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党在一个选举周期中惨败后,通常会随之出现一轮相互指责的热潮,不同声音和派系纷纷提出自己对问题所在的理论。
温和派与进步派之间争夺功劳的斗争,对党的议程事关重大。
在2026年蓝色浪潮之后,民主党人面临一个更令人愉快的问题:他们可以争论谁应该为这场大胜获得最多功劳。
事实上,该党长期酝酿的内战中两大主要阵营——进步派和温和派——的知名成员几乎来不及喘口气,就开始争论选举结果恰好证明了他们的理论:美国选民想要什么、什么构成有效的政治、以及民主党应该走向何方。
进步派表示,获胜的候选人普遍以大胆的经济民粹主义纲领竞选,频繁批评亿万富翁和大企业。他们指出,一些非常进步或左翼的候选人在艰难选区获胜。他们还表示,选举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坚决抵抗特朗普政府而非与之妥协的立场是正确的。
“总的来说,民主党获胜者满足两个条件,”进步变革运动委员会的亚当・格林告诉记者。“一是与现状作斗争,并让人们相信他们想要撼动一个破碎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二是挑战企业权力。这一直贯穿始终。”
相比之下,温和派认为,在关键众议院和参议院席位翻盘的候选人在关键方面是温和的。他们说,激烈选战中最为进步的候选人往往表现不及全国趋势。他们还指出,自2024年以来,全党民主党人在气候变化、边境安全、犯罪和身份认同等议题上进行了重新校准,以更好地了解选民的关切——他们说,这是温和派的胜利。
“很明显,我们现在享有的多数是由温和派创造的,”中左翼团体 “第三条道路” 的联合创始人马特・贝内特对记者说道。“仅从这些人在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阿拉斯加和爱荷华州的竞选方式来看——他们并不是以完全激进的进步派身份竞选的。”
这些争论听起来可能有些小家子气,有时确实如此。但赌注实际上相当高,因为民主党人从这些中期选举中汲取的教训——他们一致认同的关于自己为何获胜的叙事——将塑造他们如何执政的选择。
如果温和派获胜,我们可以预期下一届民主党多数——也许还有下一位总统候选人——将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衡量舆论状况,努力不被进步派的倡导或激情所裹挟。
但如果进步派能令人信服地论证更大胆的路线可以催生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他们就能更有效地主张党应该大刀阔斧——在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抗中、在立法中、在2028年总统竞选中、以及在下一届民主党总统任期中。
裁决这场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哪位候选人属于哪个阵营,没有共识。
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获胜的参议院候选人安妮・安德鲁斯,究竟是因为她长期支持枪支管控、她在社交媒体上辛辣的党派评论历史、以及她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批评,而算作大胆的进步派?
还是因为安德鲁斯支持要求美国实现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她投放广告表示反对“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项目”、她反对全民医保、以及她批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不爱国”和“精神错乱”,而算作温和派?
现实是,安德鲁斯和其他几位在关键参议院选战中翻盘的民主党候选人一样,有点像经典的光学错觉——根据你聚焦的位置,它看起来可能是兔子也可能是鸭子。
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派温和派。但他们确实在某些议题上与进步派和左翼保持距离——最常见的是反对全民医保、在涉及儿童和体育的跨性别议题上、以及批评拜登政府的边境安全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进步派当选参议员阿卜杜勒・埃尔 - 赛义德也这样做)。
不过,也有一批参议院候选人,立场更偏向民主党左翼阵营,边界相对模糊:密歇根州的埃尔 - 赛义德、明尼苏达州的佩吉・弗拉纳根、缅因州的特洛伊・杰克逊,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安吉・尼克松。除尼克松之外,其余所有人都胜选了。
但据《纽约时报》的内特・科恩等选举分析人士认为,所有人也都“表现不及”全国趋势。(例如,埃尔 - 赛义德以7个百分点赢得密歇根州,而民主党全国范围内以14个百分点获胜。)
“许多民主党最弱的结果——即在全国环境和该州或选区特征下该党表现相对较差的情况——出现在今年夏天民主党在有竞争的提名战中选择了进步派候选人的选战中,”科恩写道。
不过,左翼评论员马特・布鲁尼格等其他分析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进步派候选人表现不及预期的差距往往很小、情况并不统一,背后还有诸多复杂背景因素。举例来说,安吉・尼克松在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竞选中以 2.9 个百分点惜败,而立场更主流的民主党候选人、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戴维・乔利,在州长选举中仅以 1.3 个百分点落败。。
进步派对“温和派表现更好”这一论点最常见的反驳是,所谓的温和派在经济议题上实际上竞选时相当进步——而且他们将批评亿万富翁和腐败的企业利益作为核心信息。
沃伦列举了许多在关键红州选战中获胜的候选人的例子,他们在修辞上批评亿万富翁和大企业、倡导经济权力、批评被操纵的体制、并呼吁采取阻止杂货店合并和拆分医疗垄断等政策。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幕僚巴拉特・拉马穆尔蒂对记者说:“无论是在南卡罗来纳、爱荷华还是堪萨斯,候选人传递的主张,和我们在缅因、密歇根 —— 甚至深蓝州 —— 所讲的内容都十分相近,核心就是我老上司所说的这套被操纵的体制。”
记者采访到的这批偏温和派人士大多认同,民主党正在发生转向,不过对于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不少人有着不同解读。
前民主党参议院幕僚、中左翼 “探照灯研究所” 创始人亚当・詹特尔森大体认可这一转变。他向记者表示,民主党最有战斗力的时候,往往是 “大力推行经济民粹主义,同时在其他议题上保留一定弹性”。他的机构将这套策略称作 “异端路线”。
“第三条道路” 的贝内特试图做出区分:他把伯尼・桑德斯的主张称为霰弹枪式民粹主义,概括为 “富人就是问题,所有富人都有问题”;而佐治亚州参议员乔恩・奥索夫采用的是精准步枪式策略,即 “有问题的是特定个人与机构,而非全体富人”。(贝内特更支持后者。)
进步变革运动委员会的格林对记者论证说,温和派现在姗姗来迟地拥抱经济民粹主义,是因为进步派赢得了这场辩论。
“在‘第三条道路’口中的这些‘温和派’,实质上走的是佐赫兰・马姆达尼的路线:把亿万富翁的权力与腐败,和民众面临的高物价挂钩。” 格林说,“如果他们想把这叫作温和路线,那太好了!这说明我们已经赢下了思想之争。”
情况更为复杂的一点是,民主党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吸纳本届选举中的这类议题:从比尔・克林顿、贝拉克・奥巴马,再到乔・拜登,每一位现代民主党总统,都在某种程度上把向富人征税、扩大福利、为普通民众发声作为竞选纲领,尽管他们各自的政策议程、表达基调互不相同,也和桑德斯等政客存在区别。
但即使普遍同意许多候选人以“可负担性”甚至经济民粹主义的信息获胜,在如何将其转化为能满足选民需求的政策方面,分歧要大得多。
接受采访的几位进步派认为,选民对可负担性的担忧不应被误读为只关注汽油和杂货价格。他们说,拒绝现状的选民想要全面打击企业影响力、建立更广泛的安全网、并对权力分配方式进行深刻变革。
“每个人都想把这称为可负担性时刻、生活成本危机。是的,人们一直在经历——难以维持生计、租金、杂货等等。但我真心相信不止于此,”进步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所长伊丽莎白・威尔金斯告诉记者。“人们正在经历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对其经济未来的焦虑。”
威尔金斯说,民主党人应该警惕那些未能“为长远重构权力”的“渐进主义方法”。她说,下一届民主党的议程应该试图“向人们证明我们愿意挑战现有的权力结构”。
威尔金斯和拉马穆尔蒂都指出部门谈判——即让整个行业的工人一起集体谈判,而不是在每个公司分别谈判——作为可能改变工人与雇主之间权力平衡的重大改革的例子。
温和派和中左翼人士认为,党应该认真对待那些选民持续抱怨生活成本的民调。
按照这种思路,民主党人不应该试图声称拥有推翻现有经济体系的授权,而应该专注于真正解决选民的成本关切——例如,通过国会民主党人目前存在分歧的许可改革法案,因为这可能有助于降低能源价格。
如今,正如各位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常常口径一致,左翼与中间派之间的共识重叠,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候任议长哈基姆・杰弗里斯支持一套医疗保健议程:一方面撤销特朗普政府对医疗补助、《平价医疗法案》的削减;另一方面推进桑德斯倡导的方案,把联邦医疗保险的参保年龄降至 55 岁,并新增牙科护理等福利项目。
但这种团结可能难以长期维持,特别是如果民主党在2028年后获得总统职位,他们的法案有更大机会成为法律。部分原因是,正如一些温和派所强调的,进步派关于大规模新支出项目的梦想将迎面撞上该国巨大的赤字问题——他们说,这与生活成本问题相关,因为它与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的更高利率有关。使事情更困难的是,许多同样的民主党人采取了反税收立场,这可能使增加收入更加困难。
另一个问题:除非经济衰退来袭,否则降低整体经济范围的物价非常困难。“你实际可用来降低物价的政策杠杆往往不太好,”亚当・詹特尔森(华盛顿特区的中左翼民主党智库“探照灯研究所”创始人)告诉记者。
因此,民主党人在两派之间左右为难:一派敦促关注无法满足的选民关切,另一派试图实现选民可能并不真正想要的重大经济变革。还能出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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