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评论 浑 金

世人常将公平与平均混为一谈,仿佛只要把高个子截短,把矮个子拉长,天下便太平了。殊不知,黄鳝与泥鳅若真的一般长,遭殃的首先是黄鳝;鸡鸭鹅若真的一般高,首先窒息的必然是鹅。一个社会若以“整齐划一”为最高美德,其代价往往是让能者束手,让庸者安然,最终落得个“共同贫穷”的寒酸结局。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之后逐步展开的“公正行动”,恰恰是对这一历史迷思的清醒告别:它不再在“平均”的泥潭里打转,而是向“平衡”的高处行走。

回望计划经济年代,许多人怀念那种“差别不大”的安稳。工人有八级工资之别,干部有行政级别之分,但上下落差终究有限。那是一个低水平均衡的时代,公平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大家都不富裕”的朴素心理。然而,当改革开放把平均主义的藩篱拆去,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随之而来:人们一度把“公平”连同“平均”一起扔掉了。差距从合理拉开,滑向天壤之别,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草菅人命式的底线失守。这不是市场的过错,而是分寸感的丧失。

分寸感,恰恰是“平衡主义”的精髓所在。它与平均主义的根本分野在于:承认差别而不纵容悬殊,照顾弱者而不扼杀强者。先秦儒家早已触及这一关节。《论语·季氏》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后人多将“均”解作平均,实则孔子所忧的“不均”,指向的是资源配置的失衡与阶层之间的断裂,而非要求人人所得毫厘不差。孔子批评冉求为季氏聚敛,并非因为季氏比别人富,而是因为富者愈富而贫者无所依。儒家的“均平”理想,从来是一种有差等的和谐,而非无差别的齐一。

真正把“平衡”从哲学思辨推向治理实践的,是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带有温度的政策安排。缩小城乡差别,是空间维度上的再平衡;免征农业税、粮补到户、乡村振兴,是阶层维度上的再平衡;社保医保全覆盖、全面脱贫、低保兜底,是底线维度上的再平衡。这些举措没有一项以“拉平”为目标,却每一项都在“托底”与“限高”之间寻找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它们不伤害企业家和各行各业能者的积极性,因为承认才智与汗水的溢价是激励的根基;它们也不漠视普通人的基本尊严,因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来不看塔尖有多高,而看塔基有多稳。

有人或许会问,这不就是“第三条道路”的老调重弹么?非也,平衡主义之所以在今日具有“历久弥新”的力量,是因为它直面了一个自由主义与平均主义都无力回应的困局。极端自由主义把一切交给市场,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赢家通吃到连池塘都不剩;极端平均主义把一切交给指令,结果是黄鳝泥鳅一般长,鸡鸭鹅同高,谁也别想活出本来的样子。而平衡主义既不搞“野蛮掳富济贫”,也不搞“文明导富扶贫”之外的任何强制,它用税制、社保、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这些温和而坚定的杠杆,把偏离重心的天平一寸一寸扳回来,把共产主义理想一点一点立起来。

放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早已超越了“谁更富”的初级阶段,进入“谁更稳、谁更久、谁更能让最大多数人活得有盼头”的深层较量。西方民粹主义的崛起与极化政治的撕裂,恰恰暴露了自由主义在“平衡”能力上的先天不足:它善于创造财富,却拙于守护公平。而平均主义的历史实验,也已在多个大陆上留下了共同贫穷的墓志铭。中国正在走的这条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抄,其可贵之处正在于它拒绝了非此即彼的诱惑,在效率与公平、激励与保障、强者与弱者之间,保持了一种需要极高政治智慧才能维持的动态张力。

古人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平衡主义不是和稀泥,而是在两极之间找到那条让最多人走得通的路。这条路上,能者不必因冒尖而惶恐,弱者不必因落后而绝望。一个民族在分寸感上的觉醒,或许比任何单一政策的得失都更值得珍视。因为它意味着,我们终于学会了不再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人的人生,却依然努力让每一个人都不被尺子落下。

2026年11月19日晚写于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