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世界慢阻肺病日。2026中国慢阻肺病大会上公布了一组相当漂亮的数字:国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21年立项以来,全国累计初筛347万人,发现高危人群79.1万人,完成肺功能筛查49.3万人次,随访42.8万人。国家—省—市—县四级防治体系已经搭起来,省级技术牵头单位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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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万除以347万,高危检出率22.81%。每5个人里就筛出一个高危,说明这张网确实在“捞人”,而且捞到了此前没有被看见的那部分。

但呼吸科医生看到这组数字,心里想的往往是另一件事:筛出来之后,谁在管,管得怎么样。

一个县卫生院的设备,和它背后没被看见的缺口

甘肃陇西县菜子中心卫生院提供了一个基层的切面。2020年之前,这家卫生院没有肺功能仪,慢阻肺诊断基本靠听诊和问症状。配了便携式设备之后,年均检测100余人次,2025年累计筛查了8000多人次,从“凭经验”转向了“看数据”。

设备配下去了,这是真实的进步。但“配了设备”和“能出可靠结果”之间,隔着一道鸿沟。

北大医院密云医院今年办的一场肺功能培训班,课程简介里写得很直白:基层肺功能检查存在 “操作不规范、质量控制薄弱、结果判读能力不足” 等突出问题。这不是个别现象。一项2026年发表的质量改进研究给出了更硬的数字:在实施系统性质控干预之前,基层医联体的肺功能检查合格率仅为49.38%,不合格报告里82.50% 的原因是“受试者呼气不足”——简单说,患者没吹到位,操作员没有及时纠正。

肺功能检查和抽血化验不一样。抽血是机器跑,肺功能是人在吹。患者吹气的力度、持续时间、有没有漏气,操作员在不在旁边盯着、会不会喊“再来一口”,直接决定这份报告能不能用。一个不合格的肺功能报告,比没有报告更危险——它可能把一个真正的慢阻肺患者判成“正常”,也可能把一个正常人推进长期的随访和管理系统里。

浙江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对照。当地把7家厂商的肺功能仪统一标化接入数据平台,做省市县三级质控,合格率从2024年的不到60% 拉到了95%。同一个检查,质控介入前后,结果的可靠性完全是两个量级。

“确诊了也管不好”:管理比筛查更困难

中日友好医院孙永昌教授把基层慢阻肺管理的真实状态概括得非常直接:设备易配、技术难培;患者用药依从性差、吸入装置使用错误、随访建档缺失,让慢阻肺在基层陷入“确诊了也管不好”的困境。

这句话把问题从“筛”推到了“管”。

慢阻肺和高血压不一样。高血压患者吃一片药,血压降没降,量一下就知道。慢阻肺患者用吸入制剂,装置怎么装、怎么吸、吸完漱不漱口,每一个环节出错,药都可能白用。一项针对中国农村慢阻肺患者的研究显示,吸入装置依从性差的比例高达69.9%,显著高于城市人群。而基层恰恰是最缺时间、最缺人手去手把手教患者用装置的地方。

药物可及性在改善。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把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布地格福等长效吸入制剂重点纳入了,基层“有没有药”的问题在缓解。但孙永昌的那句话点出了要害:管理慢阻肺不能像“开完药就走”那么简单,它需要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建立长期随访档案,需要有人反复教患者把装置用对,需要盯着急性加重的苗头。

吸入装置用错了,药在嘴里转一圈就出来了,肺里没进去多少。目录里有药,和患者肺里真正有药,是两件事。

推动防控从 “有量”向“优质优效”转变

杨汀在大会上说,下一步要推动防控从 “有量”向“优质优效” 转变。这个表述很克制,但指向很清楚:347万初筛是“量”,质控合格率、规范管理率、急性加重下降率才是“质”。

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这个转变的紧迫性更明显。我国40岁以上人群肺功能检查率只有4.5%,慢阻肺患者肺功能检查率5.9%,患病知晓率不足1%。在这样低的基线之上,筛查项目把79.1万人“捞”了出来。但如果捞出来之后,基层的肺功能质控跟不上、随访建档建不起来、吸入装置没人教,那“筛得出”和“管得住”之间就会留下一道新的缺口。

对于呼吸科医生和基层全科医生来说,真正的工作量从来不在于“筛”的那一天。筛完之后漫长的随访、调药、教装置、盯急性加重,才是这张网能不能兜住人的关键。网撒得再大,兜不住,数字就只是数字。

(本文综合2026中国慢阻肺病大会公布数据、新华社、科技日报及公开学术研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