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天,莫斯科美国国家展览会现场,尼克松把赫鲁晓夫带到百事可乐展台前。那几口饮料,后来成了冷战史上一张颇有名的照片,也让百事意外获得了进入苏联市场的绝佳宣传。
赫鲁晓夫喝得痛快,镜头也拍得及时。百事国际业务负责人唐纳德·肯德尔一直希望打开苏联市场,这次露面正中他的心思。不过,照片的轰动并没有立刻换来生意。政治上的握手容易,长期供货却要面对货币、生产和贸易制度等一连串难题。
可乐在苏联并非从未出现过。二战期间,盟军体系里的可口可乐已在欧洲广泛生产,苏联也有人通过特殊渠道接触到它。有关朱可夫元帅请人制作无色可乐的故事流传甚广:据说他担心棕色饮料过于显眼,便想要一种看起来像伏特加的版本。
这段故事很有趣,却不宜把每个细节都当成确凿史实。它至少说明了一个现实:在当时的苏联,西方商品并不只是商品,公开饮用也容易被赋予政治意味。普通人想在商店里买一瓶可乐,远没有展会上尝一口那么简单。
百事比可口更早抓住了机会,却仍等了十多年。双方在1972年达成安排,苏联允许百事提供浓缩液和生产设备,百事则取得苏联伏特加在美国的销售权。卢布不能自由兑换,直接付钱行不通,易货贸易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这笔买卖的关键,不只是把饮料运进来。浓缩液到了黑海沿岸的新罗西斯克,还得配套建厂、培训工人、解决包装和运输。1974年,当地百事工厂投产,苏联员工穿着白色工作服,在生产线上灌装饮料。对他们而言,这不单是一份新工作,也是一套从未大规模引进过的生产流程。
百事很快不再只是展台上的新鲜玩意。瓶装产品沿着苏联的供应网络进入多个城市,黑海度假区也成了饮用它的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一瓶百事大约45戈比,喝完退回玻璃瓶还能拿回押金。苏联本土汽水更便宜,百事卖得贵,仍有人愿意买,图的正是那种陌生的味道和身份感。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领导层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西方商品的审慎。勃列日涅夫曾到百事工厂参观,说明这项合作得到高层认可;但它始终是在国家许可和严格安排之下进行的。百事进入苏联,并不意味着市场规则突然改变,而是双方找到了有限合作的缝隙。
可口可乐的脚步慢了一些。1979年,芬达先在莫斯科、基辅和塔林等地出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期间,美国抵制赛事,可口可乐仍坚持参与。公司把体育赞助与政治立场分开处理,借奥运会扩大品牌声量,也为后续进入苏联铺路。
到1986年,可口可乐终于在苏联开始生产。它面对的并非一片空白:百事已积累了消费者、工厂经验和先发优势。可口可乐采取的办法,是接受以货物抵账。拉达轿车进入交易安排后,车子还要改装,才能适应海外市场。听起来别扭,却是当时贸易限制下的现实选择。
两家公司的账本都绕不开易货。百事用伏特加换取经营空间,后来又参与以退役舰艇等资产抵偿货款的安排。1989年相关交易引起轰动,常被概括为百事用浓缩液换来潜艇和军舰。更准确地说,这些舰艇已退役,交易核心是资产处置,不是把一支作战舰队交给一家饮料公司。
这场竞争还延伸到广告和城市景观。百事率先在苏联电视上投放付费广告,可口可乐则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置大型宣传标识。冷战的边界并未消失,但商业公司已学会在边界之间寻找通道。可乐瓶里的气泡,背后连着生产设备、运输体系和国家间的交换条件。
对许多苏联消费者来说,百事先一步进入日常生活,因此记忆格外深。有人至今偏爱当年玻璃瓶装的味道,未必只是饮料配方的差异,也因为那时的百事带着稀缺感。两大品牌征服市场,并非单靠广告;一瓶饮料能摆上货架,靠的是谈判、工厂和一笔笔绕开现金结算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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