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
你对上野千鹤子的印象还停留在女性主义吗?
今年七十八岁的她,在四十岁后不仅逐渐将照护问题纳入女性主义研究,也一直以“当事者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从事的学问。
当事者研究强调的是少数者自我定义的诉求。这一研究指向的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残障人士、老人、儿童、女性、性少数),并通过阐明自我经验,应对社会中不可见的结构性暴力。
在 2025 年于东京举办的“真的故事节”(DTF)上,上野千鹤子以“当事者主权”为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上野千鹤子提到了身体障碍者的自立与依赖、性暴力的重新定义、地方性知识的挖掘、独居老人的照护……并鼓励少数者在一次次的讲述过程中洗刷沉默、积攒力量,搭建起彼此串联的叙事网络。
以下为这次演讲的完整文字记录。2026 年真的故事节现场票已完售,欢迎在文末查看直播议程与购票方式。
DTF2025 主题演讲|当事者主权
撰文:上野千鹤子
我是上野千鹤子,也是《当事者主权》这本书的作者。共著者中西正司先生,是日本障碍者自立生活运动的领导人。
01
“当事者主权”与“当事者研究”
“当事者主权”这个词很难翻译,它的意思是: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那是一种任何人都不能替你决定、也不能让渡给他人的“思考的权利”。后来国际残障联盟(DPI International)提出了这样一句标语: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们参与,就不要替我们做决定)。我发现这句话和我们的想法非常接近。
那么,“当事者”是谁?当事者,就是那些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背负某种问题,而且无法从那个问题中离开的人。支援者可以离开;研究者往往是旁观者。说“当事者拥有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会英文的人常把它立刻翻成 self-determinism(自我决定),但我想对此说“不”。因为这里说的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决定 = 自我责任”原理,而是“我一直被别人决定我是谁”。而现在,作为少数者(minority),我要提出“自我定义”的要求。这些少数者包括女人、老人、残障者、孩子、性少数等等。
于是,“当事者研究”开始了。它看起来像是在说:“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所以请你听我说,我就是自己的专家。”可是老实说,我其实也是个谜,我连自己的事也未必真懂。所以我会自己想,也会和处境相同的人连结起来,一起思考;于是就诞生了各种不同领域的研究。
请不要把“研究”想得太难。研究就是把经验言语化。把无可替代的自己的经验,和同伴互相支持、一起整理;但同时,也要用能让他人理解的语言,提出根据、建立脉络,把它传达给对方。学问是什么?学问就是一种可传达的、可共享的知识性共有财产。
在日本,先有了障碍学、患者学;从不登校经验者(有拒学经历的人群)那里也生出了“不登校学(拒学学)”。然后,终于在 2000 年代以后,“当事者研究”从精神障碍者之中诞生。孕育它的是北海道的一个精神障碍者支援设施“伯特利之家(Bethel House)”。它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并扩散到整个障碍者世界:发育障碍者开始做当事者研究;身体障碍者也开始把自己的身体感觉言语化,并写成书。如今,在日本,当事者研究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这股潮流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位坐轮椅的障碍者:熊谷晋一郎先生。他从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多数群体研究(Majority 研究)”。所谓“多数群体”是谁?是那些去歧视他人的人。如果少数群体是被歧视者,那么只研究被歧视者并不够;也必须研究歧视者。多数群体指的是:不去追问自己“我究竟是谁”也能安然生活、拥有特权的人。
在此脉络下,又出现了一种从经验诞生的知识。熊谷先生本身是脑性麻痹的障碍者,童年时因脑性麻痹而身体不自由,以轮椅生活。他说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自立,就是依存对象的分散。”我们常把独立(independence)定义为“没有依赖的状态”,但他说:“依赖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从小依赖母亲生活;他觉得没有母亲自己就活不下去,同时母亲也觉得没有自己这孩子就活不下去。”于是他打破了那种密室般的关系,成为东京大学医学部第一位轮椅学生。他想说的是:自立不是“没有依存”,而是“不必深深依赖某一个人就能生活的状态”。如果支撑生命的只有一根主柱,一倒大家就完了;但如果支撑的柱子很多,就算少了几根也没关系。自立不是没有依存,而是依存的去向很多。
电影《绿洲》
他在《大家的当事者研究》这本书中邀请我投稿,给我的题目原本是“当事者研究与女性学”,但我请他把题目改成“作为当事者研究的女性学”。因为女性学本来就是当事者研究的先驱。
熊谷先生还提出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概念:依存的“需求垄断”和“供给垄断”都应避免。需求垄断是“没有我你就活不下去”;供给垄断是“你只为我而存在”。障碍者运动一路走来做的事,就是避免这两种垄断,让障碍者能靠许多支撑点提高生存可能性。
02
女性学
那么女性学是怎么样的呢?在日本,女性学诞生于 1970 年代的学生运动之中。在美国,它原本叫作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Women(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把这个概念带回日本的井上辉子,将它“误译”成“女性学”,并提出一个定义:由女人、为女人而做的学问研究。这其实是大家熟知的林肯对民主的表述——“民有、民治、民享”——的一种戏仿。
当这门学问进入日本时,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一直在疑惑:我能不能把我自己当成研究主题?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学问必须客观中立;当你研究自己,就会被说成“主观的,所以不是学问”。女性学的出发点,就是对此作出的抵抗:女性学冲进学术世界,并逐步扩大疆域。研究主题可以是:生育方式、女性曾用什么月经用品、女孩喜爱的少女漫画、化妆品……这些主题越来越广,甚至可以用它们取得学位。因为这些,原本都是男性在学术世界里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我们在这里对抗的,是“学问的中立性/客观性”神话。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战斗。
那么,女性主义究竟达成了什么?“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是世界性的标语。它指出:个人的经验其实由结构所造成。女性开始说“Me too, me too (我也是,我也是) ”,然后用女性的经验、女性的语言,去重新定义女性的经历——也就是经验的再定义。
例如:过去被称为“性的玩笑”、“职场润滑油”的事(摸胸、揉臀,甚至有人说“润滑油没了职场就会变得紧张”),被重新定义为性骚扰;过去夫妻吵架中的暴力不再是“痴话喧哗(情侣拌嘴)”,被重新定义为家暴(DV);尾随纠缠被重新定义为跟踪骚扰(stalking)。如今,这些都成为犯罪。
这种再定义的效果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回到过去,把当时那个说不清的“黏糊糊的不舒服”重新命名:“原来那就是性骚扰。”一旦能命名,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我没有错,这不是我的责任。其中最大的贡献,是性暴力的定义改变了。过去“暴力”指殴打、踢踹、威胁等身体暴力;而在这里,我们把那种让人“无法说不”的情境、行为中的结构性暴力,也称为暴力。
在日本,我们终于推动了刑法修正,把“不同意性交等罪”这个新概念带进法律之中。而在性侵害的事件里,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感知落差”:加害者说“那是合意、那是恋爱”;被害者说“那是强制”。法庭上争执的,往往是“真实性”“可信度”。过去司法倾向承认加害者的说法“更像真的”;而我们女性主义者透过教育、检察、司法,做的就是:把“情境的定义权”从男性一侧夺回到女性这一侧。
电影《初步举证》
权力是什么?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权力就是“对情境的定义权”。“那究竟是什么?”以往每当这样追问时,人们会先判断“谁有资格说”;弱者说的话不会被采纳。我们所做的,就是夺回那个定义权。其结果就是“MeToo”运动的发生。在世界各地发生,也在日本发生。女性不再沉默、不再忍耐,说:“那就是性暴力。”
新的概念,有创造新现实的力量。我们带进来的新概念包括:青年照护者(Young Carer)——孩子照料父母,过去被称作孝顺,现在被视为“孩子不该承受的事”;双重照护(Double Care)——晚育导致同时面对亲代照护与育儿;以及在日本流行的还有“单人育儿/丧偶式育儿”(ワンオペ育児)——原本“one-operation” 这个词指“一人职场”的压力与负担,是不应被允许的状态;套用到育儿上,就能说“一个人独自育儿是不当的、是不该发生的”。又比如 LGBTQAX 等概念的出现,使得人们原本说“我身边没有那样的人”,但一旦有了概念,就会发现“就在你身边”。概念能让不可见之物变得可见。一路做这些事的,正是女性学。
03
地方与普遍
但不只是女性学。知识是在现场诞生的,我们称之为地方性知识/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与之对抗的,是自称普遍性的“学问的知”。“学问的知”主张普遍性,但我只要在这里,你的普遍性就会在此受挫——能做到这点的,就是当事者的知。因为它发生在现场,所以也可以称为临床的知识(clinical knowledge);过去在人类学里,这也被称为土著范畴(native category)。
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是在对抗那些自称普遍性的立场——例如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并在其中不断生成新的价值与位置。对此影响极大的一个人是爱德华·萨义德,他写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成为后殖民研究的重要基础。《东方主义》有一个很有趣的定义:你读再多西方人写的“东方”,也不会知道“东方是什么”;你只会更清楚“西方人脑中把东方想成什么”。同样的事,也适用于男性写的“女性论”。
还有一位性别史学者琼·斯科特(Joan Scott)说过:过去的历史几乎都是男性的历史;那种自称普遍的历史,其实不过是“男性史”而已。因此,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的(partial),都不能自称普遍。
在这样的脉络里,许多过去从未被说出的经验开始被言语化。即使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可能因为忘记、不愿回想,或一直处在模糊的不适中而没有词汇。体验必须透过言语化,才能成为“经验”;而那个始终无法说出的体验,最后会被当成“没有发生过”。历史里充满这样的经验,其中最难被说出、最长期被沉默的,就是女性的性暴力伤害,没有人愿意听,同时也没有“可以安全说出”的场所。女性一旦说出口,就会被污名化。于是,我们进入研究:在女性经验中,有可说的,也有不可说的;我们去挖掘少数者的叙事,尤其是最难被说出的性暴力受害者的叙事。
电影《二十二》
我们和历史学者、口述史研究者合作,出版了一本书《走向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其中包含中国慰安妇的经验、韩国慰安妇的经验,以及日本人的战时性产业相关经验等。这股潮流也扩展到不同群体:例如在日本的“被贱民”群体(在印度相当于“不可接触者”),其内部再被置于歧视之下的女性提出了“黑色女性主义”式的当事“No”,以当事者之声把存在变得可视;又例如日本的先住民阿伊努,也开始出现带有当事者性的发言。这类自我叙述与自我民族志式的写作,开始成为学术与学位出版的对象。
还有一个例子:一位遗传性障碍者知道自己的孩子也会 100%成为同样的障碍者,仍选择生育。她的理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活着真好”,并确信孩子也会如此认为。她成为母亲后的原则是:不让自己一个人养孩子。她让许多人出入、共同参与,把孩子抚养长大。像这样发信息、发声的人愈来愈多。
但也有一些人:你能听到他们说话,却不会被社会当回事。那就是失智症患者。如今失智症者开始说出“我不喜欢被这样对待”“我希望你这样对我”之类的话;他们开始拥有发言力,并向社会发信息。当事者的故事里也包含各种患者:癌症患者、十万分之一的罕见病患者……但在网络世界里,即使是十万分之一的罕见病患者也能彼此连结;于是出现了能集中收集这类叙事的网站。我希望这些叙事能被翻译成不同语言,传播出去。
04
“照护”与独居老人的晚年
那我自己过去做了什么?大约 25 年前,日本建立了介护保险制度。我也渐渐变老了。介护保险上路时,我觉得那是“为了我”而存在的制度,因为我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没有可依靠的人。在那段时间,我接连出版了一些书,成了畅销书;也做过一些研究,但人权相关的研究并没有那么卖座。
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把“老人独居”这件事从“可怜的故事”中救出来。我说,那是“多管闲事”(大きなお世話)。调查结果显示,老人独居的满足度,反而比与人同住的老人更高,这是有实证数据支撑的。
接着我更清楚地明白:老人想待在家里,并不等于想跟家人一起住;就算家里没有人,他也想待在家里。之所以做不到,常常是因为不想给家人添麻烦。日本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不孝照护》:只因孩子离开父母、分居生活,就被说成“不孝”。但我想问:生孩子是为了老了之后有人照料吗?孩子是父母的所有物吗?尤其是女儿,难道注定一生都要成为父母的照护者吗?
电影《姥姥的外孙》
介护保险使得“亲与子各自分户生活”终于成为可能。在中国,独生子女世代似乎强烈感到“必须照顾父母”的责任,但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开始思考“照护的社会化”。我觉得介护保险是一场家庭革命。二十五年间,现场经验值累积、技能提升、人材养成;原本做不到的事,如今可以做到,那就是:在家里一个人死去,那是我的愿望。
而当下现场在谈的关键,是“高龄者的意思决定支援”。我为什么必须说这些?因为在日本,我想中国也一样,往往高龄者本人的意志,不如家属的意志被优先考虑。介护保险提供了许多不同服务。最近我常用的一个说法是“反·反抗老(アンチ・アンチエイジング)”。反对那种把“老”视作罪恶、要被消灭的观念。现在甚至有人对老人说“差不多该死了”“去安乐死吧”。我回应的话是,“人类必须有用才可以活着吗?”任何人都拥有直到最后都好好活下去的权利,拥有被守护尊严的资格;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介护保险。我希望中国也能从我们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
05
学问的当事者性
最后,时间不多了。我想谈一个学术世界正在发生的新趋势:学问的当事者性不断进化,例如口述史。历史如今研究的,不只是真实(facts),更是记忆(memory);而记忆是主观的,必然伴随情感。情感也成为历史的对象。于是,“我”这个第一人称开始进入历史。以第一人称写下的日记、书信,作为历史资料变得非常重要。这被称作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或自我文献(ego-document)。
其中一位重要人物是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他是大屠杀受害幸存者的后代,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开始写包含第一人称的历史书。而且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令人震惊:《历史是一种当代文学》。另外,意大利裔历史学者恩佐·特拉沃索(Enzo Traverso)也写了《第一人称的过去》。历史与文学过去被清楚地区分,但如今二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近,形成新的潮流。
不只如此。今天集会里有很多非虚构写作者、纪录片创作者。当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非常感动。过去虚构和非虚构之间有一道边界,非虚构创作者不被称作“作家”。但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得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扩大了“文学”的定义。不仅如此,如今我们也可以说日本有一位堪称“日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石牟礼道子。她长期书写水俣病的纪实,有人不称她为非虚构作家,而是称她为“作家”“文学者”,并把她收进文学全集;在世界文学全集中,也收录了她的《苦海净土》。把它视为文学,我认为是那位编者的眼光。
在这条潮流之中,我今天我想向各位介绍的是中国女性学的先驱中的先驱:李小江。我非常尊敬她。这里有一张小照片,那个小小的就是我。李小江是一位非常“大”的人,我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在晚年收集了伪满洲国时期、占领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口述史。那是极其精彩的研究:包括共产党女性士兵的经验,也包括在满洲国统治下的孩子。他们去上学时被禁止带米饭便当,只能带高粱或杂粮;如果偷偷吃米,就会被定为经济犯。那让人非常明白“对食物的恨”有多深。我由衷希望她的这项研究能被翻译成日文。
上野千鹤子与李小江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我在三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在那本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我引用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非常精彩的一段文字,我想用那段引用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男性的位置阻碍他们承认人类对关怀、分享、成长等的人性需求,并剥夺他们在没有阶序差异的关系之中、在一个非剥削性的社会里实现这些需求的能力……我们必须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承认相互依存并非耻辱,而是解放的社会。”
因此,我想要建立的不是一个不是“没有依赖”的社会,而是“相互依存”的社会——一个能承认彼此扶持的脆弱、能相互支撑的社会。
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确信,这也是各位的愿望。
上野千鹤子在 2025 真的故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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