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秦绍川,五十二岁。
那天下午,会议厅的大屏幕上只剩下两行数字:罗庆邦六十四票,秦绍川五十九票。
我盯着那五票的差距,坐了很久。
01
主持人宣布结果后,掌声从右侧响起,很快连成一片。
罗庆邦起身向四周致意,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谦逊。几位早已站队的干部迎上去,把他围得严严实实。
我也站起来,隔着人群向他点了点头。
三十一年,我从临江市下面一个县的普通科员,一步步走到省发改委主任。为了这次提名,我几乎把能准备的都准备了。
可到头来,只差五票。
有人从我旁边经过,脚步明显放慢了一下,最终却没有开口。
我知道,他们是在判断,此刻跟我说话会不会被罗庆邦看见。
走出会场时,办公室主任邱海峰追了上来。
“秦主任,您等等。”
他跟了我七年,过去不管多晚,只要我还没走,他一定守在门口。
我停下脚步,邱海峰却突然举起手机:“不好意思,我先接个要紧电话。”
他边说边退,转过拐角,很快没了踪影。
那部手机的屏幕从头到尾都是黑的。
我没有拆穿,只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团湿棉花。
电梯前,我又碰见秘书程越。
程越三十三岁,是我亲手从综合处挑出来的。那几年他父亲住院、买婚房,都是我帮着联系、周转。
“车在楼下吗?”我问。
程越抿着嘴,始终不敢看我。
“主任,我正想跟您说,干部一处缺个人,我打算过去。申请已经递了。”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他不是来商量,只是来通知我。
“什么时候想好的?”
“前几天。”
那时投票还没开始,说明他早就替自己留好了退路。
我替他按开电梯门:“去吧。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走稳一点。”
程越连连点头,像卸下了一副重担。
电梯里还有两名省政府办公厅的干部。过去他们远远看见我就会迎上来,今天却默契地转向另一边,谈起罗庆邦的新秘书人选。
我站在他们身后,闻到一股浓重的烟味。
门开后,两人抢先出去,连一句“秦主任慢走”都省了。
一楼大厅里停着几辆公务车。我找了一圈,没有看见自己的车,只能给司机陈富强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秦主任,车临时被办公厅调走了。罗省长家里有人要接,您看能不能自己回去?”
“谁让你去的?”
“是季副秘书长安排的。我也没办法。”
我挂断电话,独自走向大门。
门卫小高低头摆弄登记册,像完全没有看到我。以前他见我进出,总会提前把玻璃门拉开。
我自己推门出去,十一月的冷风立刻灌进领口。
台阶下面车辆来往不断,却没有一辆为我停下。
我忽然想起刚进机关那年,自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每天最早来、最晚走。那时什么都没有,反而觉得前面的路很宽。
如今职位高了,离目标只剩一步,脚下却像突然空了。
我正准备去路边叫车,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老秦。”
回头时,省委书记徐敬岳站在大厅侧门旁。
他六十一岁,在江澜省工作七年,平时说话不多,却很少有人敢在他面前敷衍。
“徐书记,您还没走?”
“等你。”
这两个字让我有些意外。
徐敬岳没有带秘书,只示意我跟上。他沿着一条少有人走的连廊往后院去,直到四周无人,才放慢脚步。
“输了五票,心里服不服?”
我想了想,如实回答:“结果我认。但要说一点想法都没有,那是假话。”
“有想法正常。一个人干了三十多年,真到了这一步还能毫无波澜,我反而不敢用。”
他停在楼梯转角,目光落在我脸上。
“这一路上,有多少人躲着你?”
“比我预计得多。”
徐敬岳淡淡笑了一下:“也好。一次落选,替你看清了不少东西,省得以后付更贵的学费。”
我没接话。
他忽然问:“财政厅厅长空了八个月,你知道吧?”
“听说过。”
“我准备让你去。”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财政厅掌管全省预算和资金调度,是公认最难管、也最容易出问题的部门。
“我一直在发改系统,对财政业务并不算熟。”
“业务可以学,底线却不是学出来的。”
徐敬岳声音压得很低:“中央最近在江澜考察干部,你的名字在名单里。去财政厅干三年,把账理清,把人看清,也让上面把你看清。”
我心里猛地一震。
“今天的结果……”
“今天只说明你没坐上那个位置,不说明你的路走完了。”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任职程序已经启动,明天先去主持工作。老秦,财政厅这三年不好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望着昏暗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刚才的失落并没有消失,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沉甸甸的东西。
“我去。”
徐敬岳点头:“记住,别急着相信笑脸,也别轻易怀疑沉默的人。”
说完,他从侧门离开,没再多解释一句。
我站在原地,直到走廊彻底安静,才确定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觉。
02
第二天上午,我走进省财政厅。
大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墙已有些斑驳。门厅不宽,来往的人却都脚步匆匆。
常务副厅长何文嵩带着十几个人等在里面。
他五十岁出头,戴着细框眼镜,笑起来十分亲切,握住我的手时却掌心冰凉。
“秦厅长,大家盼您很久了。办公室、车辆、秘书,我都安排好了。”
我扫了一眼迎接的人:“先别忙这些,把近四年的预算执行、专项拨款和省级债务资料送给我。”
何文嵩的笑容停顿了半秒。
“您刚到,还是先听听整体汇报。账目太多,系统最近又在迁移,怕是没法马上调齐。”
“系统什么时候恢复?”
“技术部门说,十天左右。”
我没有追问,只让他带我去办公室。
六楼走廊两侧站满了各处负责人。欢迎声很整齐,许多人的眼神却并不热络。
新办公室将近六十平方米,桌椅刚换过,书柜里甚至提前摆好了成套的财经年鉴。
何文嵩问我还缺什么。
我说:“缺真实情况。”
他笑了一声:“秦厅长真会开玩笑。中午给您接风,几家金融单位的负责人也来,正好认识一下。”
“饭以后再吃。下午开会,各处主要负责人都到。”
何文嵩离开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把他留下的通讯录翻了一遍。
预算处、国库处、金融处、资产管理处,这几个核心处室的负责人都曾在何文嵩手下工作。
财政厅表面上有四名厅领导,真正能调动人的,只有他。
下午的见面会开得并不顺利。
有人低头回消息,有人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金融处处长高岩甚至在我讲话时打起了哈欠。
我停下来问他:“高处长昨晚忙什么了?”
“临时核对一个项目,睡得晚。”
“哪个项目?”
高岩张了张嘴,最后说材料在办公室,一时记不清。
会场里响起几声压低的笑。
我没有发火,只把会议记录合上:“明天上午九点,把你昨晚核对的材料送到我这里。财政资金可以出差错,但谁撒了谎,我会记得很清楚。”
高岩脸上的笑立刻消失。
散会后,人群三三两两离开。何文嵩站在门口,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半小时后,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敲开了我的门。
他叫方茂生,六十三岁,是财务监督处的老会计,在财政厅干了三十六年。
他坐得离办公桌很远,两只手一直攥着那顶旧帽子。
“方处长,有事直说。”
他朝门外看了两次,才从口袋里取出一张折叠的报销单,推到我面前。
单据背面用铅笔写着一句话:系统没有坏,账不能给您看。
“谁不让看?”
方茂生摇头:“我今天只敢告诉您这句。”
“为什么找我?”
他沉默片刻,声音沙哑:“前两任厅长都没有在第一天要总账。您要了,我就想赌一次。”
“赌什么?”
“赌您不是他们的人。”
他起身要走,我叫住他:“账里究竟有什么?”
方茂生扶着门把手,背对着我说:“有些钱,拨出去的时候是活的,到了账上,收钱的人却早死了。”
门合上后,我把那张单据看了很久。
当天晚上,我调来财政厅近五年的干部名册,又找出重大项目公开资料,一直查到凌晨。
方茂生没有再联系我。
何文嵩第二天送来两份无关紧要的汇报,高岩则拿着一套早已结项的材料,声称那就是自己加班核对的项目。
我没有当场揭穿。
接下来的八天,我逐一走访处室,表面只问日常工作,暗中记录资金审核、拨付、复核分别掌握在谁手里。
答案越来越清楚。
关键环节看似互相制约,实际上全绕不开何文嵩。
第九天下午,他把我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沙发上坐着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手腕上的表格外显眼。
何文嵩介绍说,这是泰川建设董事长杜世荣。
杜世荣寒暄几句,便提起澜北河道治理项目。该项目第二期资金迟迟没拨,公司等着发工人工资。
“多少?”我问。
“两亿六千万。”
我转头看何文嵩:“为什么压着?”
“手续都齐了,只差厅里最后确认。原本准备今天办,正好您来了,总得尊重您的意见。”
这话听起来客气,实际上是想让我在不了解情况时点头。
我让杜世荣把施工进度、验收报告和资金明细全部送来。
何文嵩笑着打圆场:“这是延续项目,以前都审过。秦厅长日理万机,不必把精力耗在小流程上。”
“二点六亿不是小流程。”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杜世荣很快起身告辞。临走前,他看我的眼神里已经没有半分热情。
当晚九点,方茂生终于打来电话。
他让我十点半去青梧湖西门,不要坐单位的车,也不要带秘书。
湖边风很大。方茂生把自己裹在旧棉衣里,领我走到一座废弃的游船码头。
“秦厅长,厅里以前有个副处长叫梁新民,您听过吗?”
我摇头。
“他六年前因车祸去世。可他名下一个账户直到上个月还在收款。”
方茂生递来一只银色存储卡。
“四年多,进出四十一亿七千万。经手的公司大多已经注销,法定代表人不是失踪,就是死亡。”
我接过卡,手指被风吹得发僵。
“这么大规模,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两年前。我核对一笔专项资金,发现收款账户与历史档案重复。刚准备上报,复核权限就被撤了。”
“你怀疑谁?”
方茂生脸色发白:“我不敢写名字。您看完里面的东西,自然会明白。”
他匆匆离去,走出十几米又回头提醒我:“别在单位电脑上打开,也别相信突然对您好的人。”
03
回家后,我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一台不联网的旧电脑读取存储卡。
里面有数百份银行流水,还有方茂生按日期整理的项目清单。
梁新民去世后,他的账户仍不断收到款项。这些钱很快分流到九家公司,再从东陵城市银行转往外省。
九家公司登记地址各不相同,电话和办公场所却全是假的。
最反常的是,它们都曾参与省级项目。
有的供应防汛物资,有的承揽县乡公路,还有两家公司出现在教育设备采购名单中。
同一批钱在项目、空壳公司和死人账户之间反复循环,最终去向却被人为抹去。
我又查到,三年前东陵城市银行资金链紧张,财政厅曾以支持地方金融稳定为名,安排了两亿四千万周转资金。
批示人正是何文嵩。
凌晨一点,妻子敲门说有人来访。
我关掉电脑,把存储卡藏进一本旧字典,才走出书房。
何文嵩提着一盒茶,正坐在客厅与妻子聊天。
“秦厅长,我路过这边,顺便看看您。山里朋友送的茶,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我没有接:“何厅长,你住城北,我家在城南,这条路似乎不顺。”
他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把礼盒放在茶几上。
“主要还是汇报系统迁移的事。技术部门连夜处理,明天就能恢复。”
说话时,他的目光几次掠过书房。
我把礼盒推回去:“茶带走。明天把原始数据库、备份记录和迁移日志一起送来。”
“原始数据库涉及权限,恐怕不方便直接调取。”
“那就让有权限的人来我办公室操作。”
何文嵩盯了我两秒,重新笑起来:“当然可以。”
他走后,我拆开茶盒检查。茶叶下面没有现金,也没有纸条,看起来只是一份普通礼物。
可我更不安了。
第二天,方茂生没有上班。
处里的人说他突发胸闷,请假去医院。我拨了十几次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我赶到他家,门锁完好。邻居说清晨看见两名陌生男子把他带上了一辆灰色商务车。
回厅里的路上,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号码打进来。
“秦厅长,新岗位来得不容易,别把命丢在账本上。”
“方茂生在哪儿?”
对方轻笑:“继续查,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电话随即挂断。
我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省档案中心,以抽查重大项目为由,调取四年来的财政拨款归档件。
在两百多份材料里,我发现十九个项目的预算数与实际拨款数不符。
最严重的一项,原批复七千八百万,拨款却达到两亿一千万。多出的部分全部进入与那九家空壳公司有关联的账户。
更奇怪的是,每份追加拨款后面,都附着一张内容相近的领导批示复印件。
签字属于省委书记徐敬岳。
我盯着那些复印件,想起走廊里那句“中央正在考察你”,后背渐渐冒出冷汗。
如果徐敬岳才是这张网的顶端,他把我送进财政厅,究竟是想让我查账,还是想借我的手清理痕迹?
傍晚,何文嵩终于送来了所谓的四年账目。
材料装了满满六个文件箱,表面齐全,关键项目却几乎全被合并成笼统科目。
他站在桌前笑道:“秦厅长,您要的都在这里。财政账务复杂,单看几个数字容易误判,有疑问最好先问我。”
“确实要问。”
我抽出澜北河道项目的文件:“工程实际完成不到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申请第二期全额拨款?”
何文嵩神色不变:“地方急着赶工,提前拨付很正常。”
“验收照片为什么与两年前另一项工程一模一样?”
他没再回答。
离开前,何文嵩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档案袋。那一刻,他脸上的温和彻底消失了。
当天深夜,我接到方茂生的电话。
他的呼吸很急,像是在奔跑。
“秦厅长,我暂时没事。他们把我关在旧砖厂,我趁看守喝酒逃出来了。”
“告诉我位置,我马上联系警察。”
“来不及了。您听好,那些钱最后进的不是何文嵩的账户。”
“是谁?”
电话那端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方茂生压低声音:“是徐……徐……”
一声闷响过后,通话中断。
我站在窗边,手脚冰凉。
徐敬岳。
这个名字几乎立刻浮现在脑海中。
很快,陌生号码再次打来,要求我第二天中午带着存储卡去城西第二粮库。
如果不去,他们就把方茂生的尸体送到财政厅门口。
我需要一个能避开徐敬岳的人。
省纪委书记韩峥到任才十个月,由中央直接交流任职,与江澜本地关系不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选择。
当晚,我赶到韩峥住处,把存储卡和查到的情况全部交给他。
韩峥看完部分流水,脸色异常凝重。
“这份材料还有复制件吗?”
“有一份,放在安全的地方。”
其实那是我故意留的后手。我不敢把底牌全部交给任何人。
我又把方茂生最后说出的那个“徐”字告诉了他。
韩峥沉默许久,问:“你认为是徐敬岳?”
“所有追加拨款材料都有他的批示。”
“复印件能伪造,签字也能模仿。没有原件之前,不要先给任何人定罪。”
他表示会派人提前控制粮库周边,但为保证方茂生安全,我仍要按照对方要求出现。
第二天中午,我独自走进废弃粮库。
何文嵩从一排生锈的筒仓后走出来,身边跟着杜世荣和四名男子。
昨日还满脸笑意的常务副厅长,此刻眼里只剩阴狠。
“东西带来了吗?”
我举起一只黑色存储卡:“先让我见方茂生。”
何文嵩挥了挥手,两个人从仓库里拖出浑身是伤的方茂生。
他还活着,却连站立都很困难。
我把存储卡扔过去。
何文嵩插进电脑,很快发现里面只有一部分资料。
“秦绍川,你还真把自己当英雄了?”
“完整材料不在我身上。今天我如果回不去,两份备份会自动送到中央纪委和几家媒体。”
杜世荣脸色骤变,低声问何文嵩:“他是不是已经报上去了?”
何文嵩盯着我:“你在吓唬人。”
“可以赌一把。”
我向前走了一步:“但你最好想清楚。杀一个财政厅长和杀一个退休前的老会计,后果不是一回事。”
仓库外忽然响起急促的警笛。
韩峥带人从两侧冲进来。何文嵩转身想逃,被埋伏在后门的纪检人员按倒在地。
杜世荣和几名打手也被当场控制。
救护车把方茂生送往医院时,他短暂睁开眼,紧紧抓住我的手,却没能说出后半个名字。
我以为何文嵩落网后,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可审查人员打开他随身电脑,找到的只是一些外围账目。所有核心转账记录都在前一夜被远程清除。
何文嵩对四十一亿的事一概否认,只承认自己违规帮企业提前拨款。
更麻烦的是,那些领导批示复印件经初步鉴定,签名笔迹与徐敬岳高度一致,印章编号也能对应。
资金的终端账户又通过三层公司,指向徐敬岳担任省长时期的一名专职司机。
线索兜兜转转,全落在同一个人身上。
正是那个在我落选后叫住我,告诉我中央正在考察我的省委书记。
可这些材料缺少原件,也没有一笔钱直接进入徐敬岳或其家人的账户。
上报,可能打草惊蛇。
不报,我又像是在替一个位高权重的人遮掩。
连续两夜,我几乎没有合眼。
第三天凌晨三点四十七分,一通陌生电话把我从书房的椅子上惊醒。
我看着来电号码,迟疑几秒,按下接听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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