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但没少,还变多了。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基金5039只,募资16483.04亿元,同比增长14.1%;2026年前三季度新募资16739.33亿元,同比增长47.3%。
但打开科技媒体,那种"某某创业公司完成数千万美元A轮融资""某某平台获红杉、IDG投资"的新闻,已经明显退潮。一级市场仍然热闹,主角换成了AI、半导体、机器人和先进制造。
资金重新增长,熟悉的VC叙事却不见了。直接的答案是:出钱的人变了,风险投资的玩法也跟着变了。
那套赚钱闭环是怎么跑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互联网用户还很少,电商、搜索、社交、在线旅游刚起步。大洋彼岸已经跑出Yahoo、Amazon、eBay、Google,很多商业问题有了答案。中国创业者面对的不是完全的未知,而是一个被美国预演过的未来。
那一代美元VC的逻辑就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寻找能把成熟商业模式落地到中国市场的团队,用海外已经发生的事,验证一种需求是否真实存在。
闭环也很清晰:境外机构出资募集美元基金,投资中国互联网公司,部分企业搭建红筹或VIE架构,靠用户增长和持续融资扩大规模,最后在境外上市或被收购,基金出售股权退出。赚的是股权增值,不靠利息,也不靠分红。
增值能到什么程度?1999年前后,IDG以约30万美元投资易趣,取得8.35%股权;2003年eBay完成收购,IDG获得约600万美元回报,约为初始投入的19.4倍。同样在1999年,IDG和香港盈科分别向腾讯投资约110万美元,各取得约20%股权,据早期报道估计,IDG的整体回报约为30倍。2000年软银向阿里巴巴投入约2000万美元,2014年阿里在纽交所上市时,这笔投资形成了巨大的股权增值。
支撑这些回报的,是中国互联网本身的扩张:1999年用户约890万人,到2014年达到约6.49亿人。IDG在中国最早的一支基金1993年运作、2003年清盘,公开披露的内部收益率约36%。
三重变化,把闭环一点点磨掉
第一重,市场从开荒进入存量竞争。过去创业公司可以借网民增长和消费线上化快速扩张;后来电商、社交、搜索、本地生活各领域都长出了头部企业。投资人的任务,从寻找"中国版Amazon",变成在成熟市场里找新的竞争优势。
第二重,境外上市的确定性变了。2021年6月滴滴在纽交所上市;2022年6月结束在纽交所的交易,转入场外市场,股价较上市首日参考价跌幅超过80%。那条被反复走通的退出通道,不再是可以默认成立的假设。2023年6月,红杉资本宣布分拆,中国、欧美、印度及东南亚业务各自独立,红杉中国改用HongShan品牌运营。
第三重,中美之间的科技与资本联系在收紧。美国2023年发布对外投资行政令,2025年1月正式实施,对特定半导体、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投资作出禁止或申报要求。对一只投资期限可能长达十年的基金来说,这些不确定性都会折算进今天的决策。
收缩在数据上很清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章引用Dealogic统计:2023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外资投资额降至37亿美元,同比下降约60%,仅为2021年高点的约10%。另据清科数据,2025年外币基金新募集约35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约36%。
接棒的是另一批出资人
2025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人民币基金规模达16124.96亿元,占全部募资规模的97.8%。同年,国资背景投资机构的投资金额超过5700亿元,占市场总投资额的61.5%。
国资创投不是这几年才有的。1999年深创投成立;2002年前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始探索;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成立,实际募资约1387亿元;2019年二期注册资本约2041.5亿元;2024年三期注册资本3440亿元。
运作方式可以用地方产业基金说明:财政资金、地方国资平台作为LP出资,设立母基金或产业基金,由管理人投向重点产业企业,再通过上市、股权转让、并购、回购等方式退出。表面看和美元基金差不多,差别藏在投资目标里——美元基金的出资人主要要财务回报;国资基金的出资方,还同时关注地方产业发展、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链协同。
2020年4月的蔚来案例很具体。合肥建投、国投招商、安徽高新投等战略投资者与蔚来达成协议,合计向蔚来中国投资70亿元,取得约24.1%股权;蔚来中国总部同时落地合肥,研发、供应链、制造等业务随之进入这座城市。
合肥建投的信用资料显示,公司2021年实现投资收益58.62亿元,主要与蔚来项目退出有关;2022年因缺少类似退出,投资收益降至约1.61亿元。地方产业投资确实能创造可观的股权收益,但财务收益和产业发展结果,是两件需要分别衡量的事。
当风险投资开始追求确定性
风险投资原本是一门允许失败的生意:投20家,15家失败、4家小幅回报,只要剩下1家带来几十倍收益,整只基金依然可能盈利。但当产业目标、绩效考核和退出压力同时进入决策,一部分资本就会越来越偏爱可解释、可考核、可退出的项目。
第一个机制,投资从寻找商业机会,变成在产业范围内选项目。深圳天使母基金的规则变化可以从反面说明:2020年的相关办法设置了1.75倍返投要求,子基金需完成相应比例的深圳本地投资;2026年新版规则取消了这项强制返投,把部分产业目标转化为后置奖励和收益让利。取消本身就说明,这类约束会真实影响基金能选哪些公司。
第二个机制,失败容忍度变了。国资基金还要处理投资程序、绩效评价和资产保值,单个项目亏损可能带来更多考核压力,投资人自然更重视已有订单、商业化进度和企业成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文章引用Dealroom统计:2014—2023年,中国初创期企业获得的融资额占比约12.6%,全球约19.8%;成熟期企业占比约62.7%,全球约46.1%。
第三个机制最有争议:股权投资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像债权。假设一家机构投入1000万元,约定企业五年内没有上市,创始人就要按本金加固定收益回购股份。投资人既想分享增长,又试图借回购条款获得下行保护;项目失败,创业者可能依然背负大额偿付义务。
这不是理论推演。澎湃新闻梳理,2023年5月至2024年7月,深创投新增34起股权回购相关诉讼的法律服务采购招标,部分项目因未按期上市、业绩对赌未实现等原因触发回购。汉坤律师事务所2024年度报告显示,在其统计的交割项目中,83.94%约定了回购权。另有行业研究对数百起回购纠纷抽样,发现创始人被列为被告的比例达90.33%,进入司法执行程序后资金实际回收比例却很低。
回购合同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当企业经营失败,投资人要求回购时,往往也正是创业者最缺钱的时候。2025年12月,中基协专门就回购条款发布风险提示,提出防范明股实债。
谁来投那些还没有名字的未来
中国经济的阶段变了。过去的增长机会主要来自互联网普及和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大;如今已形成庞大的互联网平台和制造业体系,资本开始更关注技术突破和长期研发能力。两代VC服务的,本来就是不同的经济任务。
一类是"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先进芯片、工业机器人核心部件、高性能材料,需求和技术目标相对明确,难点在研发路径和产业化。这类领域适合集中资源、长期投入。
另一类是连未来的市场和需求都尚未被定义。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很难有人准确预测直播电商、短视频和移动支付后来形成的商业规模。这类创新要求资本愿意相信一个尚未被市场证明的机会。
这里还有一层反差:过去的美元VC投资中国互联网,很多时候是在寻找美国已经证明存在的商业需求,承担的不确定性其实有限;今天的产业基金支持硬科技,面对的却是真正的技术不确定性。创新能力不取决于资本的国籍,也不能简单由所有制决定,要看这套投资规则能容纳多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国资也在重新学习如何承担风险。2025年12月启动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设置了20年存续期,其中10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强调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并要求投向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规模占比不低于70%。
回到开头那些融资新闻。过去,我们在A轮、B轮的消息里看见中国互联网高速成长的时代;今天,更多资本进入半导体、先进制造、人工智能这些长期产业领域。资本流向变了,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变了。
但风险投资始终要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一家企业尚未成功,甚至无法证明自己的未来时,谁愿意先相信它?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