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读者和历史研究者而言,文字和文本是我们最常打交道的对象。以文字形式构筑的作品是陪伴我们最长久的阅读对象,也是我们表达自身最习惯的方式。大部分的历史学家练就了独特的“文字雷达”,在浩如烟海的文字史料中寻找有意义的记载,考察不同文本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再以凝练的文字组织观点,令当下的读者重新理解过去。
在这样一个由字符所构筑的意义世界里,理解过去的通道由文字敞开,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忘记,文字不是表达的唯一方式。试想,当一幅17世纪巴黎的地图在我们眼前展开时,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 1626—1696)对于巴黎社交生活的生动记录获得了自己的空间坐标。一幅路易十四的肖像画可以让“太阳王”的光辉萦绕在眼神、身体和服饰所呈现的视觉效果;而1789年5月三级会议留下的图像则凭借高耸的会场空间和井然有序的座位分布,让旧制度的等级秩序变得现实可见。
《演奏曼陀林的路易十四》
与文字相比,图像似乎有一种直观且凝练的力量,让观众同时接收来自不同层级的信息,而这也是华东师范大学汤晓燕教授新出《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一书的缘起。汤晓燕教授专攻近代早期法国史研究,并自研究生阶段起就对服饰与图像等“非传统”史学主题与资料深感兴趣。汤教授的第一部专著《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在分析革命女性服饰嬗变与革命政治文化之间深刻关系的过程中,深入运用了七十余幅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图像。之后,她先后出版了《写意政治:近代早期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性别、图像与话语》(2019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和《革命与图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图像与政治文化》(2023年,人民出版社),继续深入分析图像与政治文化、思想观念之间或隐或显的关联。此外,汤教授还专门开设了“图像中的法国文化和历史”课程,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们观看图像,领略图像作为历史资料的独特之处。《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一书既延续汤教授一贯的研究旨趣,也是教学相长的一枚硕果:学生们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图像的热情,促使作者进一步搜集汇总图像资料,最终汇集出这样一本在课后也可以随时翻阅的配套图像手册。
《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汤晓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26年,538页,108元
图像作为历史之眼
作为一部课程教学的配套图像手册,《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的目标并非是以图像的形式重写法国史,而是希望借助这些系统搜集的图像资料,帮助学生建立对特定时代视觉氛围的感性认识(前言,第1页)。这么一来,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图像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资料?它为什么可以提供作者所要求的“视觉氛围”和“感性认识”?
对于这一问题,该书的第一章“何为图像史?”可被视作一个明确的解答信号。作为全书的起始章,这一章并未带领我们直接进入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对某幅历史图像展开详细解读,相反,它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彼得·伯克《图像证史》以及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贡布里希图像学文集》这三部图像史研究的经典作品出发,指出图像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对图像的解读。因此,这一章实际上是整部作品的方法论导览,意在告诉读者这本书为何成立、何以成立。
潘诺夫斯基区分了图像解读的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分别对应事实性识别和艺术史形式母题的识别,最后一个层次则将图像视作特定历史时期的象征性表达,揭示其背后的观念和心态。潘诺夫斯基实际上奠定了图像史研究的重要前提,即“图像作品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内心和精神的重要折射,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无法割裂”(第6页)。
潘诺夫斯基作为艺术史家重视画面图像所反映的历史心态,彼得·伯克则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让潘诺夫斯基所提出的方法反向流动,即在正确理解图像的基础上,让图像作为历史证据参与历史解释的形成。在《图像证史》中,伯克指出图像固然会让人产生“直面历史”的感受,但也必须牢记图像并非是对社会事实的镜像呈现(11、12页)。正如一张照片可能会在滤镜、光线和构图的影响下变得“失真”,图像也完全有可能受画家本人或者赞助者意志的影响,有选择地表达某些内容而忽略另一些内容。因此,图像作为史料并非现实的透明镜像,而与文字史料同样需要进行史料批判。
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
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则分析了欧洲传统中象征图像的功能,并强调其意义是多元而非单一的。比如,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c.1555—1622)在1593年出版的《图像志》(Iconologia)中认为象征图像的功能是“教谕性”的,是为了把握定义或把定义具像化的“教学手段”。而在新柏拉图主义者看来,一些神秘的象征图像本身就是某种真理的表达形式,它们不属于人类用感官或者理性去理解的范畴,而是瞬间令人领悟真理的“智性认识”(22页)。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贡布里希对图像在欧洲传统中的定位实际上强调了一点,即无论图像是对文字的转译,还是超越语言文字直抵直觉的真理表现形式,图像本身作为视觉形象的直接性和启发性,代表了一种“语言之外的‘看见(see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世界的可能性”(23页)。
从潘诺夫斯基到彼得·伯克再到贡布里希的图像史研究漫游展示了自20世纪初叶以来图像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能性和特殊性。它既像文字材料一样需要历史地理解,也因为视觉形式具有了与文字材料不同的认识意义。
丛集的图像与文明的变奏
法国神父普吕什(Noël-Antoine Pluche, 1688—1761)曾经夹枪带棒地抨击了某些寓意画的晦涩难解,认为它们损害了绘画原本展示的“用语言所无法表达之物”(转引自贡布里希《象征的图像》,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169页)。在普吕什神父说这话的大约三十年前,著名的本笃会僧侣、古文字学研究者蒙福孔(Bernardde Montfaucon,1655—1741)以《古迹图鉴》之名出版了整整十卷本的希腊罗马古物图集,在他看来,图像能够避开文字不完美、不精确以及存在局限的缺陷,为读者提供“古代作者未曾记载的无声的历史”(Bernard de Montfaucon,“Préface,”dansL’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ésentée en figures, tome 1, p.X;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了蒙福孔《古迹图鉴》影印本,收入寰宇丛书Classics系列)。与普吕什不同的是,蒙福孔无意以自己的图集取代其他关于古代的研究作品,相反,他邀请读者将其视作一个可以不断返回的视觉资料库,在翻阅、比较的过程中与读者从他处获得的知识互相参照。因此,蒙福孔及其作品实际上对图像的观看提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当我们的视线不再聚焦于某一幅特定的图像,而是依照特定的主题进行集中且连续的观看时,我们会获得怎样的感知?
蒙福孔《古迹图鉴》第一卷第VI图版中大洋神、萨图尔努斯、普罗米修斯和雅努斯
对于《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一书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切中肯綮。作为一部图像手册,《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并不是要以少数几幅重要的画作为中心去分析法国文化的嬗变;相反,在全书的六个章节中,除去第一章承担方法论导览的功能之外,余下的五个章节以时间为序,按照“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战争”“太阳王的时代”“启蒙与革命”和“19世纪巴黎的日常生活”这五个主题,共搜集呈现了六百余幅图像材料。这些图像题材各异,既有政治事件、军事记录,也有人物肖像、建筑画像;在物质形态上,它们大小不一、形态各异,有的是来自中世纪手抄本上的精美装饰画,有的则是印刷书籍内的刻印版画,还有的是广告张贴画和早期的黑白照片,甚至有作者本人亲自拍摄的数码相片。然而,当它们被纳入这本书中之时,它们就被植入了同样的文本空间之中,被赋予了同样的“标准配置”:对单幅图像来说,标准化意味着每一幅图像都配备的题目、作者、创作时代、来源或现藏地点;而对于每个章节的图像群来说,则是进入它们之前需要先行翻过的数页历史导览。
这种标准化的做法,固然便于读者理解和后续进一步的查询,但和图像集群的做法结合起来时,它也将原本分散在不同收藏、媒介和空间中的图像转化成可以连续观看和相互比较的对象。于是,中世纪的国王加冕图像、记录战争场面的图像和手抄本上表现中世纪社会各阶层生活场景的插图被组织进同一个中世纪的主题当中,它们有的造型精美、使用多样而鲜艳的色彩和华贵的金箔装饰,有的则非常朴素,只用简单的黑色线条勾勒画面。在连续观看的过程中,读者或许会被其中某种简明而生动的风格所打动,或许会注意到中世纪僧侣特别的发型和人物比例的差异。本书所收录的这些图像,不仅本身就同时承载着不同层次的信息,还通过图像组合展示的视觉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的人们如何想象、绘制、呈现他们眼中的人物与事件。作者所谓中世纪的“视觉氛围”及其相应的“感性认识”或许也从这种组合呈现和集中观看的方式中呼之欲出。
《圣杰罗姆着手翻译圣经》
组合的图像提供对一个时代视觉氛围的大致印象,而以时间为序排列的图像群序列则可能会让历史的变迁变得可见。以本书收录的法国国王的图像为例。中世纪一章中呈现的国王图像以国王加冕图为主,其基督教元素清晰可见。而在第三章“文艺复兴和宗教战争”中,国王拥有了单人的半身肖像画,他们向左或向右侧过一部分身体,眼神却正视着前方,目光坚定。在此类肖像画中,国王的服饰不定,时而是作战的铠甲,时而是国王的冠冕,时而则是简单的常服。除了肖像画,这一时期的国王图像中还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场景,即国王骑马像。此类图像早先常作为战争场景的组成部分,描绘国王率领军队抗击敌人的作战情形。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图像似乎更加强调国王作为画面的重心,而且也出现了国王的独立骑马像和雕塑作品。比如,在书中提供的四幅亨利四世骑马像中(第247—249页),亨利四世身着铠甲或者骑士服装,手持象征王权的权杖,腰间佩剑,胯下的马匹亦装饰华贵,显示出其主人不凡的气度。在这四幅画像中,国王是画面的绝对主角,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和主要空间,王国的土地和臣民则作为背景微观的呈现在图像中。到了太阳王的时代,路易十四下令制作了若干图像宣传其文治武功。路易十四的骑马像(第381页右图)描绘了他身着铠甲御马驰骋,画面左上角的两个幼童则正从云丛中探出身体,为他送来桂冠。
这些图像的序列构造了可以比较的素材,让国王在不同时代的形象变迁显形,从而使变化本身成为可感知的对象。国王的图像仅仅占据六百余幅图像中的一小部分,读者可以带着同样的关切去考察其他的元素,建筑、服饰乃至承载图像的物质媒介本身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变化的倾向,而这种变化又是其他问题的表征。
观测的限度
图像的集中呈现和连续观看提供了一种观测的可能。然而,观测并不总是没有风险的。首先,图像和文字史料一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分布并不是平均的,比如在本书的中世纪部分,其大部分图像取自10世纪以后,中世纪早期的图像材料很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由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图像材料并不是过去所创造图像的全部,而仅仅是过去所创造的图像材料中被留存下来的、并且被发现的那些,而那些图像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又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此外,作者的意图、出版的规划和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也会影响材料的选取、编排和最终的呈现情况。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观测所依据的图像集合本身就是一种经历了时间、发现、获取、编选等主客观条件过滤之后的数据,不可能完整提供历史世界的全部图像材料。
其次,图像的同时呈现有可能让我们忽视图像本身的媒介差异。当这些图像被纳入这本书进行标准化处理、组成前后相连的图像之后,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忘记这些图像原本创作于不同的场合、由不同身份的作者绘制,也以不同的物质形式存在。贝里公爵时祷书的装饰画和《法兰西大编年史》中的插图是一个性质的图像吗?路易十六的国王肖像画和政治漫画中的路易十六会以同一种方式接触到同样的受众吗?18世纪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 1703—1770)所绘《中国园林》固然展示了他依据旅行文本、中国器物所认识的中国,展现了法国对中国的想象,但它原本并非是独立的绘画作品,而是博韦皇家挂毯厂“中国系列”挂毯设计的一部分。媒介和物质性是图像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观看的视觉体验,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很难正确地理解图像与其观众之间的关系。
布歇所绘《中国园林》
最后,图像的创作时期与它所描绘的时代并不总是一致,这涉及图像的历史分期问题。有关历史分期的讨论是史学理论的经典问题,研究者之所以选定某个或某种历史分期并不是说他在传统的分期概念库中挑选,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拟定。在本书中,一些图像虽然创作时间较晚,但其呈现的主题和特征属于较早时代的,因而被置于较早的时代呈现。比如,19世纪创作的一些中世纪城堡图像(如194页)接续在16世纪的城堡之后,同属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章节,而贺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于1827年创作的《腓力二世在布汶战役(1214年)》则被置于14世纪的《布汶战役:擒获弗兰德尔伯爵》下方(111页)。这或许进一步启发我们去问:“中世纪的图像”与“关于中世纪的图像”是否相同,如果不是,它们各自的边界如何重合与分离?
作为一部图像手册,《图像中的法国文明史》带领我们从中世纪的法国穿梭至19世纪的巴黎,途经文艺复兴的技艺、宗教改革的冲突、启蒙和革命的动荡,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视觉世界。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将大量图像呈现在我们眼前,也提供了学习观看它们的起点,并促使我们意识到观看本身可能包含的限度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让我们看见图像的同时,更提醒我们: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历史实践。
徐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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