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有犯罪想法,就认为自己不正常,有可能发展为犯罪行为,实际大可不必担心。犯罪想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想法,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付诸实施罢了。
远古时期的人类没有所谓犯罪与不犯罪的说法,即便出现了强奸和故意伤害的行为,也没人来维持公平和正义,毕竟那时候社会体制还不健全,或者说根本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只是群居,甚至生了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后来有了氏族部落,有了奴隶制国家,才有了一定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法律是用来约束人性的,并不会让人胡作非为,最终要让人去掉身上的动物性,保留身上的社会属性,也就是人在适应社会规则的同时,完全变成社会属性的人,而不要变成自然属性的人。可是人总是保留一定的自然属性,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走路、性交,都属于生物性本能,甚至有的人会发生强奸行为,有的人会发生抢劫行为,似乎适应了生物性本能,而违背了社会属性。如此一来,法律的设置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或者说法律要放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质,才能约束每一个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发展本身是违背人性的,要人们约束自己的言行,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融入社会,会接受社会规则的驯化,要遵从法律条文,而不能轻易违背法律。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人们潜移默化地认同了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规则。一旦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与社会规则发生碰撞,法律便适时出现了。个人的犯罪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想法,只不过被法律约束,不能实施罢了。如果社会出现了饥荒和战乱,那么法律就会失去效力,很多人的犯罪想法就会付诸实施,社会乱套。
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也就是说这个人物能够带兵打仗,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人物重新设立一套社会规则,重新设定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重新约束人性。前提是让人们吃饱穿暖,而不是让很多人饿死。其实古代社会很好治理,只要保证每个人有吃有喝就行,可即便如此,也经常闹饥荒和战乱。一方面说明古代的生产率比较低,另一方面说明官僚的层层压榨比较厉害。法律一般都是皇帝和官员设置的,并不一定约束皇帝和官员的行为,或者说他们对法律总是比较轻视,有着权大于法和钱大于法的现象,却不会被追究,甚至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老百姓没权没钱,并不能轻视法律。在被违背法律的时候,只能被法律惩罚,这个时候他们早已经失掉了话语权。即便到了现在,很多老百姓也失去了话语权,只是在文化方面比古代的老百姓要好一些,大多都能读得起书,能吃饱穿暖,但对于个人进步来说,却总是没有那么大的进取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权贵的权力很可能会超越法律存在,而普通人只能被法律约束。实际上很多人都想发挥自然本能,想要超越法律条文,甚至有着犯罪的想法。银行的钱很多,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想要抢银行,却没有那样的本事。往往悍匪有那样的本事,可以组织一帮人马抢银行,很可能被公安机关各个击破,也有可能被团灭。倘若一个杀人犯逃跑了,很可能不能立刻破案,即便知道是谁,也不一定能逮住。倘若一个抢劫犯抢了银行的钱跑了,即便抢了一百块钱,公安机关也会很快找到,将他绳之于法。
每一个人都有生物本能,也都有一定的犯罪想法。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被社会规则驯化,知道什么是法律,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至于像孔子说的那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已经被驯化了几十年,到老了就可以在规章制度内行事,在法律条文的约束内行事,而不会随便违背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也不会随便违背道德风俗。到了现在,似乎人们不再遵从孔子提倡的“仁”,而是不仁。有很多为富不仁的人出现,作奸犯科之徒往往占尽了便宜,而老实巴交的人往往吃尽了苦头,于是老实巴交的人变成了作奸犯科的人,要谋求不正当利益,却不会被查获。毕竟每一个人都有犯罪的想法,都想通过不法的手段致富,想要抢银行,想要抢他人的财物,想要不劳而获,想要当皇帝,甚至在乱世,很多人都成了土匪,雄霸一方,抢来抢去,危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却不敢攻击官府。倘若没有法律的约束,社会将会乱套,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土匪,只要能抢,就能活下去,那么社会就会进入丛林阶段。也就是丛林法则支配了社会的发展,谁强谁就有话语权,谁强谁就可以占有社会优质资源,谁弱谁就会被淘汰,甚至直接被杀害。这样的社会是落后的,甚至很容易导致人类内讧。法律条文虽然是统治阶级设立的,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有总比没有强,起码可以约束人性,不让人的自然属性完全发挥出来。不然,各种强奸、各种杀戮将会随处可见。
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约束每一个人的犯罪想法,不让这样的犯罪想法付诸实施。法律设置之初,设置法律的人会假想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犯罪分子,这样才可以设置的法律条文严格一些。如果想每一个人都是好人,自觉遵守法律条文。那么法律条文就会设置非常宽松,甚至形同虚设。法律就是约束人性的,尤其要约束人的自然属性,不让人随便犯罪,不让人随便挑战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规则。法律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性,而道德没有强制执行性,但道德影响比法律影响要大得多,以至于很多人总是用道德来判断一些事情。古代很多皇帝以德治国,在推行儒家道德的同时,要求每一个人改变人性,要讲究仁义,而不要讲求投机取巧。似乎仁义才是做人的根本,或者说人讲仁义才可以获得他人的认可,才可以在发展过程中混得风生水起。其实讲求仁义能够被人重视的人只有权贵,权贵的仁义是仁义,普通人的仁义就不叫仁义。权贵标榜仁义,普通人鼓掌欢迎,那么权贵就感觉到受到了尊重,会给鼓掌的人发一点小福利。如果普通人标榜仁义,那么别人只能当他在吹牛,因为他的仁义没有什么大的社会价值。甚至没人欣赏他标榜的仁义,似乎他除了标榜仁义,没有什么可标榜的,而他的仁义恰恰不值钱。如果一个人做了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却并不违背法律,那么法律是拿他没办法的。别人只是谴责他,却并不能拿他怎么样,那么这种谴责是苍白无力的,很快就会消失不见。甚至一些人想成为违背公序良俗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占尽了便宜。就像贪官污吏包养一百多个女人一样,事发之后很多人都羡慕他。其实他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却并没有被判处死刑,还交代了罪行,交出了一些贪污的钱,当然判个十年八年的就出来了,还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犯罪的想法具有普遍性度,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有过犯罪的想法,只不过想一想而已,并不叫犯法。而那些犯了法没有被发现的,被发现没有被严惩的,就更不算什么大事了。设定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并不容易,于是很多人都钻法律的漏洞,甚至知法犯法,却没有被查出来,岂不是咄咄怪事?这样的人增多之后,正好验证了犯罪想法的普遍性,也具有一定的投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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