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信息放在一起看,值得警惕的变化已经很清楚:今天的黑恶势力未必还在街头聚众斗殴,也可能藏在一家手续齐全的公司、一份条款复杂的借贷合同,或者一个看似替天行道的自媒体账号背后。

它们把违法牟利包装成正常交易,利用人们对合同、平台和维权渠道的信任,让受害者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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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营业执照

过去提到黑恶势力,人们容易想到收保护费、打架斗殴、暴力讨债。如今一些团伙却学会把自己包装成普通经营主体:注册公司、制作合同、设置客服和财务岗位,表面有章有法,实际却把每个环节变成牟利工具。

2026年11月10日,余姚警方公布一起车抵套路贷案件。一个团伙以车辆抵押贷款为名,从金华、杭州等地流窜到宁波作案,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团伙非法获利20余万元。一名王姓女士急需资金,在网上看到低息贷款广告后,以汽车作抵押办理贷款。

合同写明贷款2.5万元,对方却当场扣除手续费、GPS定位费等4500元,她实际到手只有2.05万元。随后,对方要求她分10期偿还,每期3900元。还款出现困难后,团伙利用事先留下的钥匙和GPS定位拖走汽车,又要求她支付3.3万元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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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告引流、签约扣费,到制造违约、拖车索财,整个过程显然不是临时起意。所谓贷款,只是把受害者引入陷阱的入口。

大连普兰店的另一起案件,则展示了软暴力催收如何成为公司化业务。2026年11月11日披露的警方调查显示,当地打掉一个以软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的涉恶团伙,抓获12名犯罪嫌疑人。

该团伙对外使用技术管理咨询公司的名义,内部却有人负责资金,有人负责推广、财务和电话催收,还有人专门实施威胁滋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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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查明,团伙向100余人放贷200余笔,涉及金额1500余万元。一名受害者借款5万元,期限3个月,月息达到6分,折算成年化利率为72%,还被预先扣除5000余元手续费。

到期后无法偿还,团伙又通过续贷不断叠加利息和费用,借款人的债务越滚越大。催收人员还拍摄其父母家门口和住宅附近的视频,借此制造恐惧。这两起案件说明,营业执照不能替经营行为背书,合同也不能让违法条款自动有效。

真正需要查清的,是公司实际做什么、资金如何流动、人员如何分工,以及是否存在故意制造违约、强迫交易和非法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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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专挑耗不起的人下手

新型黑恶势力并不一定挑最有钱的人下手,反而常常盯住小商户、小企业和经营规模有限的项目。

原因并不复杂:这些经营者的抗风险能力弱,最怕停业、投诉、舆情发酵和工期延误。对方只要把纠纷拖起来,就可能让受害者觉得付钱比继续应对更划算。

2026年9月10日,中国记者网披露大连一起恶意索赔案件。警方于8月26日打掉一个以网络打假为幌子的涉恶团伙,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关联案件12起,涉案金额13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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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头目沈某某从2022年起,通过直播塑造职业打假人形象,积累网络粉丝,随后注册传媒公司,招募主播和成员,运营多个账号。

团伙内部有人引流,有人购买商品、寻找所谓问题,有人联系企业谈判,还有人管理资金。他们先小额购买试探,再批量囤货、送检,随后发布负面内容,借舆论压力索要高额赔偿或删帖费用。

消费者维权是为了查明问题、推动整改、依法获得赔偿。有组织地制造问题、集中发布内容,再以撤稿为条件索钱,就不是监督,而是把公众对商品质量的关注变成施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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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碰瓷也利用了同一种心理。2026年10月26日,杭州钱塘警方公布一起案件:一个以张某为首的团伙,专门盯着规模不大、工期紧张的施工项目。

团伙先低价承包工程,进场后故意消极怠工,等项目方提出清场结算,再通过虚构用工人数、伪造打卡记录等方式制造纠纷。项目方若不按要求付钱,团伙便组织人员围堵工地、阻挠施工和恶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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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安置房项目实际工程量只有11万元,项目方已支付37万元,对方仍组织人员围堵索款。警方经过三个月研判,抓获16名嫌疑人,其中7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破获案件7起。该团伙曾在浙苏十余个城市流窜作案。

在我看来,这类团伙最会算的是受害者的经营账。小企业即便最终能通过诉讼证明自己无责,也要承担停工、误工和客户流失等成本。团伙正是利用这种不对称,逼人花钱息事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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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曝光可以明码标价

短视频和社交平台降低了信息传播门槛,也给正常监督提供了便利。但传播速度越快,越有人试图把流量变成施压工具。

部分账号打着民间监督员、暗访记者的旗号,四处寻找企业和商铺的问题。有的甚至编造、拼接事实,等负面内容发酵后,再联系当事方索要删帖费、公关费。

2026年10月14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4起涉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典型案例。山西太原警方打掉一个网络舆情敲诈团伙,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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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起案件中,团伙成员通过经营账号、塑造正义人设吸引粉丝,再利用账号影响力拍摄碰瓷视频,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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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矩阵、拍摄剪辑、谈判和资金管理各有分工,说明背后可能存在固定的牟利链条。当然,不能因为存在舆情敲诈,就把真实报道、消费者投诉和社会监督都视为问题。

判断边界不在于账号有没有粉丝,也不在于内容是否尖锐,而在于事实是否真实、是否存在捏造和胁迫、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索取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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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要从单个纠纷入手

这类犯罪难发现,关键在于它们把有组织的行为拆成一个个普通纠纷。单看可能是借款逾期、消费争议或劳务结算。只有把不同受害者的合同、资金流水、聊天记录和人员往来串起来,才能判断是否存在统一组织和利益分配。

大连普兰店案件就体现了这种侦查思路。警方不是只看某一笔借款,而是从多名借款人的报警和催收经历中寻找关联,进而发现同一公司背后的放贷、推广和软暴力催收分工。余姚案件中,贷款、定位、拖车和索要赎车费也不是彼此孤立的环节,而是连在一起的非法牟利过程。

公安部2026年9月29日公布的8起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涉及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和网络暴力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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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公安机关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84个、恶势力犯罪组织2127个。这些数据说明扫黑除恶仍在持续推进,但不能简单据此推断新型犯罪数量正在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犯罪手法发生变化后,发现线索和串并案件的方式也必须跟着变化。

2026年11月17日,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部署对河北等10个省区开展实地督导,强调线索摸排、核查反馈、侦查攻坚和源头治理。

这意味着治理不能只盯案发后的抓捕,还要推动平台、行业和基层提高识别能力,对异常高频投诉、集中恶意差评、反复劳务纠纷和异常资金往来依法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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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打击必须守住法律边界。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规范职业索赔、维护市场秩序典型案例,既保护消费者依法索赔,也对故意制造商品质量问题、虚构事实敲诈商家的行为依法处理。

正常讨薪、合法借贷、消费者维权和真实舆论监督,都不能被简单贴上黑恶标签。要打击的是有组织地利用规则作恶,而不是规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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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新型黑恶势力换上的合法外衣,可能是公司、合同、账号,也可能是一套看似正规的服务流程。它们真正依赖的,是受害者怕麻烦、怕损失、怕舆论的心理,以及不同纠纷之间的信息壁垒。

人民日报发出预警,提醒的正是这种犯罪形态的变化。接下来,扫黑除恶既要打掉具体团伙,也要把资金、人员和作案链条查清。

普通人则要留存证据、及时报警,不用私下交钱换安宁。只有让违法者无法借规则牟利,披着合法外衣的黑恶势力才会失去藏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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