学弟学妹听。
先讲我们是怎么聚到一起的。前年秋天,省里有个面向应届生的基层专项招聘,我这个专业对口的岗位在辽西北一个农业县,招九个人,五花八门的岗位,农技推广站、乡镇文化站、水利站、经管站,统称基层事业单位。招考公告写得实在,也写得动人: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服务期三年,含艰苦边远地区补贴,提供周转宿舍。我家里是朝阳农村的,爹妈种了一辈子苞米,我学农学,一半是因为分数够,一半是我心里真有点念想,念想这个词说出来矫情,就是想回去干点跟土地有关的事。笔试面试政审体检,一路下来,九个人凑齐了。我认识他们八个,是在岗前培训的教室里。我挨个介绍一遍,因为后面他们每一条路,你们得先认得人。老陶,陶峻,比我们大两岁,研究生,学水利的,沈阳人,沉稳,九个人的大哥。周小满,女孩,鞍山人,学中文的,考的文化站,爱笑,笔头快。宫磊,本溪人,体育生,退伍回来的,考的乡镇岗位,话少,能吃苦。何雨桐,大连人,家里条件最好的一个,学设计的,考的县融媒体中心。李文和,锦州人,学会计的,戴眼镜,谨慎。双胞胎姐妹,姐姐方悦、妹妹方欣,铁岭人,学的都是农学,跟我同专业。还有我,孙嘉树。九个人,六男三女,最小的22,最大的老陶26。
我们坐着大巴进县里报到那天,是七月末,正是一年里最毒的日头。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庄稼和苞米地。说实话,第一眼我们都挺失望的,可是谁也没说,因为来之前都有数,公告里写着艰苦边远,谁也不是冲着繁华来的。培训第一天,县里领导来看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记得清楚,他说,你们九个是这些年分到我们县学历最好的一批年轻人,我把话说前头,基层缺人,缺得厉害,你们来了,我高兴。那天晚上我们九个在宿舍院里吃了顿饭,老陶买的啤酒,周小满提议碰个杯,说了一句,为咱们九个,愿干了三年,谁也别当逃兵。那杯酒我干了,当时是真心的。周转宿舍是三排平房,顶棚低,窗户漏风,我们动手修了一礼拜,宫磊会上房,换瓦的时候从梯子上下来,一身灰,咧嘴笑,说这宿舍比部队营房强。那时候我们没一个人想过,四个月后,我们会一个不剩地走出这个院子。
接下去的一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有奔头的一段日子。我被分到农技推广站,站里连我五个人,站长姓邝,五十多岁,黑瘦,手上全是茧子。邝站长头一天见我,翻我的档案,说,小孙,农学专业,好,正好,站里就缺个能看懂土壤报告的。他第二天就带我下了乡,我们那个县的主产业是杂粮和设施蔬菜,他带着我一个村一个村跑,教我认本地的土,教我怎么跟老把式说话,他说,农技员这一行,老农认的不是你的文凭,是你下不下地。那一个月我晒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夜里躺在平房里,心里是满的,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我学的那些东西,土壤学、植物病理,是真的有用的。方悦分去了植保站,方欣在另一个乡的农技站,老陶在水利站,跟着跑河堤和小型灌渠。周小满在文化站,给村里组织了个消夏晚会,乐得半夜回来还在哼歌。我们晚上聚在宿舍院里,各讲各的站里的事,那一个月,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变化是八月底开始的,像退潮,一寸一寸退,当时谁也没看清。头一件事,是借调。县里有个说法,新人先到机关科室帮忙熟悉情况。先是何雨桐,融媒体中心还没等她摸清机器,就被抽去县里一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做材料,做的跟她学的摄像剪辑毫无关系,天天就是收表格、写简报、催进度,她说她一星期摸机器的时间不到一个钟头。然后是李文和,经管站说好了让他管站里的账,实际他的活是给各个科室填报表,同一个数,七个格式,填七遍。然后是周小满,文化站全年最大的事是办一台晚会,晚会完了,她的日常变成了写各种总结、汇报、迎检材料。九月底,我和方悦方欣也没能幸免,上头来了个专项工作,全县范围,抽年轻能干的,我们仨全被抽走,白天入户登记,晚上录系统,录到半夜。邝站长舍不得,去争了一回,回来的路上跟我说,小孙,对不住,站里的活,站长再扛扛,你先把眼前的干完。我没怪任何人,专项工作是真的重,也是真的要人。可是等那个专项结束,我发现回不去了,紧接着又来一个专项,再一个专项。到了十月,我算了一笔账,入职满四个月,我在农技站待的整日子,二十六天。我学的土壤报告,邝站长替我看了一半。
第二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钱和住。公告里写的边远补贴和伙食补助,头三个月发的是对的,第四个月,忽然只剩了基本工资那一栏,去问,答复是补贴标准在调整,先按新口径发,以后补。以后这两个字,我们后来都懂了,是最不稳的一个词。宿舍那边,十月中来通知,说是周转宿舍要统一安排,腾给一批新的施工队,我们九个,分散到各乡镇自己想办法。这些事单拎出来,哪一件都不至于让谁走。我们都不是娇气的人,宫磊在部队锻炼过,双胞胎是从农村考出来的,我们缺的不是吃苦的底子。真正让天平倾斜的,是第三件事,也是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出来的一件事。十月底,省里下来一个核查组,核查的内容里有一项,是前些年一批专项资金的去向,要求各站所自查上报材料。我们站也有一笔,不大,邝站长带着我翻账目,翻到一半,他忽然把账本合上了,坐在那儿抽了半根烟,说,小孙,这一段你别管了,我来。我当时没懂。三天后,李文和在他那个办公室,碰上了几乎一样的事,他算出来的数,和科室让他报的数,对不上,人家跟他说,小李,你刚来,有些账,是历史遗留,你把表按口径填了就行,别自己发挥。李文和填了,填完那天夜里,他在宿舍院里坐到两点,跟我说,嘉树,我学会计是我爹的意思,我爹说这行凭良心吃饭。我说,文和,先忍忍,咱们新来的,忍忍。他说,我不是不忍,我是在想,三年之后,我这个不忍,还在不在。这句话像颗钉子,钉在我们几个人心里,那天晚上,院子里坐了七个人,谁都没接话。
十一月,事情到了收口的时候。先是老陶。老陶在水利站,跟着跑了四个月的河堤和灌渠,画了一整套他自己的整修方案,交上去,石沉大海,去问,说没钱,说等明年列计划,说小陶你别急,基层就是这样,一年一年熬。老陶是九个人里最沉得住气的,可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嘉树,我不怕熬,我怕的是熬着熬着,把我在学校学的那点真本事熬没了手艺。我这条河堤我一眼能看出三处险工,我修不了它,我只能一年一年填表证明它在。这话他说得平静,我听着心凉。真正让全员的事浮上水面,是周小满的一件事。县里搞文旅推介,让她做一个宣传方案,她是中文系的,又是真下过村的人,她做了一个把县里几个村子连成一条线的方案,写了六天,里头有她跑过的每一个村的真实底子,交上去,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定稿的版本,是从网上抄的模板,换了个县名。领导说,就用这个,安全。周小满拿着那份方案回宿舍,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她说,我四个月写的材料摞起来比我人都高,可我写的每一个字,没有一个是我的。那天晚上,老陶把我们都叫齐了,他说,我提个事,不是撺掇谁走,是咱们把话说开,各人的去留,各人的账,摊开了算,省得憋着。
那一晚我们聊到后半夜。我印象最深的几个说法,我原样记着。宫磊说,我不是嫌苦,部队五公里我背着装备跑过,可部队里流的汗,我知道流给谁。这四个月我干的活,我数不清是给谁干的,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每件事都很急,可哪件事也不是给老百姓手里落一样东西。老陶说,我们九个走,外面人一定说我们吃不了苦,认了,这个帽子我们戴着走。何雨桐说,我走不是因为苦,是因为看不到三年后的自己。她顿了顿说,我看了科里四十岁的老师,她一天的日子,就是我现在一天的日子,我不怕变成她,我怕的是,我用三年学会的全部本事,是填表。方悦方欣姐妹俩最犹豫,她们是真心喜欢下地,邝站长和她们站长都是好人,真教东西。最后是老陶一句话把这事说透了,他说,留不留,别看情分,看账。这个情分我们认,站长们是真把我们当苗子带,可情分是情分,账是账,四个月,我们九个人干的正经本职的活,平均下来,不到三成。我们这九个编制,占的是县里招专业人的编,可县里现在缺的,其实是填材料的员。我们占着坑不干坑里的事,走,对谁都干净。那天没表决,老陶说,不举手,各想三天,三天后谁想走谁走,谁想留谁留,走了的不说留的没骨气,留下的不说走的不义气。
三天以后,结果出来,九个人,九份辞职申请。没有人煽动谁,这就是我心里最拧巴、也最平静的地方,我们不是一时热血集体撂挑子,是九个人各自算了各自的账,算出来的结果一样。走的过程我不多写,写出来都是眼泪,服务期没满,按政策我们赔了违约金,我在信用社给我爹打电话要那笔钱的时候,是我这四个月最难开口的一刻,我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儿啊,钱能挣,人不能弯,你认准的路,爹给你垫。邝站长送我那天,把我那半份没看完的土壤报告塞进我包里,他说,小孙,站里这双胶鞋你带走,下回你再来,咱还是下地。我到村口回头,他站在站门口,五十多岁的人,冲我摆手,那一下我眼泪下来了。外界后来传的什么集体闹事、什么嫌工资低,都没有,我们的辞职申请是自己一份一份写的,写得工工整整,理由栏里,我写的是八个字,人岗不适,另谋其途。这八个字,是我斟酌了一晚上写的,话不能多说,这八个字里头压着的东西,够我们九个人喝一壶。
现在讲讲我们后来各走的路,这部分是新闻里没有、而我认为最要紧的部分。周小满和老陶,第二年省考,一个考回了鞍山的区级文化部门,一个考进了省水利设计院,他们不是逃离体制,是换了一个能干专业的门,老陶临走跟我说,嘉树,堤还是得有人修,我去修得着的地方修。何雨桐回大连进了一家做农业品牌的小公司,巧了,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给我们那个县的一个杂粮合作社做包装设计,她说,嘉树,你看,我转了一圈,还是给那个县干活,只不过这回,我设计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李文和考了注册会计师,走了审计的路,他说他这辈子就认准了,账,必须是真账。宫磊去当了辅警,方家姐妹俩,走的是最让我服气的路,她俩没走,就留在那个县,跟几户社员签了协议,包了两栋设施大棚,种瓜果蔬菜,她们说,编制没了,地还在,邝站长还一个月来看她们两回。我自己呢,我考了我们省农科院的一个专项,跟着老师做杂粮栽培,每年有几个月驻点,你们猜驻点在哪儿,还在那个县,我住回村里,房东还是我原来下乡认的老哥。上个月我在地里碰上方欣,她开着她那辆三轮从棚里出来,冲我喊,嘉树,今年俺家的柿子,你给看看那个报告。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那个结,松开了。
写这么多,最后我想把心里的话说给三个人听。说给学弟学妹:别把我们这九个当榜样,也别当反面教材,考编不丢人,离开也不丢人,丢人的是占着位置糊弄,或者坐着位置发霉。你要考,就考之前去看清楚,那个岗位招的是不是真缺那个专业的你,如果去了发现天天干的是另外一回事,早做打算,别把最好的年纪,用来等一个不会来的以后。说给招人的县里:那九个编制,空着的时候,公告写得动人;我们走了以后,听说又招了新的九个,我真心希望,这一批,能让他们干招聘公告上写的那些事。基层不缺想干事的年轻人,缺的是让干的事够年轻人干四个月以上的、对得起三年服务期的安排。九个人四个月走光,这不是九个人的失败,这笔账,光算在我们九个头上,算不平。说给我们自己九个:那四个月,不白过。我学会了下地和看土,方家姐妹学会了种棚,老陶画过一整条河堤,周小满写过一个县真正的好底子,何雨桐知道县里的杂粮值得更好的包装,宫磊学会了跟老百姓说话,李文和学会了什么账不能碰。我们带走的都是真东西,扔下的,只有一个坑。今年秋天我在那个县的地里驻点,天高得很,苞米叶子哗哗响。我常常想起报到那晚周小满的那句祝酒词,愿干了三年,谁也别当逃兵。我们没干满三年,我们全走了。可我现在觉得,逃兵不逃兵,不在走没走,在走的时候,你心里那点想为老百姓干件实事的火,灭没灭。我们九个,那点火,一个都没灭。这,就是我们九个人的故事,句句是实,一个字,我都没敢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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