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25日,哈尔滨,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走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专程赶来迎接。参观一处火箭实验装置时,陈赓没有先谈战术,也没有谈装备,而是盯着钱学森问了一句:“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钱学森没有犹豫,回答得很干脆:“外国人能做出来,中国人为什么不能?”

陈赓听完,紧紧握住他的手:“好,就要你这句话!”

这段对话后来被反复提起,并不是因为措辞多么漂亮,而是因为它落在了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科研设备短缺,能够独立承担导弹研制的人才更是少之又少。陈赓问的表面是技术,实际是在问:国家有没有底气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防科技体系。

钱学森的回答,背后有一段并不轻松的归国经历。

1950年以后,美国方面以种种理由限制钱学森离境。他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是空气动力学和火箭技术领域的重要学者。美国军方清楚他的价值,钱学森自己也明白,正因如此,回国才会受到重重阻碍。

1955年,钱学森夫妇偶然从一份画报上看到陈叔通的照片。陈叔通与钱学森一家早有交往,又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钱学森随即设法写信,把自己的处境和回国愿望告知这位长辈。

那封信没有直接寄往中国。蒋英用左手在信封上写字,夫妇二人又把信转寄到欧洲,再由亲属辗转送回国内。钱学森在信中说,自己并非无事可做,而是在等待归国期间继续钻研学问,为将来服务祖国作准备。

这句话很有分量。对一个已经在美国取得学术地位的人来说,放弃熟悉的研究环境并不容易。但钱学森看得很清楚,个人成就不能替代国家的自主能力。没有自己的科研力量,国家就很难真正掌握国防建设的主动权。

信件辗转到达国内后,陈叔通将情况转给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张稼夫等人意识到,钱学森被限制离境,并不只是个人遭遇,更涉及中国能否获得关键技术人才。相关情况随后上报,周恩来亲自关注此事。

1955年夏,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就有关人员问题展开接触。中国方面提出,愿意为美国飞行员战俘获释等问题作出安排,同时要求美方不得阻挠中国留美人员回国。经过多方交涉,美国最终取消了对钱学森离境的限制。

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途中有记者问他是否还会回美国,他回答不会,并表示自己回国是经过长久考虑的决定。面对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他也没有把矛头指向美国民众,而是把问题归结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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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邮轮抵达香港。10月26日,钱学森一家抵达北京。刚回国不久,他便被安排参与力学研究所和国防科研工作的筹备。国家没有把他当作普通归国学者,而是直接放到急需的岗位上,这种安排说明当时的领导层已经看到了人才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关系。

哈尔滨之行,则让钱学森与导弹事业真正发生了直接联系。

参观军事工程学院时,一些教师面对实验设备显得十分谨慎,因为相关设计曾得到苏联专家指导。钱学森却没有把外国意见当成不可触碰的定论,而是根据实际原理提出自己的看法。陈赓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也因此提出那个问题。

陈赓是战场上打过硬仗的将领,钱学森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两人的经历差别很大,可判断问题的方式却有相通之处:不能把困难当成结论,不能把起步晚当成永远落后。陈赓需要的是能够担起重任的人,钱学森给出的则是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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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钱学森,谈到国家准备发展导弹事业,希望他承担重要任务。钱学森没有把困难说得轻松,只表示担心自己做不好。毛泽东则鼓励他,认为既然有专业基础,就应当把本领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此后,钱学森参与制定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推动火箭、导弹研究机构逐步建立。1956年10月,中国第五研究院成立,国防尖端技术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钱学森担任重要技术领导职务,既抓理论,也抓人才培养和工程实践。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些成果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背后有成千上万名科研人员、工程人员和产业工人的共同投入,但钱学森把理论研究、工程组织与人才培养连接起来,作用十分关键。

他后来谈到那段经历时,常把成绩归于集体力量。说得朴素,却准确。导弹不是靠一位专家几句判断就能造出来的,它需要数学、物理、材料、机械、电子、试验和工业配套共同支撑。哈尔滨那句“怎么不行”,真正难的部分,恰恰在于把回答变成了国家能够持续运行的工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