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陈柏年之前,我妈撂过一句话:“你找个看不见的,以后家里灯泡坏了,你自己爬梯子换。”
我说:“那正好,我恐高,正好治治。”
我妈气得三天没给我发微信。
我叫沈莉,虹口人,在曲阳路上一家便利店做店长。柏年比我大四岁,在欧阳路那边一家推拿馆做师傅。我们是在社区搞的便民活动上认识的,他来给老头老太讲颈椎保养,我那天去发便利店传单。他看不见,但讲话不紧不慢,声音沉得像泡过水。散场后我问他能不能加个微信,他说手机有语音助手,让我报号码。我报一遍,他跟着念一遍,一个数字不差。我当时就觉得,这人脑子好使。
处了八个月,把证领了。没办酒席,就在他推拿馆旁边一家小馆子请了几桌。他师傅来了,拄着盲杖,喝了两杯黄酒,拍着我肩膀说:“小沈,柏年这个人,心细。”
我当时没太明白“心细”是个什么概念。后来懂了。
我们住在我原来租的那间老房子里,虹口区一条老弄堂的二楼,厨房和卫生间是后来改建的,巴掌大的地方,东西摆得挨挨挤挤。柏年搬进来之后,把每样东西的位置都摸了一遍。他的记性好得吓人——三天之内,他就摸清了酱油瓶在灶台左边第二个格子里,肥皂在洗手台下面的蓝色塑料盒里,电饭煲的插头在冰箱侧面那个拖线板上。
我有时候下班回来,发现他坐在沙发上听手机广播,电饭煲里的饭已经煮好了,菜也洗好了切好了,放在案板上,用保鲜膜盖着。
我说:“你太厉害了。”
他说:“这有什么厉害的,就是记位置。”
我说:“我自己放的东西都找不到。”
他没接话,笑了笑。
事情是从婚后第二个月开始注意到的。
每天早上大概六点二十左右,柏年先起来。他起来动静很小,基本上不吵我。但我睡觉浅,他一动我就有点醒。我听见他穿上拖鞋,往门口走。走到门边,停一下——“啪嗒”,灯亮了。
然后他折回来,经过床边,往卫生间去。
第一次我没在意。盲人开灯,可能就是顺手。但我听多了,就觉得不对。
他开灯的位置非常精准。他走到门口,手直接就搭在开关上,一摸一个准。那开关装在门框旁边,离地大概一米四,塑料的,用久了有点发黄。他的手搭上去,动作很自然,就像我们视力正常的人开灯一样。
有一天吃晚饭,我问他:“你早上起来开灯干吗?”
他筷子顿了一下,说:“我开灯了?”
“天天开。”我说,“我以为你知道。”
“哦。”他嚼了两口饭,“可能是习惯。以前在家的时候,我爸妈晚上睡觉不关灯,留一盏小夜灯。我可能养成毛病了,起来就摸开关。”
“你又看不见,开灯不浪费电吗?”
“也是哦。”他笑了一下,“那我以后不开了。”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开灯。
但我发现,他走到门口,手还是伸过去了。手指碰到了开关面板,停了一两秒,又收回来了。
我在被窝里睁着眼,没吭声。
后来我跟闺蜜阿珍讲了这件事。阿珍在南京西路一家商场做柜姐,见多识广。她听完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能看见一点儿?”
我说:“我问过,他说全盲,什么都看不见。”
阿珍说:“你确定?”
我说:“他连红绿灯都分不清,过马路要听车流声。”
阿珍想了想,说:“那你就让他开着呗。一盏灯才几度电,你计较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不是计较电费,我就是觉得奇怪。”
阿珍说:“有什么好奇怪的,盲人也是人,盲人也有习惯。”
她说得对。我就没再想了。
但后来我发现了另一件事。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起得特别早,因为要去店里盘货。我睁开眼的时候,柏年已经起来了,灯也开了。他站在窗边——我们家那扇窗朝北,对着弄堂,对面是另一栋楼,灰扑扑的墙面,晾着几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他站在窗边,脸朝着窗外,两只手垂在身侧,头微微仰着。
我躺在床上看了他一会儿。他没动。
我轻轻叫了一声:“柏年?”
他转过头:“你醒了?今天不是盘货吗,我帮你把早饭热上。”
我说:“你刚才站那儿干吗呢?”
他说:“没干吗,站站。”
我起床洗漱,没再问。
真正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那天收拾房间。
他床头柜最底下那个抽屉,平时放些杂物,充电线、旧遥控器、几盒没拆的膏药。我拉开想找节电池,手碰到一个东西——一个巴掌大的牛皮纸笔记本,旧得封面都起毛了。
我翻开一看,上面是他写的字。说是写的,其实是剪贴的——他把一些打印出来的字条用胶水粘在纸上,字很大,都是黑体。旁边有他用圆珠笔画的记号,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把字都划破了。
我知道他是全盲之前能看见一点点的。他跟我说过,十四岁那年视网膜色素变性,视力慢慢退的,到十八岁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他认得字,也会写字,只是写出来的字别人认不太出来。
那个本子上贴的字条,都是一些平常的话:
“冰箱门关紧,不然会叫。”
“煤气灶旋钮往左拧到底是关。”
“洗衣机按启动键两次。”
“沈莉的杯子在第二层。”
“拖鞋放在床边,左脚靠里,右脚靠外。”
翻到后面几页,我看到一行字,是他自己写的,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来:
“每天早上开灯,试试能不能看见。如果有一天能看见了呢。”
下面还有一行,日期标的是我们结婚前一个月:
“今天看见一点点光。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能是幻觉。但开灯有感觉,不开灯没感觉。明天再试。”
再下面,日期是结婚后第三天:
“今天开灯,好像亮了一点点。也可能是灯管老化了,该换了。”
我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那个本子,半天没动。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我把本子放在茶几上。
他换好拖鞋,走进来,手习惯性地往茶几上摸了一下——他没摸到遥控器,摸到了那个本子。
他手指碰到封面的那一刻,整个人僵了一下。
我说:“你每天早上开灯,是为了试试能不能看见光?”
他手缩回去了,站在那儿,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
“为什么?”
“怕你笑话。瞎子开灯,像个神经病。”
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试的?”
他说:“好几年了。有时候觉得有点感觉,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我看了好多医生,都说我这病没法治。我就想,我天天开灯,天天刺激一下,也许哪天就刺激通了呢。我知道这没有科学依据,就是自己骗自己。”
我说:“那你今天早上看见了吗?”
他摇摇头:“没。就还是那个感觉,好像前面有那么一点点亮,但什么也看不清。”
我说:“那你明天还开吗?”
他说:“开。反正你也没嫌我费电。”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我忍住了。我说:“费电倒是小事。你以后开灯的时候,顺手把烧水壶也摁上,给我烧壶水。”
他笑了:“行。”
现在,每天早上六点二十,我听见他起来,走到门边,开灯。然后听见他去厨房烧水。有时候水开了他忘了灌,我起来灌。有时候他记得灌好了,倒了一杯放桌上,凉着,等我起来喝。
那个牛皮纸本子,我给他放回去了。但我偷偷在后面加了一页。我用最大的字,最粗的笔,写了一行:
“不管灯亮不亮,我都看得见你。”
他后来摸到了那一页,摸了很久。然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多盛了一碗饭。
阿珍问我:“你老公现在还开灯吗?”
我说:“开。每天开。”
阿珍说:“你真不嫌费电?”
我说:“费什么电。一盏灯,能值几个钱。”
其实每天早上那一声“啪嗒”,已经成了我的闹钟。
比闹钟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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