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的一间服装厂车间:一次面试,一根被割断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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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的一间服装厂车间:一次面试,一根被割断的手指

这是 2009 年的旧案,2010 年 3 月经法院调解结案,原载《上海法治报》2011 年 7 月 4 日 B04 版“律师讲述”栏目。本文依据该报道及承办律师公开的办案回顾整理,不是新近发生的事。

但旧案里的那道坎,今天仍然有人在过。

面试第一天,手指被断布机割断

2009 年 7 月 3 日上午 9 点半左右,刘福林(化名)到奉贤区一家服装厂应聘裁剪工。当天上午 11 点 40 分左右,他在操作中被断布机割伤右手中指。

他随后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厂方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走工伤认定。厂方的说法很干脆:人还没办录用手续,事故发生在“面试考核”过程中,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2009 年 9 月 14 日,劳动仲裁委以未办理录用手续、事故发生在面试考核过程中为由,裁决不确认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第一道门槛。这一步过不去,后面的工伤认定和待遇都无从谈起。

仲裁失利后,刘福林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提起民事诉讼。第一次开庭后,他感觉局势对自己很不利,找到律师咨询。

当时的局面确实艰难:入职第一天就出事,没有书面劳动合同,没有可认定劳动关系的凭证,也没有同事能出面作证;他自己几乎没提交证据,反倒是厂方作为应诉方提交了一批材料撇清责任。

争点收缩到一个问题

整场争议的落点很集中:受伤究竟发生在考核过程中,还是考核合格之后?

如果是前者,那还只是面试,谈不上劳动关系;如果是后者,人已经被录用、已经上手干活,性质就完全不同。

厂方一口咬定前者,仲裁也支持了厂方。按这个逻辑往下推,翻盘几乎无望。

李先峰律师没有停在“没戏”这个判断上,而是把当事人手里那几份不起眼的材料重新逐份细看。两处细节,把“只是面试”的说法撬开了。

笔录里的一句话

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到厂方找相关人员做了询问笔录。裁剪组长、也是当时的面试官纪某,与调查人员有一段对话:

问“事故发生时,你在现场吗”,纪某答“不在,我当时在食堂吃饭”。

如果真是面试考核,负责考核的人怎么会不在现场?又怎么会任由一名“还不是厂里员工”的人独自在车间操作机器?

十张饭票

事故发生前,也就是纪某去食堂吃饭之前,曾给了刘福林 10 张饭票。

给一位来面试的人一张饭票,合乎常理;可一次性给一个尚未决定录用的人十张,就很难解释。承办律师据此推断,刘福林其实已经通过面试被录用,只是还没签劳动合同、没办录用手续。

据承办律师另一份公开发布的办案回顾,为防对方在庭上否认发过饭票,还曾让当事人多次致电纪某并录音,把这一事实固定下来。

同一份安监局询问笔录里,厂方人事经理陈某还曾坦言“防护措施不到位,在事故发生后将所有设备重新检查一下,在断布机上增加了专门的防护片”——这是厂方对事故防护存在不足的自述,也被一并纳入了代理思路。

一份笔录、十张饭票,比一张劳动合同更能说明问题

法官一度建议撤诉

研究完证据、形成代理思路后,律师与承办法官进行了沟通。据报道,起先承办法官仍建议撤诉、另行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律师随即陈述理由,并留下代理词、先予执行申请书等材料。

法官看过材料后再次发出传票,决定把案件由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并于 2010 年 3 月 2 日再次开庭审理。

结果,以及一处容易被误读的地方

厂方原本一直只肯补偿 2000 元。经法官调解,对方同意支付25600 元给刘福林作为补偿,刘福林对数额满意,双方达成调解。

这里要特别说清:这起案件是在“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阶段经法院调解结案的,公开报道记载的是厂方支付补偿、双方调解,并没有记载法院作出认定工伤的判决,也没有记载走完工伤认定和工伤待遇程序。

因此,不宜把这 25600 元理解成“法院判下来的工伤赔偿”,也不要把它当成同类案件必然能拿到的数额。

从受伤到调解,走了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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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伤到调解,走了八个月

四条参考价值

其一,劳动关系不只看一纸合同。

按现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 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主体资格合格、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劳动管理并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劳动属于单位业务组成部分这三个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第二条还列出了认定劳动关系时可参照的凭证:工资支付凭证或社保缴费记录,“工作证”“服务证”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以及其他劳动者的证言;其中工资支付凭证、招用记录、考勤记录三项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本案里的饭票、食堂用餐、上岗操作,指向的正是这种“事实用工”。

其二,证据常常藏在不显眼的地方。

一份行政部门的询问笔录、十张饭票,单看都不起眼,合在一起却能改变对事实的判断。

发生事故后,除了盯合同,还应留意一切能说明“我在这里上过班”的痕迹:工牌、考勤、工作群安排、工资转账、排班表、工作照片,以及事发后各单位形成的笔录和记录。

其三,“还没录用你”不是用人单位单方说了算。

这是用工争议里很常见的一句挡箭牌。但人是否已经上手干活、是否接受厂里的安排与管理,靠证据说话,不靠一方事后怎么定义。界限要由裁判者结合全案证据判断。

其四,仲裁输了不等于终局。

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条,当事人对第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劳动关系争议不在终局裁决之列。要留意的是“十五日”这个期限。

四条规则,从饭票到排班表,证据逻辑没变

一句话收束

劳动者维权,难的往往不在道理,而在怎么把“明明存在的事”证明给裁判者看。这起旧案靠的不是资历,而是一份询问笔录、十张饭票,加上肯把细节抠到底的耐心。

李先峰 律师上海关天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奉贤区茂园路 50 号 36 幢 802) 本文是案例回顾与普法交流,不是对任何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同类案件的事实、证据、程序各不相同,结论也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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