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返还部分费用、合同期满继续服务……”近日,上海消费者屈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两年前,她前往某婚介机构后,工作人员口头向她作出前述承诺。
在长达近3小时的谈话后,她最终通过借贷支付近7万元,成为该公司重点会员。然而,数月后,她提出终止服务,却发现婚介所已人去楼空。
屈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公开信息显示,全国范围内,近年来针对婚介机构的投诉持续出现,有婚介公司甚至成立短短两年,便涉及上百起诉讼。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以相亲者名义走访了两家婚介公司,发现背后的模式大致相似:网络发布优质征婚信息,将客户引流至线下面谈,其间红娘会宣传高成功率、建议用网贷支付大额消费……
案 例:
女子花近7万元中途要求退款
婚介公司人去楼空还涉上百起诉讼
2024年秋天,屈女士(化名)走进了上海静安区一家婚介公司。此前,她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些征婚信息,其中一位男性比较符合她的预期,“条件和我差不多,普通工薪阶层,有家长在医院工作”。预留联系方式后,很快有人添加她的微信,发来门店地址。
事后说到当时的经历,屈女士称,原本自己只是想去看看情况,并未打算直接付费。但第一次进店,她便花了近7万元。
屈女士介绍,工作人员和她在门店小房间进行了近3小时的谈话,她觉得对方态度诚恳,能像朋友一样聊天。对方口头承诺,若当天定下来,能给予“婚返”(结婚后返还一定比例服务费)等优惠。在她打算付款时,对方还让她考虑升级服务,“说你个人条件还是不错的,把费用提高一点,可以介绍更好的男生给你”。
最终,屈女士通过网络借贷支付了6.98万元。合同显示,公司需在1年内为她分别推荐、约见意向人选8人。当天她还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协议载明,屈女士升级为“重点会员”,“服务期满,双方均愿意见面的情况下仍可免费安排,不再有任何其他收费。”
随后屈女士进行了两次相亲,均无后续发展。因工作原因,她于2025年1月经红娘同意暂停服务。同年6月,她正式提出终止合同。
屈女士说,红娘说会帮忙走流程,随后失联,不再回复任何消息。她去门店实地查看,发现已人去楼空,门上贴着“装修整改”的告示。
后来,屈女士尝试报警,又陆续向市监、民政等部门投诉,才拿到售后人员的联系方式。屈女士要求按合同退还未服务部分的费用,“对方不断拖延,直到现在都未退费。”
屈女士说,事后她和其他机构的消费者交流发现,其中一名相亲男士的资料卡竟不止一个版本:
2024年9月底,她与高某相亲,红娘发给她的资料卡上显示,高某出生于1985年、年薪50万以上。
2025年3月,另一名消费者告诉她,另外一家机构提供的资料卡显示,高某生于1992年、年薪80万以上。
工商信息显示,与屈女士签订合同的上海芊芊爱婚姻介绍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处存续状态,法定代表人曾多次变更,涉及上百起民事诉讼,多为服务合同纠纷,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已多次被限高。封面新闻记者向该机构售后人员咨询退费情况,但一直未获回复。
维权过程中,屈女士逐渐认识了一些其他消费者,涉及多家不同婚介公司。他们发现,部分被集中投诉的机构疑由同一批人经营。而据此前媒体报道,其中部分人员因涉嫌雇佣婚托,今年被上海普陀警方立案调查。11月16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事询问了上海市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一名接线人员表示,相关公司已关门,警方之前已介入,不清楚后续情况。
实 探:
红娘宣传成功率98.63%
被建议用花呗贷款支付
几位网友也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和屈女士的遭遇相似。被网上征婚信息吸引至门店,经历持续数小时的面谈后付费。
近期,记者随机私信了数个发布征婚信息的账号,这些账号主页有不少“优质男”信息,有被描述为名校毕业、高收入、公司高管等。预留电话后,很快有婚介人员来电。其中一名来电人员还称,有一名毕业于香港某大学的公务员想找和自己兴趣相投的女孩,询问记者是否能接受,随后详细询问了记者的个人信息、择偶需求等。
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记者先后前往了位于成都的两家婚介公司。接待人员均提出,需查看客户的芝麻信用、花呗,若信用低于一定分数或债务过高,不予接待。随后,红娘开始详细询问个人信息、择偶需求,进行情感分析、报价等,时间均长达2个多小时。
在其中一家机构,一名工作人员称,她个人说媒成功率大概在98.63%,但会挑选客户,需要客户配合度比较高、且确有合适的异性才会接手。
两家公司中,其中一家设置了价目表,价格从9000余元到10万余元不等。红娘称,若购买9000多元档位,他们将在3个月内安排4次线下约见,见面后次数便消耗,不保障脱单。
另一家机构则在多轮沟通后才告知价格。工作人员用纸笔写下三档价格,分别为9800、19800和29800元。他也表示,若要求不高,可免费安排约见,充当门店的资源,但不保障相亲对象的条件;若对收入、长相有要求,就需付费。
记者也询问了此前社交平台上刷到的异性。一家机构的红娘口头表示,“信息绝对真实”,他们会把一些优质资源放在网上展示引流,对方同意才能帮约见。
记者提出会费价格太高后,两家门店的红娘均建议使用花呗或分期付款。其中一家机构的红娘称,随便过个节,男生给女生转账都有几千元,未来彩礼、五金、份子钱都不止这点钱,“你不要看投入,你要看回报”。
引导顾客贷款并非个案。上海的张女士表示,她曾支付6万多元成为一家机构的会员,相亲几次后效果不理想,感到非常焦虑。后来,红娘告诉她有一名“巡店专家”可见面。张女士称,见面后对方再次跟她长谈数小时。最后,她被说动升级服务,再次支付10多万元。张女士称,当时对方直接操作她的手机进行了贷款,还说以后每个月只要还1000元左右,“一开始都没有弄清楚她给我在多少个平台上贷钱了”。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自己向对方质疑,每月要还三个账单,加起来高达五六千元。但到最后,她也没有相亲成功。
维 权:
退费纠纷频发
消费者打赢官司却面临执行难
近年来,针对婚介机构的投诉持续出现。
有消费者认为服务不及预期、怀疑遭遇“婚托”;也有消费者付费后,发现公司涉及大量投诉,服务未开始便要求退费。多名消费者告诉记者,他们和屈女士一样,在退费环节遇阻。
今年5月,上海的刘先生(化名)付费成为“觅爱一笙”公司会员。签合同当天,他便以冷静期为由提出退费。
刘先生介绍,他签订的合同总金额7800元。合同显示,其中3000元为信息核验登记费。门店需在2个月内提供2次推荐、2次约见。他表示,自己还被要求签署了一份《服务启动确认单》。启动单上,他在“服务确认开启(放弃冷静期)”一栏勾选了“是”。
《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机构合规经营指引》鼓励门店设置3到7天冷静期。冷静期内机构一般不开展服务,征婚者提出解约后,机构退还全部费用。征婚者主动放弃冷静期,要求婚介机构提供服务的除外。
刘先生称,自己签署确认单时未仔细查看,当他提出退费时,对方称他已放弃冷静期,按合同需扣除20%的违约金和核验费,只能退3000多元。
后来,刘先生选择起诉。判决书显示,徐汇区人民法院认为,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但刘先生在合同签订后当日提出解除合同,“此时被告尚未为原告提供任何服务,故被告应全额返还原告已支付的预付款,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服务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婚介公司缺席了审理,未作答辩。
目前判决已经生效逾两个月,刘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仍未收到款项。
宁波的消费者黄先生(化名)也遭遇了闹心事。
今年6月,黄先生在宁波一家婚介机构付费后,发现该公司曾有负面信息,提出退款。随后发现合同规定,有争议后需向仲裁委申请仲裁,“我两万的合同,仲裁费要接近2000元,成本比去法院高。”
黄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仲裁期间,他也多次向12345投诉了该公司,最终收到反馈: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已被约谈,目前已完善合同条款并启用新版合同;同时已启用明码标价的价格册。
11月初,黄先生表示,经民政部门调解,公司最终同意全额退款并承担仲裁费。
专 家:
套路一致,遇纠纷就“换壳”
建议加强监管,行业牵头建立履约机制
今年7月,民政部等五部门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2026年7月至2027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刘佳佳律师代理过多起婚介涉诈案件,她表示,这一类婚介机构的套路大多相似,虚假宣传并引导消费者贷款进行大额消费。有退费纠纷后,这类婚介所会更换营业执照、进行“换壳”,并不认旧账。但由于涉事的相关工作人员并不会直接消失“跑路”,消费者报案后,警方往往会认为属于经济纠纷而不予刑事介入。
刘佳佳律师表示,消费者在合同未执行完的情况下,可民事起诉要求合理的退费,但往往面临打赢官司、却拿不到钱的情况,“实践中经常看到,婚介所被很多人起诉,被列为老赖、经营异常,公司账户里没有钱可以执行”。
针对红娘口头宣传的“不限次数相亲”等情况,刘佳佳表示,相关宣传涉嫌违规,“包找到对象”“包结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属于虚假宣传,会面临市监局的直接处罚。婚介所工作人员深知监管雷区,所以“承诺”从不落在纸面上,只跟消费者口头这么说,消费者想举报但没证据。
劝说贷款则更难被追究。刘佳佳称,转账过程中刷脸、输密码等都由消费者自己完成,“消费者虽然是在封闭环境下被诱导完成的,但从民事法律上来说,都是成年人,有自己的自我意识。”
刘佳佳也表示,在全国消费者共同维权推动下,目前上海、深圳等地陆续有婚介公司涉诈的案件被警方刑事立案,但是检方对此又有不同意见,“等法院作出刑事判决并生效之后,在一二线城市树立典型的刑事案例,或能形成司法震慑,让婚恋市场回归正轨。”
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律师顾问团成员、四川蜀天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强表示,发生纠纷后,口头承诺往往难以被认定,需以书面合同为准。相亲对象资料卡上信息有出入,可能是疏忽导致,也可能是机构主观故意,从消费者角度很难去核实。同样,消费者也很难获得充分的证据,去核实相亲对象是否为婚托。
他认为,婚介公司需对客户基本信息进行核实,针对难以核验、主要依赖消费者自身陈述的部分,应如实向消费者披露。
谢文强表示,民政等部门应加强对婚介公司的日常监管。此类婚介服务属预付式消费,他认为,行业可牵头建立保证金制度等履约保证机制,或引导建立单次付费模式。
记者注意到,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去年在涉婚介服务合同纠纷典型案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婚介行业缺乏强制性行业标准,虽然推荐性标准对婚介服务机构、红娘资质、服务质量等提出了规范,其发挥的规范作用有限。“且婚介市场缺乏统一收费标准,导致定价随意;服务标准约定模糊,婚介服务合同中的约定主观性较强,服务标准通常约定模糊,服务义务难以量化。”
法院建议,构建标准化合同体系,由管理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婚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明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标准、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加强行业自治,制定更为细化的行业服务标准和职业道德准则等。
(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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