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八年有余、历经十七轮磋商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于11月18日在深圳实现关键性突破,宣告实质性收官。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界普遍预期这项议程或将长期搁置,甚至渐次淡出政策议程。
一边是两国半导体订单持续井喷、人员往来规模逼近千万人次大关;另一边则是产业竞合态势日益凸显、外部力量频频施压要求明确站队——在这样张力十足的背景下,一份制度化、可预期的合作框架反而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锚点。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仍是:这不又是一份降税协议?事实上,本轮成果的核心价值早已跃出传统关税减让范畴。真正值得深入探究的是:这份耗时八载的协定,究竟是韩国单边让步的结果,还是双方基于各自发展逻辑与战略诉求达成的精准对价?它又将为未来中韩关系注入何种走向性动能?
深圳这场会面,敲定的不只是一纸协定
11月18日上午,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方与出席峰会的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正式会见。当天傍晚,中国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对外通报,中韩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经过长达八年多的系统性磋商,已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形成兼顾公平性与操作性的高水平成果文件。
将高层互动与技术谈判并置观察,信号极为清晰:此次突破并非部门间闭门协调的产物,而是政治共识自上而下贯通落地的体现。
公众对自贸协定的传统认知,往往聚焦于冰箱、化妆品、整车等商品关税下调。这部分确系2015年协定的核心内容。该协定于2015年6月1日签署,同年12月20日正式实施,迄今已完成十一轮降税安排,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红利基本释放完毕。
第二阶段则转向全新维度——重点覆盖投资准入、服务贸易开放、金融领域协作及经济合作机制四大板块,实质上是对两国市场主体相互进入、本地运营、规则适配等全流程制度环境的一次系统性重塑。
规则体系中最关键的演进,是全面引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往市场准入采用正面列举方式,即逐项列明允许开放领域;如今转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仅在清单中明确限制类目,清单之外实现双向自主开放。
这意味着韩国律师事务所、综合医院、养老服务机构、影视制作公司、持牌金融机构来华展业,以及中国各类服务商赴韩投资经营,都将面对一套边界清晰、执行稳定、预期可测的准入标准,而非陷入反复申报、个案审批的不确定性之中。对企业而言,这种制度确定性远比阶段性关税优惠更具长期价值,因为它直接决定资本能否安心投入、项目能否长远布局。
合作落点也更为具象化。经济合作章节特别纳入传统医学服务协同机制、文化产业联合发展路径以及数字网络服务互通方案。
在影视与游戏领域,韩方获得不低于其他第三方国家的国民待遇,内容事前审查严格适用非歧视原则;共同制作范围亦由原先仅限电影,拓展至电视剧、动画片、综艺节目、纪录片等多种形态。普通观众与游戏玩家最先感知的变化,大概率将率先在这些文化产品供给端显现。
贸易基本面的强劲表现,构成了本次谈判加速推进的坚实支撑。据中方权威统计,2025年中韩双边贸易总额达3312.4亿美元,同比增长1.2%;2026年1至10月累计达4409亿美元,同比跃升63.7%。
其中前九个月贸易额为3858亿美元,增幅达59.3%。这一增速显著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平均水平,反映出两国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程度,远超一般公众的认知阈值。
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份协定表面看是一份经贸成绩单,其深层价值更在于重塑市场信心。过去几年关系波动期,企业最担忧的并非某项成本上升,而是政策走向难以预判、经营节奏频繁被打断。
如今双方将双向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键规则固化成文,相当于为彼此在对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加装了一道制度保险。但这份成果绝非偶然所得——回溯八年历程,谈判曾多次中断、重启,节奏起伏明显。
八年十七轮,节奏为什么在这一年踩快
梳理完整时间轴可见,中韩第二阶段谈判之路并不平坦。2017年12月,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启动该项议程;2018年3月举行首轮正式磋商,此后共开展十七轮面对面谈判,围绕规则对接与市场准入展开多轮拉锯式磋商。
其间双边关系经历阶段性调整,人文交流热度一度回落,谈判进程自然随之放缓。这种节奏变化,实为两国民意基础、产业结构变迁与外部地缘压力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主体态度摇摆所致。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最近一年左右。2025年11月庆州APEC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再度会晤并重申加快谈判意愿;2026年1月,李在明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明确设定“力争年内达成一致”的目标节点。
此后,部级协调会议、首席谈判代表对话、专业技术工作组磋商密集展开,历史遗留问题被逐项拆解、分类处置。换言之,深圳达成的成果,是八年积累沉淀后的集中释放,更是过去一年高层持续推动、职能部门高频协同的结晶。
贸易回暖为谈判注入现实驱动力。从韩国出口结构看,2026年前三季度对华半导体出口额约为1054亿美元,同比激增221.5%,韩国已连续六个月稳居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位置。
此轮爆发背后,AI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存储芯片周期上行构成核心引擎——全球数据中心扩容对高带宽内存(HBM)及先进存储颗粒的需求集中释放,韩系头部厂商充分受益。订单数据摆在眼前,韩国产业界维护对华供应链畅通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在谈判桌上采取务实姿态也就水到渠成。
但需警惕的是,当前高增长中周期性因素占比突出。一旦芯片价格进入下行通道,或AI资本开支节奏趋缓,过度依赖存储单一赛道支撑出口的结构性风险便会迅速暴露。
韩国方面对此亦有清醒认知:在系统级芯片设计、高端制程设备、关键半导体材料等环节,本国仍存在明显短板,上游供应链高度依赖外部输入。正因如此,首尔才愿意将服务、投资、文化等中长期合作维度同步纳入协定框架,而非仅盯住眼前的芯片订单红利。
从韩国国内政治格局审视,李在明政府对华政策呈现鲜明务实取向,其底层逻辑源于国家利益的综合权衡。韩国安全架构根植于韩美同盟,这一基本盘短期内不会动摇;与此同时,首尔亦不愿在大国博弈中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李在明多次公开强调“战略自主”,主张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双重目标。
这份自贸协定本质上是一本精细测算的经济账,而非一张简单粗暴的阵营站队表。它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在坚守既有安全框架前提下,韩国愿进一步夯实对华经贸合作基础,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外界常将此类平衡策略解读为立场摇摆,我们更倾向于视其为中等体量国家的理性选择。邻邦地理不可更改,市场规模客观存在,把经贸纽带织得更密、更韧,本身就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有效路径。
需注意的是,当前协定仅处于“实质性完成”阶段,距离正式签署尚需履行必要程序。后续真正考验双方执行力的,是如何将文本条款转化为一个个具体落地的合作项目。
协定落地之后,中韩关系往哪走
先厘清程序性安排。根据商务部官方口径,实质性完成谈判后,中韩双方还需就协定最终文本开展技术细节校准、双语翻译审定及法律合规性评估,为升级版协定正式签署做好全部前置准备。协定签署后,全文将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依法公开,供社会各界查阅参考。
换言之,目前达成的是制度性框架共识,相关规则对市场主体与普通民众产生实际效力,仍需等待后续法定流程全部走完,且中间不容出现反复或变数。
从深圳会晤释放的政策信号看,下一阶段合作图谱已然明晰。双方将着力用好用足现有制度安排,强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建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产业生态体系,共享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
人员往来将持续深化,文化交流将在尊重彼此传统基础上稳步推进、良性互动。2027年恰逢中韩建交35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为两国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天然契机与行动抓手。
普通人可感可知的变化,其实早已悄然铺开。依托签证便利化举措,两国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中式火锅与韩式烤肉、麻辣烫与炒年糕已在对方城市街头巷尾扎下根基。
目前中韩已建立230余对友好城市关系,侨民总数逾百万,常年在对方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接近10万人,智库对话、媒体互访、体育交流、教育合作等渠道正加速恢复活跃度。协定升级后,服务领域相互准入空间扩大,留学咨询、跨境旅游、国际医疗、影视内容引进等细分行业,将成为首批直接受益者。
同样须保持清醒的是,中韩之间竞争性增强已是客观事实。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高端造船等领域,韩国原有领先优势正面临快速追赶,产业链分工模式正由早期垂直互补,逐步演变为深度嵌套与平行竞合并存的新格局。
竞争加剧必然带来摩擦增多,这是无法回避的发展规律。协定所能提供的,并非消除所有分歧,而是将竞争行为纳入可预见、可协商、可管控的制度轨道,防止矛盾失控升级为系统性对立。
外部变量的影响亦不可低估。亚太地区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单边主义行为频发,全球供应链面临人为割裂的风险持续累积。中韩携手推进此项协定,本身即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两个地理相近、经济相融的东亚伙伴,选择继续深化规则对接与市场融合,而非随波逐流参与阵营化切割。这种示范效应,在当前区域秩序重构的关键时期尤为珍贵。
综合上述线索可见,这份历经八年磨砺终成的协定,最大意义不在于某一方在谈判桌上赢得多少具体条款,而在于双方主动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为彼此预留了一份制度化的确定性。近邻之间,分歧难免、摩擦常有,但经贸往来与民生联系不能中断,这是两国共同面临的现实课题。
我的判断十分明确:中韩关系未来能否行稳致远,不取决于会谈通稿中的修辞是否华丽,而取决于产业层面的竞争能否被合作机制有效吸纳,更取决于外部压力是否会持续压缩双方本已有限的战略缓冲空间。
这份协定只是重新夯实了双边关系的地基,至于其上将构筑起怎样的合作大厦,则有待未来一年内双方以项目为单元,一项一项务实对接、一桩一桩扎实推进。随着建交35周年节点临近,中韩关系大概率将继续沿着务实合作主轴向前延伸,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分歧与摩擦,也将在这套新建立的规则体系与既有的常态化对话机制中得到妥善化解,而非任由情绪主导关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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