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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失踪后的第二年,我进城做了住家保姆。

雇主江绍庭六十九岁,独居,儿子在澳大利亚,女儿在南京。那栋带院子的老房子里,平时只有我们两个人。

五个月来,他待我客气,从未说过越界的话。

可一个暴雨夜,他忽然停在我门外,低声说:“素琴,往后晚上,你到我房里陪床。”

我抓着门闩,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江绍庭没有催我,只补了一句:“我知道这话不好听。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我沉默许久,终于隔着门回答:“行,但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二天,他看完我写下的条件,手里的纸竟掉在了地上。

01

我叫方素琴,安徽人,四十九岁。

年轻时,我觉得自己命不算差。丈夫罗志强会修车,我会算账,两个人在镇上开过一家汽修铺。

生意最好的那几年,我们在县城买了房,手里也攒了十五万多块钱。

我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没想到,人一旦兜里有了钱,心也可能跟着跑远。

罗志强先是迷上打牌,后来隔三岔五不回家。每次我追问,他总说在陪客户,还嫌我管得太宽。

我在他的车里见过女人的耳环,也在他衬衫领口闻到过陌生的香水味。

他却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年纪大了,整天疑神疑鬼。

为了儿子,我忍了。

我总想着,等孩子工作稳定,等母亲身体好些,我再跟罗志强把话说清楚。

可命运从不给人慢慢准备的机会。

我四十七岁那年,母亲突发脑出血。送到医院没撑过两天,人就没了。

我在老家办完丧事,回到县城时,房门虚掩着。

衣柜空了一半,存折和银行卡全不见了,罗志强的电话也关了机。

后来有邻居告诉我,他开车走时,副驾驶坐着一个烫卷发的女人。

更糟的还在后面。

不到半个月,陆续有人拿着借条上门。罗志强背着我借了十一万六千块,有几张借条上甚至写着“用于店铺周转”。

那家汽修铺登记在我们两个人名下,我想撇都撇不干净。

儿子罗浩那时二十二岁,在苏州一家物流公司上班。

我给他打电话,他沉默了半天,只说:“妈,我爸或许也有难处。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吧。”

那句话像一根生锈的钉子,扎得我几天吃不下饭。

丈夫卷钱跑了,儿子不愿回来,亲戚听见借钱两个字便躲着我。

我卖掉能卖的东西,又打零工还了一部分债。可一睁眼,剩下的数字还压在胸口。

给我介绍工作的,是同村的严大姐。

她说合肥有位退休工程师,老伴去世五年,儿女都不在身边,想找个踏实的住家保姆。

工资每月四千二,包吃包住,做满一年还有奖金。

我当晚就答应了。

第一次见江绍庭,是个风很大的下午。

他从二楼下来时,穿着深灰色毛衣,头发已经花白,背却挺得很直。

他坐到我对面,只问了几个问题。

“会做清淡菜吗?”

“会。”

“能长期住下?”

“只要您觉得我合适,我就不乱换地方。”

他看了我一会儿,又问:“家里还有人会经常来找你吗?”

我的手指顿了一下。

“没有。就一个儿子,也不在本地。”

江绍庭没再追问,给我倒了杯温水。

“先做一个月。彼此不习惯,都可以提。”

就这样,我拖着一只旧行李箱,住进了江家。

02

江家的房子在老城区,一共两层半,院墙外就是一条种满梧桐的小路。

院子里有棵老桂花树,枝叶伸到二楼窗边。树下摆着两把竹椅,其中一把已经掉了漆。

我的房间在一楼,靠着厨房,窗外能看见一小片菜地。

江绍庭的生活很有规矩。

早上六点四十起床,七点吃饭;午饭一定要有汤,晚饭不能晚过六点半。

他吃得少,饭菜也不挑,只是不碰动物内脏,盐放多了会提醒一句。

每晚八点,他都会上楼。九点半之前,整栋房子便安静下来。

我原以为独居老人多少有些难伺候,可他从不翻我房间,也不盘问我去了哪里。

买菜剩下的钱,我把小票和零钱放在餐桌上,他常常只看一眼。

第一个月结束,他把工资装进牛皮纸信封,多放了三百块。

“院子和储物间,你都整理得不错。这是奖励。”

我拿着信封,心里忽然发热。

自从罗志强离开,找上门的每个人都在问我欠款什么时候还。已经很久没人肯定我做得好不好。

我向江绍庭道谢,他却低头翻着报纸。

“认真做事的人,本来就该得到尊重。”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春天到来后,我把院角荒掉的小菜地翻了一遍,撒了些青菜种子。

桂花树下积着去年的枯叶,我装了整整三大袋,才把青石板露出来。

收拾杂物时,我找到一只缺口的白瓷瓶,洗净后插了几枝刚开的迎春花。

第二天,那只花瓶被挪到了客厅最亮的窗台上。

瓶口的豁口朝着墙,下面还垫了一块浅蓝色方巾。

我不用问,也知道是谁摆的。

江绍庭坐在窗边看书,发现我注意到了,轻轻咳了一声。

“扔了可惜。”

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住到第七十八天,我用工资还了三千块债。

那天回来的路上,我买了半斤排骨,炖了一锅冬瓜汤。

江绍庭尝了一口,抬头看我:“今天心情不错?”

我说刚还掉一笔钱,总算觉得肩膀轻了一点。

他没有问我欠了多少,也没问钱是怎么欠下的。

吃完半碗饭,他才说:“债是数字,人不是。别把自己也一起赔进去。”

我的筷子停在半空。

那晚回到房间,我坐在床边哭了很久。

不是委屈,而是突然有人提醒我,我除了还债,也还是个人。

03

相处久了,我发现江绍庭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硬朗。

他有高血压和心律不齐,餐边柜里放着好几种药。

天气转阴时,他的左膝会疼。上下楼虽然还是不肯让人扶,脚步却明显比平时慢。

我没有当面拆穿他的逞强。

每逢降温,我会提前把护膝放到楼梯旁,再将一只装着温水的保温杯摆在他常坐的位置。

他第一次发现时,朝厨房看了半天。

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倒是记得细。”

“家里就两个人,我不记,谁记?”

说出口后,我才觉得这话有点亲近,赶忙低头切菜。

江绍庭没有介意。

隔天我买菜回来,门边多了双防滑布鞋,尺码正合适。

鞋盒上压着一张便签。

“你那双鞋底磨平了,厨房有水,容易摔。”

我把纸条夹进了账本里。

江绍庭每天晚饭后,会在桂花树下坐半个小时。

有天我晒完衣服,他指了指对面的竹椅。

“忙完了就坐坐,不用一直站着。”

我坐下后,他问我儿子多大。

我说二十三岁,在苏州做调度,平时工作忙,很少回来。

“过年也不回?”

“去年说值班,给我转了五百块钱。”

其实那五百块,我第二天就退回去了。

我怕儿子觉得,母亲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要钱。

江绍庭听完,慢慢转动手里的茶杯。

“我儿子在墨尔本,女儿在南京。一个离得太远,一个总说抽不开身。”

“他们会给您打电话吗?”

“会。每月都问我缺不缺钱。”

他说完笑了一下,笑意却没到眼睛里。

江绍庭并不缺钱。

他缺的是有人坐在身边,听他把一句话说完。

暮色一点点落下来,墙外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锅铲碰撞声从邻院传来。

我们谁也没有再开口。

我却忽然明白,这栋房子里住着的,并不是一个雇主和一个保姆。

是两个都被家人留在远处的人。

04

五月初的一个早晨,江绍庭没有按时下楼。

我等到七点二十,粥都凉了一层,楼上仍没有动静。

敲门时,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回应。

我推门进去,看见他蜷在床边,一只手按着上腹,脸色灰白,睡衣已经被冷汗浸透。

他说半夜就开始疼,以为忍一忍能过去。

我又急又气,拿上医保卡和药盒,叫车把他送去医院。

检查结果是急性胆囊炎,同时伴有血压升高和频发早搏。

医生问他胸口是不是常常发闷,他犹豫片刻,说偶尔会有。

我这才知道,他把硝酸甘油藏在床头抽屉里,已经自行吃过几次。

输液时,我跑上跑下取药、缴费,还给他女儿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女人说正在开会,问清楚没有生命危险后,只让我先照看着。

江绍庭闭着眼,像是没听见。

傍晚回家,他走到二楼便喘得厉害。我扶住他的胳膊,他下意识想推开,最后还是把重量靠了过来。

进门前,他低声说:“今天耽误你了。”

“您要是早一点叫我,反倒不会折腾这么久。”

“我不习惯半夜麻烦别人。”

我看着他:“您请的是住家保姆,不是白天才出现的钟点工。身体不舒服,叫我不算麻烦。”

他靠着门框,沉默了很久。

第二次发作,是十二天后。

医生建议他住院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坚持说等儿子回国再安排。

可那个所谓的“等”,根本没有日期。

从那之后,我睡觉时不敢再把门关严。

半夜听到楼板响,我会起来看看。早晨的药也由我分好,连同温水一起放在餐桌上。

江绍庭起初不高兴。

“我还没老糊涂,吃药不用人盯。”

第二天,我照旧把药摆出来。

他看了我几秒,最后一粒不漏地吃了。

后来他再没有说过不需要。

05

不知不觉,我在江家住了五个月。

江绍庭的话渐渐多起来,有时会说起年轻时在机械厂画图纸,也会说起去世多年的妻子秦老师。

他说秦老师爱吃甜食,却总怕胖,每次买糕点都只敢吃半块,剩下半块塞给他。

“她走之前那几年,身体一直不好。最后那晚,我就睡在旁边,竟然没听见她喊我。”

他说这话时,手里的汤匙悬了很久。

我没有劝他想开些。

有些遗憾不是一句“过去了”就能放下的。我只给他添了半碗热汤,让他慢慢喝。

六月,江绍庭的女儿江雯回来了一次。

她四十出头,穿着剪裁讲究的套裙,进门后先看了客厅,又把目光落到我身上。

“爸,这就是你找的阿姨?”

“她叫方素琴。”

江绍庭特意说了我的名字。

江雯笑了笑:“看着挺年轻,不像快五十的人。”

这话乍听是夸赞,语气里却带着打量。

饭桌上,她问了几句父亲的病,随后一直说丈夫的公司和孩子的升学。

江绍庭安静听着,中间几次想说检查的事,都被她岔开了。

临走前,江雯把我叫到院门边。

“我爸这人心软,也不爱计较钱。家里有什么事,你最好先跟我说。”

我听懂了她的提醒。

“江小姐,我拿的是工资,只做分内的事。”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

“那就好。”

车开走后,江绍庭一个人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

我问他要不要喝茶。

他摇摇头,忽然说:“她小时候发烧,我背着她跑了三条街找医生。如今她在这里待两晚,都觉得时间太长。”

我不知道该怎样接。

最后只把竹椅擦干净,陪他坐到了天黑。

06

七月下旬,合肥连着闷热了好几天。

那天傍晚,乌云压得很低。江绍庭只吃了几口饭,便说胸口发堵,想早点上楼。

我问要不要去医院,他摇头说只是没睡好。

夜里十点多,雷声滚过屋顶,大雨突然砸下来。

我刚关灯,便听见楼梯上传来脚步声。

那声音很慢,在我的门前停住。

“素琴。”

江绍庭隔着门叫我,嗓音比平时更沉。

我披上衣服坐起来,却没有立即开门。

他停了一会儿,说:“从今天开始,我想让你夜里到我房里陪床。”

我的手僵在门闩上。

五个月里,他从未碰过我一下。可“陪床”这两个字,落在一个男雇主和女保姆之间,怎么听都让人不安。

我问:“您说的陪床,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最近夜里总会惊醒,有时心跳得厉害,药就在手边,却怕来不及拿。”

他的声音很低。

“前天晚上,我倒在床边,过了十多分钟才爬起来。那时候我忽然想到,真出了事,天亮才会有人发现。”

我心里一沉。

他没有隐瞒自己的害怕,也没有拿工资逼我。

“你不愿意,我就找夜间护工。只是陌生人进家,我不放心。”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我想起他住院时苍白的脸,也想起江雯临走前那种防备的眼神。

照顾一个独居老人,和睡进男雇主的卧室,完全是两回事。

一旦传出去,无论发生什么,最先被怀疑的人都会是我。

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了怕别人不高兴,就把自己逼进没有退路的地方。

想清楚后,我说:“我可以答应,不过有两个条件。”

江绍庭立即回应:“你说。”

“明天我写下来。您看完以后,再决定要不要让我陪。”

他没有追问,只说了声好。

脚步声渐渐远去,我却整夜没有睡着。

天快亮时,我打开灯,把反复斟酌过的话写在一张信纸上。

第二天早饭后,我将折好的纸递给江绍庭。

“两个条件都在里面。您接受,我今晚搬一张小床上去;不接受,我会把这个月做完,再离开。”

他接过信纸,慢慢展开。

看到第一条时,他的眉心拧紧了。

读到第二条,他的脸色骤然变白,指尖也跟着发抖。

纸张从他手里滑落,落在脚边。

他猛地抬起头:“你怎么知道的?”

我弯腰捡起信纸,重新放到桌上。

“您先告诉我,这两个条件,到底答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