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平等的限度:基佐与托克维尔的思想争鸣》,倪玉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8月出版,357页,89.00元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十八世纪法国人追求自由的殷切期望,也在不知不觉中点明了现代人守护自由的艰难险阻。法国革命者摧毁了旧制度的等级藩篱,将在其眼里可能会限制自由的各种中间团体,如修会、行会、教会甚至家庭悉数打翻在地,希望创建一个由平等的个体所构成的民主共和国。

然而,事与愿违。在雅各宾专政、民众骚乱、革命恐怖和拿破仑专政面前,“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拿破仑帝国的灰飞烟灭并没有催生革命者翘首以盼的民主共和国,从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政权更迭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无所适从。每逢革命、起义或政变,法国人如同飞蛾,不顾一切地扑向自由之火,但次次都要面临浴火的阵痛,却等不到涅槃的凤凰。

确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遭遇的严重挫败,促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界关于民主的反思的兴盛。这一反思具有的独特价值,已经由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揭示:首先,它不是关于民主理论的抽象思考,而是建基于革命时期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其次,它在西方民主胜利之前、在 “民主的意识形态”形成之前即已揭示了民主的脆弱性。因此,重估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思想家们对民主的思考,有助于深化对现代民主的理解,以克服当代西方民主的危机。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皮埃尔·罗桑瓦隆

《平等的限度:基佐与托克维尔的思想争鸣》(下文引用本书时只注明页码)敏锐地觉察到了当代法国民主的困境,并由此回溯考察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两位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基佐与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反思与争鸣。作者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两位思想家的原著进行了深入细致、结合历史语境的解读,充分揭示了现代民主的模棱两可性:一方面,它势不可挡,拥有不可辩驳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包含某些内在困难,其健康运转离不开对这些困难的认识与摆脱。

民主社会的正当性

倪著借用了罗桑瓦隆的一个著名提法——“未完成的革命”,用以概括法国大革命面临的困境。与英国的“光荣革命”或美国革命不同,法国大革命虽然埋葬了旧制度,却未能顺利确立一个成熟稳健的新秩序。每一次政体变革都以平等为旗帜,却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新的政治压迫。

近代法国政治生活的波谲云诡,似乎耦合了卢梭思想中的一个内在悖论。在卢梭构建的政治社会中,每个平等的权利主体“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从而实现“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24-25页)。然而,这一理论设想本身暗含着自由消亡的风险——当“公意”被视为绝对性的存在,当个体被要求无条件服从时,一种全新的专制便有可能以“自由”之名尾随而至。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许多思想家都将雅各宾专政视为卢梭人民主权理论的后果。这种看法不无简单化,却充分反映了在经历1793至1794年“革命恐怖”之后,法国人对平等与自由之间内在矛盾的普遍忧惧。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卢梭

保守派约瑟夫·德·迈斯特和路易·德·博纳尔严厉批评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认为它是造成恐怖、专政和社会失序的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重建由君主、教士和贵族分享权力的旧制度是法国唯一的救赎。保守派全盘否定大革命的立场,无法得到自由派的认可。贡斯当否认君权神授,宣称人民主权是“无可争议的”的原则。不过,他强调人民主权“是一个有限的和相对的存在”,“公民拥有独立于任何社会政治权力之外的个人权利”([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55-61页)。贡斯当希望通过构建一套合宜的政治制度,驯服、引导和规范有可能走向野蛮与疯狂的民主政治。拿破仑帝国解体后,贡斯当主张建立王权、行政权、众议院、贵族院和法院的权力制衡体制。贡斯当的努力与热月政变后革命神甫西耶斯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几乎如出一辙。可以说,尽管制宪的努力屡屡失败,西耶斯与贡斯当依旧相信,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抑或建立一套平衡的权力分立体系,是引领法国走向康庄大道的关键。换言之,他们依然没有摆脱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者的制宪狂热,对政治宪法的魔力充满了幻想。

与依然痴迷于宪政设计的西耶斯和贡斯当不同,以基佐和托克维尔为代表的新一代自由派思想家,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他们不再完全把希望寄托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是把目光从“政制”转向了“社会”。倪玉珍敏锐地指出,基佐和托克维尔从“社会”与“政治”的双重视角考察民主,是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史转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1822年,基佐含蓄地批评了西耶斯、贡斯当等自由派“通过研究政治制度来认识社会状况”,通过政治改造社会的努力。他强调:“更明智的做法是先研究社会本身”,因为“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首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出制度,而后才被制度改变”(76页)。在当时法国的智识界,基佐将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状况的变迁相结合的思考方式可谓一鸣惊人。实际上,基佐在《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历史著作中得出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国大革命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代议制并非只是启蒙哲人和革命者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而是十几个世纪欧洲文明演进的结果。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发展的总体走向是,贵族阶级持续衰落,第三等级不断崛起,各等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过去身份悬殊的人们现在不仅在财富、学识方面趋于平等,而且在思想和情感上也变得日趋相似。因此,法国走向民主是历史的趋势,是必须接受的“社会状况”。任何复辟旧制度的企图,皆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基佐不仅把民主社会的降世视为“天意”,还指出与贵族社会相比,它更为正义。贵族社会依据血统、而非才德确立贵族,是一种封闭的种姓制度。民主社会承认每个人的身份平等,将机会的大门向有才能的人敞开,比贵族社会更符合人的“自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基佐

托克维尔经常聆听基佐的文明史课程,因而也深得其研究方法的精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重申了基佐的方法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得研究它的社会状况”。托克维尔表示,美国社会(更准确地说,是美国的白人社会)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民主的,毋宁说,每个人的身份是平等的,这与革命前旧欧洲的封建等级制社会形成鲜明对照。托克维尔认为,身份平等并非是美国独特的社会状况。七百年来,欧洲社会也朝着相同的趋势发展:无论是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工商业的兴起,王权与贵族的斗争,基督教会的活动,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贵族的社会地位下降,平民的社会地位上升。革命后的法国也建立了人人身份平等的社会。在他看来,走向身份平等的趋势是“天意使然,势必所至”。

因而,对基佐和托克维尔而言,民主首先是指身份平等的社会状况,其次才是古典意义上和多数统治相连的政制。他们都认为,民主社会是欧洲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接受它、拥抱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选择;拒绝它、否定它乃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用基佐的政治盟友赫克勒·德·塞尔的话来说:“民主的洪流泛滥,堤坝几乎难以阻挡它。” (76页)

民主的内在困难

民主的潮流奔流不息,平等的趋势无法抗拒。民主的社会正在崛起,不断壮大。是否应当将民主(平等)的原则从社会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在这一问题上,曾经的精神导师与学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分野。

基佐严格区分了“民事的平等”和“政治的平等”。他呼吁法国人接受前者,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享有受公共权威的保护、免遭不义行为侵害的权利。与此同时,在不妨碍他人权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私人生活。但是,基佐坚决拒斥人人平等参政的理念。基佐的这一态度,与他曾经遭受的重大心灵创伤不无关系:他的父亲在他六岁时死于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断头台,而雅各宾派在巴黎底层民众——“无套裤汉”的支持下,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恐怖统治。事实上,在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对恐怖统治的普遍恐惧,是以基佐为代表的保守自由派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基佐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中看到了现代民主的内在紧张。民主意味着多数的统治,然而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多数人由于缺乏教养与能力,其意志与行动容易被激情左右、难以预见、易于失控。同时,基佐对多数的统治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担忧:多数的趣味将占据主导地位,那些曾引领欧洲文明进步的、追求卓越与崇高的激情,将逐渐被更平凡庸俗的激情所取代。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西耶斯

早在大革命初期,西耶斯等革命者已经觉察到民主政治的这一内在困难,并在实践的层面限制人民主权,试图区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基佐则更进一步,不仅在实践上,也在理论上否认人民主权,批评它是人类建构的一个新偶像。基佐由此提出了著名的理性主权学说。在他看来,主权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理性、正义和公正。也就是说,统治者的合法性既不来自血统,也不是源于算术意义的多数,而是源于其具备的理性能力。他指出,代议选举制的本质从来不是“用来收集和计算个人意志的算术机器”,而是要“将唯一有权统治社会的公共理性从社会深处提取出来”,从而发现具备足够能力与理性,堪担大任的政治精英,由他们去代表和治理民主社会。出于对底层民众的理性能力的不信任,基佐主张把选举权严格限制在缴纳一定税额的富裕资产阶级范围内:缴纳直接税两百法郎的人成为选民,缴纳五百法郎的人成为被选举人。

相较于出身平民的基佐,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本应天然地更易于站在反民主的立场上。不过,托克维尔从基佐那里学到了从“社会”的视角考察民主的方法。他因而认识到民主社会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摆脱了他所处的贵族圈子中盛行的狭隘守旧立场。有意思的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深入考察,使他在诊断民主的内在困难时,得出了与基佐大相径庭的结论。

和基佐一样,托克维尔也认为民主政治存在某些弊端,例如“多数”往往比“少数”更缺乏才能和判断力,由前者选举出来的执政者,经常不如由后者选举出来的执政者那样才德兼备。他甚至对多数的暴政出现的可能性表示过担忧。然而,托克维尔觉察到,民主时代最紧迫和最重大的危险或许并不在于此。当他对比后革命时代的民主社会与封建时代的贵族社会时,他发现了二者在社会结构上的重大区别。大革命后,曾有效抵御王权过度扩张的自由屏障——贵族、行会、自治市镇等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趋于瓦解,只剩下大量虚弱的、原子化的个体,以及不断趋于扩张和集中的中央权力。托克维尔意识到,新的社会结构潜藏着对自由的可怕威胁。当他对比封建时代的贵族和民主时代的个体的心灵状态时,他发现民主时代的个体具有以下悖论性的特点:喜爱独立却容易崇拜多数的意见、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热衷于追求物质财富却缺乏高远目标,等等。对于民主社会结构和民主时代个体的分析,使托克维尔对未来忧心忡忡,害怕出现一幅可怕的图景,即全能国家监管着大量平等、孤独、软弱的个体。对这一前景的强烈担忧,促使托克维尔寻求让这些个体联合起来的方式。

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看到了克服上述民主内在困难的有效途径。他注意到,在美国,民主的原则不仅进入了社会领域,还贯彻到政治领域。由于(在白人男性当中)人人享有平等参政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不得不经常走出私人领域,关注公共事务并与他人往来协作,从而缓和了自我封闭与单纯追求私利的狭隘倾向。美国人借助普遍选举、陪审团制度、乡镇自由、结社自由等,经常参与公共事务,逐渐理解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并成长为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对美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后果的观察,使托克维尔呼吁法国政治精英接受普遍民主,逐步赋予民众平等的政治权利。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托克维尔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并非没有认识到民主的内在困难,他之所以接受民主政治,乃是因为对美国的亲身观察使他相信:民主政治是治疗民主社会弊端的有效方法。此外,他并不看好基佐再造新型才德贵族的努力。托克维尔认为,在生来就享有富贵的世袭贵族不复存在、财富快速变动的民主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怀有追求物质财富的激情,因而民主社会产生的贵族,至多是金钱贵族而已。七月王朝的政治腐败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这一判断。对现代民主弊病的不同诊断,使托克维尔与基佐在思想和政治领域成为了对手。1848年二月革命的爆发推翻了由基佐主政的七月王朝,确立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托克维尔由此成为著名的民主先知,而基佐则因顽固反对民主政治而留下了不佳的声名。

民主良好运转的条件

倘若《平等的限度》只呈现了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民主,以及1848年二月革命后民主政治在法国取得的暂时胜利,那么读者尚无法充分认识民主的内在困难和复杂性。事实上,倪玉珍的著作还呈现了托克维尔在二月革命后经历的希望与幻灭,以及他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覆灭之后对民主困境的再反思。

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很快成立第二共和国,并确立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托克维尔的预言成为现实: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民主必将从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法国就再次陷入内战,即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搏斗。六月工人起义被共和政府镇压之后,法国社会进一步撕裂。1848年12月,一场民主选举使有称帝野心的路易·波拿巴登上了总统的宝座。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用军事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在一年后建立第二帝国。

亲历这悲剧性一幕的托克维尔再度反思民主政治,并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经典之作。此时萦绕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是:为何法国在民主(平等)革命的进程中,会屡次陷入专制?民主政治在1848年再次遭遇挫败,促使托克维尔把目光投到遥远的过去,追寻法国民主悲剧的深层根源。他注意到,早在中世纪晚期,法国王权已经开始打击独立的社会中间团体、推进平等化进程、逐步确立中央行政集权制。这意味着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民主(平等)化的进程是与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相伴的。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深入分析了中央行政集权制带来的社会后果。其中,最严重的恶果之一就是催生了趋于原子化的、人与人相互疏离、彼此冷漠的社会。可以说,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不断进行民主(平等)化的革命,政体和宪法经历多次更迭,但中央行政集权制与社会分裂却贯穿始终。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们的利益、观念和情感相互冲突、难以达成妥协与共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在笔者看来,托克维尔所诊断出的上述法国社会病症,是理解民主之路为何在法国格外曲折的关键。民主的良好运转需要以必要的社会共识为条件。尽管基佐和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理解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认识到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是不可或缺的。

基佐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结出自由之花,其秘密在于王权、教会、贵族和第三等级等多样文明因素的并存。但法国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倘若多元社会力量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共识,不愿为公共利益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就会陷入“不明智的利己主义”,把法国不断地投入革命的漩涡之中。基佐如是阐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帕斯卡说过:无法化约为统一性的多样性是混乱,不是源自多样性的统一性是暴政。这是代议制政府最美妙、最精确的定义。……代议制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同时防范暴政和混乱,促成多样性形成统一性,并提醒多样性要认识并接受统一性。”(Guizot, 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répresentatif, Bruxelles, 1851, p.81)

相比基佐,托克维尔更加警惕国家主义的膨胀,害怕催生无所不能的监护权威(autorité tutelaire)。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必然存在着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倘若不存在这样的权威,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发自肺腑地相信,民主政治让人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够在每个人的利益和全体的公共利益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从而缓和社会的冲突与分裂。此外,他和基佐一样,也寄希望于复兴传统宗教,并借此加强社会共识。

然而,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动荡的局势中,托克维尔提出的上述两种加强社会共识的方案,均缺乏有利的实践环境。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新型贫困问题的出现,法国的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托克维尔出于对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的恐惧,反对像英国那样由政府组织公共慈善以缓解贫富冲突,而他鼓励的私人慈善又不足以应对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贫困问题。可以说,托克维尔最终并未寻找到有效的方案,以缓和由贫困问题加剧的社会分裂。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水涨船高,基佐和托克维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视域中逐渐被人淡忘。他们曾经竭力抵制的福利国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的日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暂时陷入低谷,革命思潮日趋衰退,基佐和托克维尔才重新成为法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宠儿。

然而,基佐和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中对社会共识的强调,并未受到重视。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在多元民主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今,“统一性”概念本身也变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拒绝统一性、鼓吹多样性,他宣称:“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244-245页)后现代主义的诸种思潮也拒绝一切压制差异的统一体系,转而捍卫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特殊性和边缘声音,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还呼吁人们“向总体性开战”“激活差异”。社群主义者同样坚称,真正的平等,必须建立在对文化特殊性的实质尊重之上。由此,多元民主占据主导地位,共识民主却岌岌可危。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困境,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肇始于此。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以赛亚·柏林

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此消彼长中,从基佐与托克维尔对“社会”的深刻凝视,到伯林与利奥塔对“统一性”的彻底祛魅,思想的钟摆似乎从未停止在某一个终点。昔日,启蒙哲人及其信徒试图以公意编织普遍的法则,用理性锻造社会的统一性;而今,后现代主义的风暴将一切坚固的东西打碎,多元主义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然而,从法国大革命至今的动荡历程警示我们:无论是追求绝对的社会统一,还是鼓吹碎片化的“多元民主”,都各自暗含着将自由推向反面的风险。前者容易在“普遍的善”的名义下窒息个体,后者则可能在无穷无尽的差异消解中使社会丧失凝聚力。或许,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于寻找统一性与多样性那无比脆弱却又异常重要的平衡。这是每一个渴望在平等中安享自由的现代人,始终必须面对的永恒命题。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乐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