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评价中国深圳:环境很好,街道干净,不过这一点比不上法国

我叫杜明远,今年四十六,四川泸州人,在深圳一家做消费电子的公司做国际市场,干了十四年,现在带一个七个人的团队,负责欧洲区。名片上印的是“国际业务部经理”,实际上什么都干,谈客户、飞展会、催货、陪酒、处理投诉,有时候还要给客户的孩子代购奶粉。

法国那边的客户,我跑了十一年。波尔多、里昂、巴黎、南特,一年去两三趟。法国同事来了深圳,也是我陪着。

我要说的这个人,叫让·马克·贝特朗,我们一般叫他马克。他五十二岁,法国西部布列塔尼人,家在雷恩,原来在法国一家家电连锁做采购总监,2018年跳到我们法国代理商那边当总经理。我们认识六年,他来过深圳四次。

第一次是2019年3月。

那次他来,是谈一个年度框架。我去机场接他,宝安机场T3,他推着行李出来,个子不高,一米七三,圆脸,戴一副细框眼镜,头发是那种法国人特有的灰白,梳得很整齐。他看见我,快步走过来,伸手,握得很用力,说,杜,终于见到你了。

从机场到南山,走沿江高速。那天深圳天气好,三月,天蓝,路边全是绿的。马克坐在副驾,一直看着窗外。过了前海那段,他说,杜,等一下,你们这路边怎么这么干净。

我说,有环卫工人,一天扫好几遍。

他说,不是,我是说,怎么没有垃圾,没有烟头,没有狗屎。

我说,深圳管得严,乱扔垃圾罚款。

他说,罚多少。

我说,两百。

他说,两百人民币?

我说,对。

他掏出手机,算了一下,说,二十六欧。他说,在巴黎,乱扔垃圾罚六十八欧,但是没人管,街上照样是狗屎。

他一路都在看。看绿化带,看人行道的地砖,看路边的共享单车,看那些楼。到了南山,我们公司楼下,他下车,站在那儿,仰头看楼,看了好一会儿,说,杜,你们这个城市,太新了。

我说,深圳才四十多年。

他说,四十年,在法国,一个教堂修不好。

他笑了。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次他在深圳待了四天。

我带他去了华强北。他在赛格广场里转了三个小时,一边转一边摇头,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他看见一个柜台,卖手机屏幕,几十种型号,堆成山,老板在打游戏。他说,在法国,这个要订货,要两个星期。

我又带他去了深圳湾公园。那天是周末,海边人很多,有跑步的,有放风筝的,有带着孩子玩沙子的。他站在那儿,看着海对面,说,对面是香港?

我说,是。

他说,这么近。

我说,游过去都能到。

他说,你们这个城市,让我想起新加坡,但是没有新加坡那么热。

我说,深圳夏天很热。

他说,我知道,我八月来过一次,那次是私人的事,在广州转机,没进市区。

晚上我请他吃饭,在海上世界一家做海鲜的。他不太会用筷子,夹虾夹了三次才夹起来。他说,杜,我跟你说实话。

我说,你说。

他说,我来之前,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我以为是那样的。

我说,哪样的。

他说,就是那种,灰的,挤的,到处都是自行车。

我说,那是八十年代。

他说,我知道,但是我脑子里就是那个印象。我来了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他说,你们这个城市,比巴黎干净,比巴黎安全,比巴黎现代。

我说,那你以后多来。

他说,我会来。

他喝了一口酒,说,但是有一点,你们比不上法国。

我说,哪一点。

他说,生活。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们这儿,太急了。

他说,你看,你们这个城市,所有人都在跑。早上八点,地铁里全是人,脸都是绷着的。晚上十点,写字楼里还亮着灯。周末,商场里全是人,但是没人在那儿坐着。

他说,在法国,我们星期六下午,关店,回家,吃饭,吃饭要吃三个小时。

他说,我们有一句话,叫“生活的艺术”。

我说,那你们不干活了?

他说,我们干活,但是我们干活是为了生活。你们干活,是为了干活。

我当时没接话。我那时候觉得他是那种典型的法国人,傲慢,爱说教。

第二次是2023年10月。

疫情三年,他没来。这三年我们在线上开了无数次会,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人胖了一点。

这次来,是他自己要求来的,说要看看这边的供应链。

他这次待了六天。我带他去了东莞,去了惠州,看了三个工厂。

在东莞长安的一家模具厂,他站在车间里,看那些机器,看了很久。他说,杜,你们的工厂,比我想的快。

我说,快什么。

他说,我2019年来看的时候,这个行业还在做中低端。现在,我看你们做的这些东西,跟德国的一样。

我说,我们做了很多年。

他说,我知道。但是我没想过会这么快。

那天晚上,我们在东莞一家大排档吃饭,坐在外面,塑料凳子,铁皮桌子。他吃炒粉,吃得很香。

他说,杜,我这次来,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他说,我这次来,是想看看,我们能不能把合作再往上走一步。我们公司想在法国做一个自有品牌,用你们的技术,你们的产线。

我说,这是好事。

他说,是好事。但是我要跟我的老板们解释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品牌,要放在中国做。

他说,我老板们,对中国的印象,还是老的那一套。他们觉得,中国货就是便宜,就是质量差。

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解释。

他说,我带他们来看。

他说,杜,我跟你说个实话。我在法国做了三十年采购,我买过中国货,也买过越南货,买过土耳其货。中国货这十年,变了。

他说,以前我们下单,是看价格。现在我们下单,是看你们能不能做到。价格是第二位的。

我说,这话我爱听。

他说,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哪句。

他说,生活。

他说,你们的人,太累了。

他说,我这次来,看见你们的工人,两班倒,十二个小时。我看见你们的工程师,晚上十点还在回邮件。我看见你们的老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出差。

他说,在法国,我们不会这样。

我说,那你们的效率呢。

他说,我们效率低。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活得久。

他说,杜,我五十二了。我在法国,每年有五周带薪假,加上法定假日,一年休息一百四十天。我下午六点下班,回家吃饭,周末不工作。

他说,我这次来,看见你,你比2019年老了十岁。

我说,我有那么老吗。

他说,你有。你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纹。

他说,杜,钱是挣不完的。

那天晚上,我送他回酒店。在车上,他睡着了。他坐在副驾,头靠在玻璃上,嘴微微张着。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第三次是今年四月。

他这次来,是带着他老婆来的。他老婆叫伊莎贝尔,五十岁,在雷恩一所中学教历史。

我请他们吃饭,在一家粤菜馆,包间。伊莎贝尔不会用筷子,我给她拿了刀叉。

吃饭的时候,伊莎贝尔问我,杜先生,你在深圳住了多久。

我说,十四年。

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我说,喜欢。

她说,为什么。

我说,方便。

她说,什么叫方便。

我说,什么都有。想吃饭,楼下有。想买东西,手机点,半小时送到。想出门,地铁、高铁、飞机,哪儿都能去。

她说,那你们不累吗。

我说,累。

她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慢一点。

我说,慢不下来。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旁边的人都在跑。你要是慢下来,你就落后了。

她想了想,说,这个我理解。我们法国人也在变。现在巴黎的年轻人,也很急。

马克在旁边说,但是我们还有底子。

我说,什么底子。

他说,我们有那个“生活的艺术”。我们从小就学,怎么吃饭,怎么说话,怎么过一个下午。

他说,你们这一代,学会了怎么挣钱,但是还没学会怎么花时间。

伊莎贝尔说,马克,你不要这样说。

马克说,我说的是实话。

他说,杜,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们不好。我是说,你们太好了,好得有点过。

第四次是上个月。

他这次来,是签合同。那个自有品牌的合同,谈了一年多,终于签了。签完那天晚上,我们去吃了顿好的,一家做潮汕菜的。

他喝多了。他喝了两杯白酒,脸红得厉害。

他说,杜,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明年要退休了。

我说,你才五十三。

他说,我五十三,我工龄三十五年。在法国,我可以退了。

我说,退了干什么。

他说,我回布列塔尼,我有一栋房子,在海边。我要修一条船。

我说,你会修船?

他说,不会。但是我学。

他说,杜,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一句谢谢。

我说,谢什么。

他说,谢谢你让我看见中国。

他说,我这六年,来深圳四次。我每次回去,都要跟我的朋友们讲,深圳是什么样的。

他说,他们不信。他们说,马克,你被中国人骗了。

他说,我说,你们自己去看看。

他说,我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深圳是我见过的,变化最快的地方。

他说,四十年,从渔村到这样。在法国,四十年,我们连一条高铁都修不完。

他说,你们很了不起。

他说,但是,杜,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我知道,生活。

他说,对,生活。

他说,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不答。

我说,你问。

他说,你这十四年,在深圳,你快乐吗。

我当时愣了一下。

我说,我没想过这个。

他说,你想想。

我说,我每天早上七点起,晚上九点到家,周末有时加班。我儿子今年上初二,我一年陪他出去玩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我老婆跟我抱怨过很多次,说我把家当旅馆。

我说,我挣了点钱,买了个房,房在龙华,八十九平,五百多万,还有二十年贷款。

我说,你问我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敢停。

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杜,我懂。

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我三十岁的时候,在巴黎一家公司做采购,天天加班,我老婆跟我吵,说我不回家。我四十岁那年,我爸病了,我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去照顾他。那一个月,我才发现,我已经十年没跟我爸好好说过话了。

他说,我爸走了以后,我改了。

他说,我换了一份不那么忙的工作,我搬回了雷恩,我每天下午六点下班。

他说,杜,我不是说你要学我。我是说,你得知道,你在为什么跑。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我在大堂坐了很久。

我想起我第一次来深圳,是2010年。那年我三十二岁,从成都一家公司跳到这边,一个月七千五,租在白石洲,一个农民房,十二个平方,一个月六百五。那时候白石洲还没拆,巷子里全是小餐馆,晚上十二点还有人在炒粉。

我记得第一年,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坐公交到科技园,晚上十点回家。我那时候不觉得累,我觉得我在往上走。

我在深圳十四年,换了三家公司,工资从七千五到现在的三万二。我结的婚,买的房,生的孩子。

我从来没想过我快乐不快乐。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存在的。

现在马克问我,我答不上来。

前几天,我在公司楼下碰见一个老同事,他五十岁,去年辞了职,回了老家湖南,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他跟我说,明远,我现在一天挣两百块,但是我睡得着觉。

我当时笑他,说你这是提前退休。

他说,不是退休,是换了个活法。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马克说的那句话:你们这一代,学会了怎么挣钱,但是还没学会怎么花时间。

我想,这话对不对。

对一半。

深圳这个地方,不是所有人都在跑。有的人是慢的。我楼下那个修鞋的老师傅,六十多了,一天到晚坐在那儿,没人来他就看报纸。我小区的保安,晚上坐在椅子上,听收音机。我公司楼下那个卖早餐的阿姨,早上四点起来,蒸包子,卖到九点,收摊。

他们也在深圳。

但是主流是快的。这个城市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四十年,从三万人到一千七百万人,从农田到写字楼,不快不行。

马克说他佩服这个快。他说法国慢,慢得让他着急。

他说他儿子在巴黎,三十岁了,还在换工作,一年换一个。他说,我们这一代拼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有得选。结果他们选了不拼。

他说,有时候我想,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我说,你没错。他们也没错。

他说,那谁错了。

我说,谁都没错。就是时代不一样。

他笑了。他说,杜,你这句话,可以写进书里。

上个月他走的时候,在机场,他跟我握手,说,杜,我退休以后,你带家人来法国,我请你们吃饭,在我家,海边。

我说,好。

他说,你一定要来。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生活。

我说,我去。

他上了飞机,我在机场外面站了一会儿。

我看着那些飞出去的飞机,想,我今年四十六,我还有二十年贷款,我儿子要上大学,我父母今年都七十多了,在泸州老家。

我可能去不了法国。我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在深圳,每天七点起,晚上九点回家,一年去两三趟欧洲,见客户,谈合同,在酒店里吃泡面。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马克说的那个“生活的艺术”,我其实也有。

我每个星期六早上,会去楼下那家肠粉店,吃一碟肠粉,一碗猪红汤。老板是潮汕人,做了二十年。我坐在塑料凳子上,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吃二十分钟。

那二十分钟,我不接电话。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生活的艺术”。

但是那二十分钟,我觉得我活着。

马克说法国那一点比中国强,说的是生活。

我不反驳他。他说得对。

但是我也想说一句:我们不是不会生活,我们是把生活放在后面了。我们先得把日子过起来,才能谈怎么过。

我们这个国家,四十年前,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我小时候在泸州,家里一个月吃一回肉。我上大学,学费是我爸借的。

我们这一代,是拿命在换时间。我们换来了什么?换来了我儿子可以在深圳上学,换来了我父母在老家有新房子住,换来了我现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跟一个法国人讨论“生活的艺术”。

这个讨论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马克下次来,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不是华强北,不是深圳湾。

是城中村。白石洲拆了,我带他去上下沙。我要让他看看,那些巷子里的餐馆,那些在门口打牌的阿姨,那些坐在小卖部门口喝啤酒的年轻人。

我要告诉他,深圳的“快”是表面的。深圳的里面,是很多很多普通人,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活着。

他们早上六点起来煮粥,晚上十一点收摊,中间有几个小时,是坐在那儿,跟邻居说话,笑着的。

这算不算“生活的艺术”?

我觉得算。

只是我们没给它起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