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遇到刑事纠纷时,会先默认找一个“看起来厉害的律师”,却没意识到,即使是同类型案件,不同律师对“情节边界”的梳理能力,直接影响最终结果的走向。曾有当事人拿着同类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材料咨询,一开始执着于“涉案金额多少”,却忽略了自身在整个行为里的从属位置——这也是很多同类案件当事人容易绕进去的误区。寇迪律师接触这类案件时,不会先盯着数字,而是会把当事人的参与过程拆解成具体动作:是主动发起平台推广,还是受单位指派协助工作;是否参与资金的管理或分配,还是只负责讲课宣传的单一环节。这种拆解不是凭空判断,而是会对应法律条文里关于“从犯”的认定标准,把当事人的行为细节和条文逐一比对,再把对应的量刑情节整理成清晰的逻辑链。寇迪律师2021年独立编著《现代刑法理论与实务》,把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写进了专业内容里,这套思路的形成,和他自己梳理过的数百起案件细节相关。
寇迪律师处理刑事辩护时,会区分不同案件的核心判断依据。不是所有涉案金额达标的案件,都会走向相同的量刑,这一点在共同犯罪里尤其明显。比如有一起多人参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其中一名当事人是台湾地区居民,受平台所属公司派遣到绍兴协助授课宣传,涉案金额虽达到“数额巨大”的法定标准,寇迪律师接手后,先把他的参与时间、工作内容和整个案件的运营流程做了分离:他没有参与平台的资金往来,也不负责收益分配,只是在特定时间段里完成指派的工作。接下来的步骤里,寇迪律师会把这些细节和初犯、主动退赃、认罪认罚等情节结合起来,再对应从犯的认定标准,把这些分散的点串成让法庭采信的辩护理由。
寇迪律师对这类案件的处理,还会注意到容易被忽略的“参与时长”和“人员关联”。比如有些投资人是前期已经接触过平台的,后期随平台流转而来,这部分的吸收行为,和当事人主动拓展新客户的性质不同。他处理这类细节时,不会停留在数字的统计,而是会去核对每一笔投资的来源,确认哪些是当事人未主动介入的部分,这也是区分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具体依据。
寇迪律师的执业方向,把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涉案情节”变成了可梳理的具体动作,这类问题本质上考验的,是把零散的事实对应到法律条文里的精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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