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小楼封顶那天,村里放了半个钟头鞭炮。
父亲站在人群里散烟,见人就拍我肩膀,喊“我闺女”,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
母亲端来一碗糖水鸡蛋,往我手里塞。
我端着碗没动。
三十年前也是这个村口,他把我的行李扔在土路上,说宋家没你这个女儿。
半个月后,县报中缝登了一行字。
如今楼盖起来了,车也买了,笑脸也回来了。
只是饭桌上弟媳一句话,让我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01
酒席摆在楼前的空地上,八张圆桌从院门一直排到村道边上。厨子是邻村请来的,灶台搭在院墙根,大铁锅里咕嘟咕嘟炖着肉,香味飘出去老远。
我一下车,母亲就迎上来了。
她比去年又瘦了一圈,颧骨突着,脸色黄里透白,身上的棉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手伸过来接我手里的包,我躲了一下,说不用,不沉。
“路上累了吧?开了几个小时?”
“四个多。”
“饿不饿?先给你下碗面?”
“不用,酒席上吃。”
她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又缩回去了。眼神往我脸上扫了一眼,没再说话。
父亲站在院门口招呼人。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那件藏青色夹克,领子翻得板板正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见我,老远就扬起手。
“之桃回来了!来来来,这是你张叔,这是你李婶,都念叨你呢。”
我挨个打招呼。张叔递烟,我说不会。李婶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嘴里啧啧有声。
“这闺女出息了,你看看这气质,哪像咱们庄稼人。”
父亲在旁边哈哈笑,拍了拍我肩膀,手掌落下来的时候带着一股烟草味和酒气。拍得挺重,我肩头歪了一下。
“我闺女,随我。”
酒席开了十二桌。
父亲带着我一桌一桌敬酒,每到一桌都要把我的事说一遍。
说我在南方开厂子,说这楼是我出钱盖的,说我弟弟那辆车也是我给买的。
每说完一段,桌上就有人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老宋好福气”。
我笑着应酬,嘴都快笑僵了。
弟媳许钰玲坐在靠里那桌,怀里抱着我侄子。孩子五岁,手里攥着个鸡腿啃得满脸油。她看见我过来,把孩子往旁边一放,站起来倒了杯饮料。
“姐,我替博涛敬你。他今天去镇上拉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接了杯子,喝了一口。她挨着我坐下,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邻桌听见。
“姐,三楼那间房,我前两天收拾出来了。想着你也不常回来,空着怪可惜的。村里老赵家儿媳妇要生二胎,正找地方租呢。”
我看了她一眼。她脸上带笑,眼睛弯着,手里给孩子擦嘴。
“那间房,我盖楼的时候说了,留给我自己。”
“知道知道,我这不是替你想嘛。空着也是空着,一年到头你住不了三天,租出去一个月还能收几百块。你要回来,提前打个电话,我立马给你腾出来。”
母亲在旁边听见了,端着一盘花生米过来,往桌上一搁。
“先吃饭,这事回头再说。”
许钰玲笑了笑,没再往下接。
下午两点多,亲戚散了大半。
我帮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在院子里跟几个老兄弟打牌,嗓门一阵高过一阵。
弟弟博涛回来了,开着那辆我给他买的黑色轿车,从村道上拐进来,车胎上糊满了泥。
他下车先喊了声姐,然后凑到我旁边。
“路上好走不?高速堵不堵?”
“还行。”
“姐,我跟你说个事。镇上有个沙场要转手,老板是我铁哥们,价格给得特别低。我算了一下,一年能挣这个数。”
他伸出三根手指头。我没接话,端起碗往厨房走。
“姐,你听我说完啊,这回真靠谱。我实地去看过了,机器都是现成的。”
“你去年包鱼塘也说靠谱,前年倒腾建材也说靠谱。”
“那两回是被人坑了,这回不一样。”
“哪回都一样。”
他脸涨红了,站在院子里不动。母亲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吭声。
晚上我住二楼东边那间。
屋里新打的衣柜,新铺的床单,窗台上还放了一盆假花。
我躺在硬板床上,听见隔壁母亲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像在搬什么东西。
第二天清早我起来上厕所,经过母亲房间,门半开着。
她背对着我蹲在柜子前,正把一个铁皮盒子往柜子最里头塞。
盒子是旧饼干盒,漆掉了大半,能看出原来印的是红色牡丹花。
“妈,你藏什么呢?”
她肩膀一哆嗦,回头看我,脸上堆着笑。
“没啥,些旧票据,乱得很,我归置归置。”
“什么票据?”
“就是些老账,你爸以前的工资条什么的,不看了不看了。”
她把柜门关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没再问。吃了早饭就开车回了南方。
高速上我一直在想那个铁盒。
小时候见过,母亲把家里的钱、粮票、布票都锁在里面,钥匙拴在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
后来日子好过了,那盒子就不见了。
我以为早扔了。
没想到还在。
02
我家在柳河村最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碎砖头垒的,下大雨塌过两回。
父亲宋德勇在农机厂上班,一个月挣四十二块五,是家里唯一拿工资的人。
母亲徐爱珍身体不好,类风湿,手指头关节肿得像蒜头,阴天下雨就疼得下不了炕。药没断过,去痛片、强的松,最便宜的那种,一瓶几块钱。
我底下有个弟弟,宋博涛,小我四岁。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鸡蛋就是弟弟的。
早晨母亲煮两个,一个给父亲,一个给弟弟。
我和母亲喝棒子面粥,就咸菜。
有时候弟弟吃剩下半个蛋黄,母亲会拿筷子夹到我碗里,压低声音说快吃。
新衣服也是弟弟先穿。
他穿小了,改一改给我。
有一年过年,母亲扯了块红格子布,给弟弟做了件罩衫。
我蹲在旁边看,母亲头也没抬,说丫头片子穿什么新的,捡你弟的就行。
我学习好。
从一年级到初三,没出过前三名。
奖状贴了半面墙,父亲从来不看。
有回我考了全公社第一,老师上门送喜报,父亲正蹲在院里修自行车,头都没抬,说考第一有啥用,早晚是人家的人。
弟弟成绩不行,数学考过十八分。父亲拿皮带抽了他一顿,抽完又让母亲去供销社买了两瓶罐头,说给孩子补补脑子。
初三那年,我跟父亲说想考中专。师范或者卫校都行,出来有工作,能挣钱。父亲正喝酒,花生米嚼得嘎嘣响。
“考什么考,你弟马上要上高中,家里哪有钱供两个。”
“我考上中专就不用家里掏钱了,国家有补助。”
“那也不中。你妈身体不好,你早点进厂挣钱是正经。”
“我成绩比博涛好那么多。”
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你弟是小子,你是丫头。丫头念那么多书干啥?念多了心野,更不好管。”
我不服,偷偷去学校找了班主任,要了张报名表。填好了拿回家让父亲签字,他接过去看了一眼,两把撕了,扔在灶膛里。
“我说了不中就不中。”
那是我第一次挨打。皮带抽在后背上,我趴在炕上两天没起来。母亲给我抹红药水,一边抹一边掉眼泪。
“桃啊,你别跟你爸拧着来。咱家就这条件,你弟是男娃,将来要顶门立户的。你早晚要出门子,念那么多书干啥?”
我没说话,把脸埋在枕头里。后背火辣辣地疼,但心里比后背更疼。
转过年来,我初中毕业,进了县纺织厂。
三班倒,一个月挣六十八块,留八块当饭钱,剩下六十全交家里。
发工资那天父亲最和气,会让我去小卖部打半斤散酒,他喝两盅,话也多起来。
“之桃啊,好好干。等你弟考上大学,你这个当姐的也算没白供。”
弟弟没考上大学。
高中混了三年,连个中专分数线都没够着。
父亲又托人把他弄进农机厂当临时工,干了不到半年嫌累,不去了。
在家晃了两年,天天跟一帮小青年打牌喝酒。
我那时候已经二十了,厂里有人给介绍对象。
父亲放话出去,彩礼低于八千免谈。
八千块在八十年代末是笔大数目,县城一套平房才卖一万出头。
媒人来了几拨,一听数目都摇头。
我后来才知道,那八千是给弟弟攒的。父亲早想好了,我的彩礼就是弟弟将来盖房娶媳妇的本钱。
03
卢广发是那年秋天来的。
南方人,四十出头,说话带口音,把“人”念成“银”。
在县城包了个小旅馆的房间,专门收附近几个厂的布头、次品布,往南方倒腾。
纺织厂供销科的人跟他熟,中午常带他来厂里食堂吃饭。
他穿一件灰夹克,皮鞋倒是擦得锃亮。吃饭快,筷子使得溜,就是话少。别人跟他开玩笑,他就笑笑,露出两颗金牙。
有回我上夜班,在车间门口碰见他。他蹲在台阶上抽烟,看见我出来,站起来让了让。
“你是宋师傅的女儿?”
“你认识我爸?”
“农机厂老宋嘛,我跟他喝过酒。他说你在这上班。”
我没接话,往食堂走。他跟了两步。
“小姑娘,你在纺织厂一个月挣多少?”
“问这干啥?”
“随便问问。你要是有想法,南方那边工资高。我档口缺个看店的,管吃住,一个月两百起。”
两百,是我在纺织厂的三倍。
“我考虑考虑。”
“行,你考虑。我在这还待半个月。”
我回去没跟家里提。但心里那根弦被拨了一下,嗡嗡响了好几天。
半个月快到头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堂屋。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针扎了手也没吭声。弟弟不在,出去打牌了。
“张家庄有个姓张的,家里开砖窑的,你听说过没?”
“没。”
“四十了,前头那个媳妇病死了,没留下孩子。人老实,就是腿有点毛病,走路不太利索。彩礼给八千,一分不少。”
我手里的搪瓷缸差点掉地上。
“四十?比我大二十岁。”
“大点咋了,会疼人。人家砖窑一年挣好几万,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比在厂里三班倒强。”
“我不干。”
父亲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来。
“你不干?人家定钱都给了。八千块,我收了。”
“你收了你还人家去。我不嫁。”
他上来就是一巴掌。我耳朵嗡了一声,嘴里尝到铁锈味。
“我养你二十多年,白养了?你弟眼瞅着要娶媳妇,家里连间像样的房都没有。你不嫁,这钱你出?”
母亲放下鞋底过来拉他。
“老宋,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一边去!都是你惯的。”
他指着我鼻子。
“我告诉你宋之桃,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下个集日人家来领人,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锁在屋里,窗户从外面钉了木条。母亲半夜偷偷塞进来两个煮鸡蛋,隔着门缝小声说。
“桃,你别犟了,犟不过的。你爸那脾气你知道。”
我没吃鸡蛋。躺在炕上盯着房梁,一宿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趁他们去赶集,用菜刀把窗户上的木条撬了。
翻墙出去的时候裤腿刮了个口子,膝盖磕在墙根的石头上,青了一大片。
顾不上疼,一路小跑到镇上,找到卢广发住的小旅馆。
他正坐在床上数布票,看见我愣了一下。
“咋了这是?”
“你上回说去南方,还作数不?”
“作数啊。”
“我跟你走。现在就走。”
他看了我半天,把布票收进包里。
“你想好了?这一走,家里那边……”
“想好了。”
他叹了口气,从床底下拖出个蛇皮袋。
“帮我拎着这个。咱赶十一点那趟班车。”
04
父亲追到县城的时候,班车已经开出四十多里地了。他站在汽车站门口骂了半个钟头,嗓子都劈了。这些都是后来舅舅告诉我的。
舅舅说,那天父亲回家把堂屋的桌子掀了,碗碟碎了一地。
母亲蹲在地上捡碎片,手被划了道口子,血滴答滴答掉在砖地上。
弟弟躲在西屋没敢出来。
半个月后,父亲去县报社登了则声明。
中缝里豆腐块大一块地方,花了八块钱。
上面写着:宋德勇与长女宋之桃断绝父女关系,此后其一切行为与宋家无关。
村里人议论了小半年。
有人说我跟人跑了,有人说我让人拐了,还有人说在南方见过我,穿金戴银的。
母亲听到这些就躲屋里哭,哭完了该干啥干啥。
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
我跟着卢广发到了南方,头一个月就后悔了。
他那个档口在批发市场最里头,两米宽的铺面,挂满了布样,转身都费劲。
后面隔出半间做仓库,堆着成卷的布,我得睡在布堆旁边的行军床上。
晚上老鼠在布卷里窜,窸窸窣窣的。第一夜我吓得不敢睡,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卢广发睡在隔壁铺面,中间就隔一层三合板。
“怕老鼠?”他敲了敲板子。
“谁怕了。”
“不怕你抖什么。”
第二天他买了两个老鼠夹,还给我床头放了根木棍。
“真来了你就敲板子,我听得见。”
头三个月,我主要干活:搬布、码货、给客人递样布、记流水账。
卢广发教我认布料,涤纶、锦纶、棉麻混纺,手一摸就知道支数。
还教我跟人砍价,说做生意不能太实在,也不能太滑头,得让对方觉得占了便宜你也没亏。
他女儿卢晓雯那年八岁,跟着奶奶住在城东。
每周末接过来住两天。
小姑娘瘦瘦的,扎两个羊角辫,看我的眼神像看贼。
头一回来,我给她盛了碗饭,她端起来往桌上一墩。
“你不是我妈。”
“我知道。”
“你为啥住我家?”
“我帮你爸干活。”
“干完活你走不走?”
卢广发在旁边吼了她一嗓子。她嘴一瘪,眼泪在眼眶里转,硬是没掉下来。我给她夹了块红烧肉,她犹豫了一下,吃了。
后来每周末她来,我都给她做红烧肉。她嘴上不叫我,但吃完会小声说一句“比奶奶做的好吃”。就这一句,卢广发能乐半天。
头两年最难。
冬天仓库里没暖气,我手上长满冻疮,晚上痒得睡不着。
夏天布堆里闷热,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后背起了一片痱子。
给家里偷偷寄过两回钱,都被原封不动退回来了。
汇款单上盖着父亲的私章,退汇原因一栏写着“查无此人”。
我把那两张退汇单压在箱子底下,再没往家寄过钱。
到了第三年,我和卢广发攒够了钱,在市场口上租了个正经铺面,挂了牌子,叫“广发布行”。
他跑外头进货,我看店卖货。
晚上关了门,两个人对着算盘核账,经常算到半夜。
有一回算完账,他忽然说。
“之桃,你脑子比我好使。我算三遍的数,你一遍就对了。”
“你是不上心。”
“不是不上心,是老了。”
他靠在椅背上,搓了把脸。灯光底下看他,白头发冒出来不少,眼角的褶子也深了。
“我比你大十五岁,你不嫌我?”
我把算盘一推。
“你帮了我,我记着。别的事以后再说。”
他嘿嘿笑了两声,没再往下说。
05
一九九八年,我和卢广发领了证。
没办酒,就在铺面后头支了张桌子,请市场里相熟的几个老板吃了顿饭。
卢晓雯那年十六,正上高中,全程板着脸,筷子都没动几下。
婚后第二年,卢广发查出了肝病。医生说跟他常年喝酒跑生意有关,肝硬得跟石头似的。住了两回院,钱花了不少,人还是一天比一天黄。
他临走前那个月,把我叫到病床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存折。
“这里有十二万,你拿着。厂子和档口留给你,房子给晓雯。她毕竟是我亲生的,你多担待。”
“你别胡说,好好养着。”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
他喘了两口气。
“你家里那边,要是将来找上来,你多个心眼。你爸那人,不是省油的灯。”
我当时没听懂这话,也没往深里问。三天后他就走了。
丧事办完不到一个月,卢晓雯带着她舅舅、姨父找上门来,说要分财产。
她那时候刚考上大专,学会计的,脑子清楚得很。
拿出一张纸,上面列着清单:铺面两间、仓库一个、住房一套、存款若干。
“宋阿姨,我不是不讲情面。我爸的东西,该我的那份我得拿走。”
她舅舅在旁边帮腔,说卢广发当年带我来南方的时候,家里就不赞成,现在人没了,总得给亲生女儿一个交代。
我没吵。
叫了程涛来,把账本一页一页摊开给她看。
哪年赚了多少,哪年亏了多少,房子首付从哪个账上出的,装修花了多少,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程涛是我从市场上招来的老会计,五十出头,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晓雯,你爸留下的这些东西,你阿姨没多占一分。厂子现在还欠着原料款,真要分,先把账还了再分。”
卢晓雯看完账本,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她把那张清单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房子归我,存款归我。厂子和档口你留着。”
“行。”
“还有,以后你别找我。”
她拿了存折和房产证走了。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到底没说话。
后来我听说她大专毕业去了上海,在一家外企做财务,混得不错。
逢年过节会给我发条短信,就几个字:阿姨,节日快乐。
我回一个:好。
那年冬天,舅舅徐永刚找到了我。他是怎么找到的我没细问,多半是通过纺织厂的老关系一路打听过来的。
他坐在我铺面里喝茶,眼睛四处踅摸,把货架上的布样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之桃啊,你这生意做得不小。”
“还行,混口饭吃。”
“你爸这几年身体不行了,风湿,腿疼得走不动道。你妈那类风湿也重了,手指头都变形了。”
“嗯。”
“博涛谈了个对象,县城的,姓许,叫许钰玲。女方要房,不要村里的,要县城买。首付差两万,你爸让我来问问你。”
我没吭声。舅舅放下茶杯,叹了口气。
“之桃,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那毕竟是你亲弟弟。你爸当年做得是过了些,可这都多少年了……”
“差多少?”
“两万。要是不方便,一万也行。”
“我汇三万。多出来的一万给我妈看病。”
舅舅走的时候高高兴兴的,说还是自家闺女。我站在铺面门口看他拐出市场大门,背影越来越小。风刮过来,带着冬天特有的那种煤灰味。
我回屋把汇款单填好,收据压在账本里。程涛在旁边看见了,没说话,只把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
三天后母亲打来电话,是舅舅家座机转的。她在那头声音发颤。
“桃啊,钱收到了。你爸说,让你过年回来。”
“再说吧。”
“你爸他……他说那房子写博涛名,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
“那就好,那就好。你一个人在外头,吃好点。”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手指头攥着话筒攥得发白。那声“桃啊”隔了整整九年。
06
弟弟的房子买在县城东关,六楼,两室一厅,首付三万我出的。
装修钱不够,又给了两万。
许钰玲家陪嫁了一台彩电和一台冰箱,婚礼办得挺热闹,摆了二十桌。
我回去了。父亲在村口等我,看见我从出租车上下来,快步走过来接行李。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改成拍拍我胳膊。
“回来了。”
“走,回家,你妈蒸了包子。”
那天中午吃饭,父亲破天荒给我倒了杯酒。
他的手抖了一下,酒洒出来几滴在桌上,他赶紧用袖子去擦。
母亲在旁边笑,说你看你爸,高兴得话都不会说了。
弟弟带着新媳妇来敬酒,一口一个姐,叫得又脆又响。许钰玲嘴甜,说早听博涛讲姐姐有本事,今天一见果然不一样。
从那以后,家里电话就热络起来了。
母亲隔三差五打一个,问吃了没、穿的啥、生意好不好。
父亲偶尔接过话筒说两句,内容差不多:你妈想你了,有空回来。
但每次电话的尾巴上,总跟着点别的事。
“之桃,博涛那个店进货差点钱,你方便的话……”
“之桃,你弟想买个面包车跑运输,你看……”
“之桃,你弟妹她妈住院了,手头紧……”
我头两年还给。一万、两万、五千。程涛管账,每次都单独列一页,写上日期和用途。那页纸越来越长,后来他干脆换了个新本子。
到二〇〇五年夏天,弟弟出事了。
他拿着我的名义,在镇上借了八万块高利贷。债主找不到他,顺着名字摸到南方来了。两个人堵在铺面门口,胳膊上刺着青,说话横得很。
“宋之桃是吧?你弟欠我们老板八万,连本带利十万。你是他姐,这钱你认不认?”
我让他们把借条拿出来看。借条上借款人写的是宋博涛,担保人一栏却签着我的名字,字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弟弟自己写的。
“这签名不是我签的。”
“那我们不管,反正是你们宋家的事。你要是不认,我们回去就跟老板说,到时候找你爸妈要去。”
我把程涛叫来,让他报警。那两个人一看真要报警,口气软了,说那先还八万本金,利息好商量。
最后我给了六万,让他们把借条留下。钱转过去那天晚上我给弟弟打电话,他在那头喝得醉醺醺的。
“姐,你帮帮我这回,我下回肯定还你。”
“博涛,这是最后一回。你再在外面打我的旗号借钱,我一分都不会管。”
“知道了知道了,姐你放心。”
他放了电话。我坐在仓库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市场里来来往往拉货的三轮车,忽然觉得特别累。程涛端了杯茶过来,在我旁边蹲下。
“宋总,你这弟弟,是个无底洞。”
“知道你还填?”
我没回答他。茶是热的,捧在手里烫掌心。
二〇二〇年春天,母亲打电话来,说老家的房子不行了。土坯墙裂了缝,房顶漏雨,西屋的梁让白蚁蛀空了一根。
“你爸说想翻盖一下,盖个两层楼就中。”
“盖几层?”
“两层,够住就行。”
我跟程涛商量了一下,又问了问县城的行情。最后定下来盖三层,一楼父母住,二楼弟弟一家回来住,三楼留一间给我。钱我出,图纸我找人画的。
前前后后花了六十多万。打地基的时候我回去过一趟,父亲站在工地上给工人递烟,腰板挺得笔直。看见我就招手。
“之桃,过来看看,这地基打得深,八米!”
“嗯,结实。”
“那是,我盯着的。”
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褶子里全是得意。
我站在旁边,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这楼盖起来,村里人就知道他宋德勇的女儿有本事了。
他这辈子没在村里抬起过头,临老了倒要拿我挣的脸面往脸上贴。
07
楼是十月份封顶的。母亲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酒席,说父亲定了十二桌,把半个村的人都请了。
我开车回去,进村就看见路口拉了红横幅,上面写着“热烈庆祝宋府新居落成”。字是父亲找镇上小学老师写的,红纸黑字,贴在一道塑料拱门上。
酒席上父亲喝了不少,挨桌跟人碰杯。喝到后面舌头大了,拉着村支书的手不放。
“老哥,我这闺女,当年跑出去,多少人看笑话。现在咋样?三层楼!你瞅瞅,这村里谁家闺女有这本事?”
村支书附和着说那是那是。母亲在旁边拽他袖子,让他少说两句。他一把甩开。
“我说的是实话!之桃,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搂着我肩膀,酒气喷在我脸上。
“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往后你回来,这楼里永远有你一间房。”
我点了点头。他满意了,又端杯找别人喝去了。
酒席散了以后,许钰玲领我上楼看房间。
一楼是父母住,东边那间大的,西边隔出个厨房。
二楼整层是弟弟一家住,三间房,装修得挺像样,地板砖亮堂堂的。
三楼原本设计的是两间,一间大一间小。小的那间我打算放张床和桌子,回来住住就行。大的那间做个小客厅,摆得下茶桌沙发。
我上到三楼,走廊尽头那间大屋门开着,里头摆了两张自动麻将桌,四个老头正搓得热闹。烟味呛人,地上全是瓜子壳和烟头。
另外一间小的锁着门。我让许钰玲打开,她磨蹭了一下,从兜里摸出钥匙。
屋里塞了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柜,墙角堆着几箱啤酒和饮料。
“这是……”
“姐,是这么回事。老赵家儿媳妇要生了,没地方住,我把这间租给他们了。一个月三百。那间大的闲着也是闲着,村里人爱打牌,我弄了两张桌子,一天能收几十块台费。”
“我说过这间房留给我。”
“姐,你听我说完。你一年到头回来几趟?最多三五趟。空着也是空着,我替你挣点零花钱嘛。”
“我缺这三百块?”
她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缓过来。
“不缺不缺。我就是觉得可惜了。要不这么着,你下回提前打电话,我提前给你腾出来,保证干干净净的。”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她迎着我目光,一点没躲。
晚饭在楼下吃的。母亲炒了几个菜,父亲开了瓶酒。弟弟也在,闷头扒饭。吃到一半,许钰玲把下午的事说了,语气轻飘飘的。
“爸,妈,我跟姐商量了三楼那间房的事。姐好像不太高兴。”
父亲放下酒杯,看了我一眼。
“之桃,你那间房空着也是空着,让钰玲租出去挣点是点。你又不差那点钱。”
“我差的是那间房吗?我盖楼的时候说好的,三楼留一间给我。现在可好,大的改成棋牌室,小的租给外人。我回来住哪儿?住仓库?”
“你嚷嚷什么!这楼是你出钱盖的没错,可房基地是我的名!博涛是宋家的儿,这楼将来是留给他的。你一个出门子的闺女,给你留一间是情分,不留也是本分!”
母亲在旁边拉他,被他一把甩开。弟弟放下碗,终于开口了。
“姐,你别跟爸吵。三楼那间房我给你腾出来,明天就腾。”
“你闭嘴。”父亲指着他,“没你说话的份。”
许钰玲不吭声了,低头给孩子剥虾。满桌子菜,没人再动筷子。
我站起来,拿了车钥匙往外走。母亲追到门口。
“桃,你吃了再走。”
“不吃了。”
“你爸他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妈,我盖这楼花了六十三万。装修另算。我就要一间房,过分吗?”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眼睛红了一圈。
我开车出了村,上高速之前在服务区停了一下。
翻包找水喝的时候,摸到一板降压药。
是母亲的,她让我走之前去她屋里拿。
我翻了翻包,发现还拿错了,拿成她柜子里的东西。
一盒旧铁盒。
我愣了一下。
下午去她屋里找药,柜子里东西太多,我随手抓了一个盒子。
当时没细看,现在打开,里头厚厚一沓票据。
最上面是一张收据,纸都黄了,边缘脆得掉渣。
我翻到最底下,看见一张剪报。县报中缝,豆腐块大一块。旁边有一行铅笔写的日期,比登报早三天。
收据上的金额是一万块。经手人签名:宋德勇。
08
我把车停在服务区,把铁盒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一样一样看。
除了那张收据和剪报,还有几张汇款单存根,是我这些年往家寄钱的凭证。
最早一张是二〇〇〇年冬天,三万块。
最近一张是去年,五千。
每一张都被母亲捋得平平整整,按时间顺序码着。
最底下压着一封信。信封上没字,里面三张信纸,母亲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桃,妈对不住你。当年你爸跟那个人要了一万块,说是养你二十年的抚养费,不给就告他拐带人口。那个人给了钱,你爸答应不追究,回来还是登了报。那一万块,给你弟交了学费,剩下的买了辆摩托车。妈没脸跟你说这些,可这些年你往家拿的每一分钱,妈都记着。你要是哪天知道了,别恨你爸。他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子才是自家人。妈也认这个理,妈糊涂。”
我把信看了三遍。服务区的灯白晃晃的,照得纸上的字有点晃眼。
原来如此。
怪不得当年那两个人退汇款单退得那么利索。
收了钱了,当然不能再要。
怪不得父亲骂了半宿就消停了,没来南方找我。
一万块到手,比把我抓回去值。
也怪不得这些年,他拿我的钱拿得那么理直气壮。在他眼里,我早就不是宋家人了。给钱是应该的,不给就是没良心。
我回到南方,第一件事是给程涛打电话。
“老程,帮我查个事。一九九〇年秋天,我爸宋德勇跟卢广发之间有没有过一笔一万块的往来。”
程涛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宋总,我等你问这话等了二十年。”
“你知道?”
“卢老板临走前跟我交代过。他说要是有一天你问起来,让我把东西给你。他一直没让我主动说,说等你自己发现。”
第二天程涛送来一个文件袋。
里面有一份协议,手写的,日期是我离家后第十天。
甲方卢广发,乙方宋德勇。
内容很简单:卢广发支付宋德勇一万元整,作为宋之桃离家出走的安置费用。
宋德勇承诺不再追究卢广发责任,不再要求宋之桃返回原籍。
双方签字按手印。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县报所登声明与本协议无关,系乙方自主行为。
卢广发在这行字下面划了道横线。
他早就防着这一手。父亲收了钱,照样登报,等于拿了两头的好处。
程涛说,卢广发当年付钱的时候留了心眼,让中间人舅舅徐永刚也在协议上签了字。所以舅舅这些年一直支支吾吾,不敢把话说透。
我停了对家里所有的钱。
弟弟第一个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没打。
我说问你媳妇去,三楼那间棋牌室一个月挣多少钱,够不够养家。
他在电话那头骂骂咧咧,说姐你不能这样,爸都气病了。
我说那正好,有病看病,我出药费,别的没有。
第二个电话是舅舅打来的,绕了半天圈子,最后说之桃啊,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爸老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说舅舅,当年你在协议上签了字,这事你知道多少?
他那边突然没声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爸让我签的,我哪敢不签。
母亲没打电话来。她让弟媳发微信,说家里揭不开锅了。我回了一条:每月一千五,够吃够药。多的一分没有。
许钰玲回了一长串语音,我点开听了两句就关了。无非是说我没良心、白眼狼、有几个臭钱就忘了本。我没听完就删了。
09
父亲是第二年开春不行了的。母亲打电话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桃,你爸住院了,肝上的毛病,医生说……让准备后事。”
我回去了。病房里一股子消毒水味,父亲躺在靠窗那张床上,瘦得脱了相。脸颊凹进去两个坑,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着,像老树根。
看见我进来,他眼皮抬了抬,嘴动了动。
“来了。”
我在床边凳子上坐下。母亲和弟弟站在另一头,许钰玲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谁都不说话。
父亲让我把弟弟一家撵出去,说有话跟我单独讲。
人都走了以后,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才开口。
“之桃,那楼……房产证上写的是博涛的名。我做的。你别争。”
“你弟不成器,将来还得靠你。你答应我,他以后有事你管。”
“我管不了他一辈子。”
“你管得了。你有钱。”
他喘了几口气,嗓子眼里像拉风箱。
“还有……那年那个南方人给的一万块,是我要的。我不亏欠你。养你二十年,一万块不多。”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眼睛里浑浑的,但还有那股子硬气。到死都不认错,到死都觉得拿我的钱天经地义。
“爸,那一万块,你拿了。报你也登了。这些年我往家拿的钱,早就不止一万了。”
他嘴唇哆嗦了一下。
“你是宋家的闺女,给家里拿钱不应该?”
“那你登报干啥?”
他不说话了。眼睛闭上,胸口起伏得厉害。过了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我那是……怕你跑了不回来。断了关系,你心里还挂着这个家。”
“你是怕我跑了,还是怕卢广发那一万块飞了?”
他猛地睁开眼,直勾勾盯着我。嘴张了张,没发出声。手攥着床单,攥得指头尖直抖。
“你知道了。”
“知道了。”
他把脸别过去,冲着墙。半天没动静。我站起来要走,他忽然又开口了。
“楼……别跟博涛争。算爸求你。”
我没答应,也没不答应。推门出去了。
三天后父亲走了。
丧事办得挺体面,吹鼓手、灵棚、流水席,花了四万多。
钱是我出的。
弟弟在灵前哭得嗓子都哑了,弟媳在旁边搀着,哭一阵劝一阵。
出殡那天我跟在棺材后面走。
村道两边的杨树刚冒芽,风一吹,细碎的叶子哗哗响。
父亲一辈子想在村里抬起头来,临了这三天,算是抬得最高的。
来吊唁的人都说,老宋好福气,闺女把丧事办得这么排场。
棺材下到坑里,土一锹一锹填上去。
母亲蹲在旁边哭,弟弟跪着烧纸。
我站在最后一排,手里攥着那张收据。
纸已经碎了,一捻就掉渣。
我松开手,风把它吹散了,混在纸钱灰里,分不清谁是谁。
丧事办完当天下午,我回了趟老屋。母亲在堂屋整理父亲遗物,见我进来,把手里东西放下。
“桃,那铁盒里的东西,你都看了?”
“看了。”
“妈没想瞒你一辈子。就是……不敢说。”
“你爸那个人,嘴硬心软。他其实……”
“妈,别说了。”
她就不说了。把父亲的一件旧棉袄叠好,放进樟木箱子。
10
我在老家待了五天。
帮着把丧事收了尾,把该结的账结了。
弟弟中间找过我两回,头一回问那楼以后咋弄,我说你自己看着办。
第二回问我能不能再给点钱,他想把棋牌室扩一下。
我说没钱。
他急了。
“姐,爸刚走你就这样?”
“博涛,你自己算算。从你结婚到现在,我给你拿了多少钱。买房、买车、还债、盖楼,哪一笔不是我出的?你现在还跟我要?”
“那是你愿意的!”
“我是不愿意的。”
他愣在那儿,嘴张着,说不出话来。我转身走了,听见他在背后踢了一脚墙根,骂了句什么。
许钰玲第二天一早就来找我,这回换了个策略,不打感情牌了,摆事实讲道理。
说三楼那间房确实是她不对,她认。
又说棋牌室不开了,桌子和椅子都处理掉。
最后绕到正题上。
“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爸妈这边的生活费,你直接打我卡上,我来安排。保证让妈吃好喝好。”
“我每月给妈一千五,打她自己卡上。她愿意给谁花是她的事。”
“一千五哪够啊?现在物价这么高。”
“不够你添。”
她脸沉下来了。
“姐,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在南方住大房子开好车,一千五打发叫花子呢?”
“叫花子可没问我要过六十万。”
她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尖响。抱起孩子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甩了一句。
“行,宋之桃,你行。以后这个家你别回来了。”
“这楼不是我盖的?”
她噎住了,抱着孩子噔噔噔走了。
我在家又住了两天,帮母亲把父亲的东西归置好。
临走那天早上,母亲煮了一锅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吃了一碗,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欲言又止。
“桃,你下回什么时候回来?”
“你爸走了,家里就剩我了。博涛他们住县城,也不常回来。”
“我给你装了监控,正对堂屋。你有事就打电话,我手机上能看见。”
“那玩意儿我也不会用。”
“会按那个红按钮就行。”
她从围裙兜里摸出个手绢包,打开,里头是一对银耳环。
“这是你奶奶留给我的。你拿着。”
“我不要。”
“拿着。妈没什么给你的。”
我接过来揣兜里。她伸手在我胳膊上拍了拍,手背上全是老年斑和骨头节。
“桃啊,你别恨你爸。”
“我不恨。”
“那你恨妈不?”
“不恨。”
她眼圈红了,低头搅锅里的面汤。我拎着包出门,没回头。
回南方以后,我把厂子交给程涛打理。
徒弟小周跟了我八年,看店拿货都熟了,我让她当了店长。
自己买了个带院子的老房子,在城郊,前后种了些菜。
母亲的生活费每月按时打,一千五,不多不少。
弟弟的棋牌室后来被镇上查了一回,说是有人举报聚众赌博,罚了五千。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
后来许钰玲在微信上发了一长段话,大意是姐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回了一句:赌博是犯法的,你让他戒了。
母亲隔三差五打电话来,东拉西扯说一阵。
有时候说村里谁家闺女出嫁了,有时候说后院的枣树结了不少。
临挂电话总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每回都说,再说吧。
院子里丝瓜藤爬满了半面墙。
傍晚我坐在藤架底下择菜,风一吹,叶子沙沙响。
手机搁在石桌上,屏幕亮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语音。
我没急着听,先把手里那把豆角择完了。
豆角入锅炒的时候,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短信,母亲不会打字,肯定是找隔壁小媳妇帮忙发的。
“桃,天凉了,加衣服。”
我回了个“好”。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下个月回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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