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7日,路透社刊发了对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公使屈浔的采访。屈浔在访谈中提出的核心判断并不复杂:欧洲担心尖端设备卖给中国后被“逆向吸收”,于是选择不卖;而中国对欧洲所渴求的绿色产能与技术,也开始用同样的逻辑重新打量。这句话之所以在欧洲舆论场引发讨论,是因为它把一组长期被分开处理的事实放在了同一张桌面上。
欧洲的要求清单,和中国面对的现实
欧盟在2026年3月4日发布《工业加速器法案》立法提案,对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关键原材料四个领域设置了强制技术转让、外资股比限制、本地含量和本地员工要求,且相关限制仅适用于在上述行业全球产能占比超过40%的第三国投资者。中国商务部当时即指出,这些做法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
与此同时,荷兰自2019年起限制阿斯麦对华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2018年中芯国际向阿斯麦订购的一台EUV光刻机,在付款后未能按期交付,原因是荷兰政府在美国施压下没有续签出口许可。到2026年,限制的范围已从整机向旧设备维修配件和软件升级延伸。
把这两条线并排放,中方的反问就有了具体的指向:如果欧洲以“技术安全”为由不卖高端设备,那么中国在绿色产业上拥有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技术积累,为什么要在欧洲市场单方面、无条件地交出这些能力?
西班牙的项目说明了什么
中国企业在西班牙的布局,是观察这场博弈的一个具体切面。宁德时代与Stellantis在萨拉戈萨合资建设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投资41亿欧元,规划年产能50吉瓦时,2025年11月奠基,计划2026年底投产。奇瑞与西班牙埃夫罗集团在巴塞罗那自贸区合资运营的工厂,M1生产线全长696米、设97个工作站,2026年二季度启用,工厂员工2045人,2026年已完成逾6600辆上牌,全年营收预计超过6亿欧元。
这些项目的共同结构是:欧洲提供土地、人力和政策框架,中方带来产线、工艺和量产经验。欧洲本土电池企业Northvolt的经历则从反面说明了这种能力的稀缺性。Northvolt曾获得大量融资并采购顶级设备,但产品无法按时交付,宝马在2024年6月取消了价值20亿美元的电芯合同,公司于2025年3月在瑞典申请破产。电池制造的门槛不只在于化学体系,更在于涂布精度、粉尘控制和长周期量产迭代,这些能力很难靠实验室或设备采购在短时间内补齐。
屈浔在访谈中提到,中国企业在西班牙进行新投资之前,通常会先观察两到三年,评估已有项目的实际进展。这一表述指向的是投资节奏的审慎化:存量项目继续推进,新增投资则取决于东道国规则是否可预期、是否具有非歧视性。
反制的精度与欧洲内部的温差
2026年7月,欧盟第21轮对俄制裁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名单,中方随后对等反制,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其中德国巴伐利亚的辛德豪瑟材料公司规模不大,但公开报道将其描述为阿斯麦供应链的一部分,其精密涂层和溅射靶材相关业务依赖中国的稀土与关键矿产供应。彭博社2026年10月报道称,如果管制持续,该公司可能在数月内面临倒闭风险;欧盟方面则在讨论将一家中国企业移出制裁名单,以换取中方解除对辛德豪瑟的限制,但方案因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而尚未落地。
中方的反制并未走向全面禁运,而是针对具体实体、保留其他欧洲企业正常采购通道。这种精度本身传递的信号是:工具是存在的,使用范围和对象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等欧洲产业团体也对《工业加速器法案》的壁垒条款提出质疑,认为欧洲工业的优先事项应是能源成本和监管负担,而不是筑墙。南欧地方政府争抢中国工厂、布鲁塞尔层面推动限制条款,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已经摆在台面上。
屈浔在采访中表达的立场可以概括为“平等与互惠”:中国不寻求吞并欧洲市场,但要求公平且无歧视的对待;如果中国企业在当地无法获得公正待遇,中方也具备承受双边关系波动的能力。这不是外交辞令式的表态,而是与前述事实链条相互印证的政策逻辑。光刻机不卖、绿色产能却想要,这种单向期待在商业谈判中很难成立,在国家之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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