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八年,太子出生的喜讯还在宫里回荡,京城外的一处小村却刚刚立起一块“烈女牌坊”。石坊上的字工整冷硬:某氏殉夫,以彰贞节。村人抬头看一眼,日子照样过;而那位“烈女”,已经在棺材里和丈夫一起密封起来,永远不会再看到天光。
一个时代的暴烈与温柔,往往就这样在同一刻并行。皇帝的陵寝里,活人殉葬渐渐被废止;民间的土坑里,自愿殉夫却仍在被鼓励。我们今天回望那些殉葬的妃嫔和女子,最容易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她们是怎么死的?但比“怎么死”,更难回答的是——她们到底有多少“选择”。
古墓里的姿势,被过度想象了
关于“妃嫔双脚分开死去”“是挣扎窒息导致”的说法,这几年在一些文章和短视频里被反复传播,看起来很有画面感。但如果把考古报告翻出来仔细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多可以确证的细节。
在殷墟、战国、秦汉以及明清陵墓的发掘报告中,考古人员会详细记录尸骸的位置、方向、肢体状态,有时还能判断出“仰身直肢”“侧身屈肢”“俯身”等姿势。不过,人骨在封闭环境中埋葬数百上千年,随着棺椁腐朽、土层受压、盗洞扰动,骨骼会发生位移,肢体姿势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临死那一刻的动作。
也就是说,现代人凭几张现场照片就推想“她们在地上剧烈扭动、因窒息不由自主张开双腿”,更多是一种带着情绪的想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事实。现有的学术研究,把重点放在这些殉葬者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死亡方式,以及他们在整个墓葬制度中的位置,而不是用姿势去重构细致的临终场景。
关于“被封进帝陵里活活闷死”的说法,也需要分开来看。殷商时期的人殉,多数是提前杀死后再下葬;屈肢葬、俯身葬很多是已经失去生命体征后按仪式摆放。到战国、秦汉以后,陪葬多改为器物和已死之人骨,有些墓虽然密封,但证据不足以说明大量“活人被直接关进墓室等待窒息而死”的情形是常态。
也有个别文献提到“生入墓中”,比如明代的殉葬记载,但具体到“在密封地宫里痛苦挣扎”“全部窒息而亡”的描述,往往来自后人叙述,并非每一例都能找到考古上的对应印证。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那种死亡一定不会舒适,但如果要说她们“都是以某种固定姿势死去”,目前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模式化的说法。
从殷墟到胡亥,人殉是怎样一步步被“发明”的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殉葬其实是更早的人祭制度的一种延续和改造。
在殷墟侯家庄一号大墓等几处商王陵里,考古队曾发掘出数量惊人的人殉坑。公开资料显示,有的墓葬群中,殉葬者总数达到四五百之多,其中一处殉葬坑里约百余具人骨,多数是被斩首或被束缚后处死,再分批掩埋。他们既有战俘,也有奴隶和下级仆役,是“为王而死”的最早一批人。
到了战国,殉葬不再是单纯的“献祭”,而被纳入更复杂的礼制结构中。曾侯乙墓是湖北随州的一座战国贵族墓,1970年代发掘时,在主棺及附棺周围发现了二十多具人骨,经鉴定多为年轻女性,可能是乐舞伎、侍女,也可能是妾室。她们是这位贵族生前生活圈的一部分,死后被一起带入地宫,延续的是“事死如事生”的思想——死人仍然需要侍奉和娱乐。
秦人在这一点上并未完全割裂旧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秦始皇死后,胡亥与赵高等人合谋,关闭咸阳宫门,对不曾生育子嗣的一批后妃“令从死”,也就是强制殉葬。这些女性一生的价值被压缩为两个字:从死。
很难确认她们具体的死法,有说赐死,有说密室封闭。但不管是哪一种,对她们来说都不只是“陪伴先帝”,更是一种权力对生命的随意处置。
元、明、清:制度废了,观念却还在
殉葬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汉代以后,随着儒家礼制的完善和法律制度的成文,帝王陵墓里大规模活人殉葬明显减少,更多的是以石俑、木俑和器物代替真实的人。
有的朝代甚至明令禁止,比如汉文帝传说中“不以人殉”,更偏向节俭葬制。不过,到了北方游牧力量入主中原的时候,这种“以人随葬”的观念又被重新带了回来。
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殉葬,有蒙古秘史、元史以及后来的一些史籍提到“选美女随葬”。具体到“40个年轻女子”这一数字,属于后来的纪传文献中出现的说法,不同版本略有差异。但元代贵族墓葬中,确实发现过人殉现象,有些是随从,有些是妻妾,说明这种做法在统治阶层并未完全消失。
明朝则是一个典型的“人殉风气死灰复燃”的例子。
朱元璋的殉葬令,在《彤史拾遗记》《国榷》等文献中有记载,说他临终下令有数十后妃从死,人数多被写作“十余”“数十”,也有版本提到“四十余人”。“46名妃嫔”是后来的具体数字,学界对这一数字并不完全统一,但明太祖确实在遗诏中提出“从死之制”,并通过律例加以确认,属于正式的国家制度。
永乐以后,明成祖朱棣去世时,也有文献记载有后妃、宫女数十人殉葬。这些人的姓名多未能完全留在正史里,在明陵发掘中,目前尚无确凿的个人身份对应,她们在制度里只是一个“数”。
清朝的情况略有不同。顺治帝时期,曾为去世的孝庄系皇后或皇贵妃下令宫人殉葬,文献里提到过“数十人”,用意是表达“至哀”,但这种行为在朝廷内部引起不小争议。康熙即位后,逐步废止帝王殉葬,于康熙二年明确颁令禁止,之后历代清帝陵墓中未见有官方人殉制度延续。
然而,制度废了,观念并没有立即消失。清代的法律和礼书里,仍旧高度推崇“节妇”“烈女”,对那些在丈夫死后自缢、殉夫的女性,地方可以上奏申请旌表,朝廷会批复立“贞节牌坊”。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晚清,一方面是压制妇女再嫁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借“自愿殉夫”来巩固传统的家族秩序。
换句话说,即便皇帝不再需要妃子随葬,普通男性仍然可以通过舆论和礼制,向妻妾暗示:你可以选择为我而死,这样你就能换来一个体面的评价。
“男子为尊”,如何被写进死亡里
很多人殉的故事,看起来是围绕“丧葬仪式”“阴间生活”展开的,但背后最根本的逻辑,其实是权力。
在商周社会,人殉首先体现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谁有资格活着,谁只能作为祭品。王死了,战俘和奴隶被毫不犹豫地杀掉,用血去安抚亡灵,也用恐惧去稳固政权。这是最初级的权力展示。
到了战国秦汉以后,殉葬者的身份开始发生微妙变化。除了战俘和仆役,更多的,是那些在主人生活里扮演角色的人:妾室、乐伎、近身侍女。他们的存在,让墓室更像生前的宫邸,让“事死如事生”这句话有了具体形状。但用活人来填满这种“如生”的幻象,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男性中心思维——女性的生命意义被定义为“侍奉”,这种侍奉从床榻延伸到棺椁。
在皇帝殉葬的案例里,权力的意图更加直白。先帝临终时,赐死几位重臣或后妃,不只是出于“阴间伴侣”的想象,更常见的是对现实政治格局的清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病危时,据史书记载曾令一些近臣随葬,既是个人意志的体现,也是避免这些臣子在新皇帝时代成为潜在威胁。
这样一来,“殉葬”就不只是丧葬礼制,而是权力交接时的一个工具。那些被选中“随先帝而去”的人,往往是在旧政权中拥有话语权者;他们的死亡,换来的是新君一个更干净的舞台。
民间的殉夫风尚,也同样离不开权力结构的影响。一个普通男子并没有处死大臣的权力,但却可以要求妻妾终身不嫁,甚至以自杀来证明忠贞。周围的宗族、乡里、官府一起参与评价,最后用一块牌坊,把这种行为刻进地方记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运作:通过操控“名节”,来控制女性的生死。
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被迫或被鼓励去殉葬的女性,很难用一句“她们很可怜”去概括。她们所处的,是一个早早把“男子为尊”写进法律和礼教,也写进死亡仪式的世界。
她们有没有选择?
回到最初的问题——帝陵中的那些妃嫔,是用什么心态去赴死的?她们在死前是否经受痛苦?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我们对她们具体的心理状态,基本是无法还原的。帝王妃嫔的日记、书信能流传下来本就不多,更不用说关于殉葬的第一人称记录。偶有后世文人根据传闻写出的故事,多半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很难当作严格的史料。
但如果从制度框架来推理,她们的“选择空间”其实极其有限。
在商王陵的人殉者里,被考古确认的多是遭束缚、斩首,显然没有选择。战国贵族墓里的年轻女子,可能在被选入乐队或侍女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在主人死后要“随葬”的命运。秦、明的后妃,面对的是皇帝遗诏和宫中权力的组合,只要“令从死”写进律例,反抗的代价几乎等同于当场处决。
哪怕是清代民间被称为“自愿”的殉夫者,也处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中。很多地方志记录,女性在丈夫死后“不堪亲族逼迫”“以绳自尽”,事后却被写成“志决殉夫”,还被旌表为节妇。她们到底是为了“贞节”而死,还是被逼无路而死,根据现有记录很难分辨,但强烈的社会预期和道德评价显然是推动她们做出极端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比起追问她们“最后是不是张开双腿挣扎”“有没有窒息的痛苦”,更重要的也许是意识到:在那样的时代里,女性和底层人几乎没有为自己身体和生命做主的权利。他们的死亡方式,被礼制、被皇权、被家族安排好,个人意志只在极小的缝隙里有可能发出声音。
制度消失了,问题却还在
康熙禁绝帝王殉葬以后,活人随葬在官方陵寝里逐渐消失,这一点在清陵考古中得到印证。殉葬制度作为一个明文规定,的确走到了尽头。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死亡证明忠诚、用殉身维护秩序”的观念完全离开了中国社会。直到近代,仍然能看到以“烈女”“节妇”命名的牌坊,仍然能看到地方志对女性殉夫、自缢的歌颂。
今天,我们当然已经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殉葬和殉夫行为。但当舆论在面对某些性别话题时,仍然会出现类似“女方应该如何”“妻子应该怎样献身”的讨论时,偶尔回头看看那些古墓里的骨骼,也是一种提醒——制度可以废除,观念的改变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些被埋在帝陵和土坑里的妃嫔和女子,她们的名字大多已经没有人记得,姿势也未必真如网络上想象的那般“诡异”。我们能确定的,只是她们的死亡曾经被视作“合理”“甚至值得称赞”,而这一点,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殉葬制度的终结,是法律和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人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命做主,则是我们至今仍在努力完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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