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度国考的招录计划是35691人,报名者多达393.5万,通过资格审查的约345万人,平均差不多97人争一个岗位。就在“宇宙尽头是编制”成为流行语的时候,马督工抛出一句很刺耳的话:宁可什么都不干、去锻炼身体,也不要去考公。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企业裁员降薪的消息天天有,能端上铁饭碗,已是不少年轻人求之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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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着极端,背后却有一套值得拆开看的逻辑。体制到底怎么运转、考公算不算真正的避险、什么人适合进去,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教授在知本论的一次长谈中,从基层治理的角度讲了很多,恰好能给这场争论补上“体制内部”的视角。

最常见的误解是什么?聂辉华举了个例子:几年前,一位哈佛大学博士后、南京大学副教授去深圳南山区一个街道办当副主任,舆论一片惋惜,觉得大材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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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深圳是副省级市,部分街道办事处按正处级高配,街道办主任为正处级,副主任一般对应副处级。街道办副主任就相当于副县级干部。聂辉华反问:毕业就能当上副县长的人有几个?

很多人在体制里干一辈子,天花板也就是副处级。不少人还以为社区、村委会是政府部门,分不清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区别,根子在于不理解体制背后的等级逻辑。

聂辉华说,中国城市分成五个层级:省部级的直辖市、15个副省级市、普通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有的省会级别甚至不如省内另一座城市,比如福建省会福州是正厅级,厦门却是副省级。

城市行政层级不同,获得的财政、教育、医疗和政策资源也有明显差异。副省级城市通常拥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会直接影响就业和发展机会。

不少人厌倦了北上广深的高压,想退回县城“躺平”,到了才发现水很深,又折返大城市。对于网上流行的“县城婆罗门”,聂辉华认为县城谈不上真正的种姓,但确实有一些大家族掌握着相当稳固的权力,家族里还不断冒出新的副科级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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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的总结是:城市级别越高、规模越大,正式制度越管用;越往基层,非正式规则越重要。普通人最缺的恰恰是社会资本和人脉,所以没有背景的人,某种程度上更适合在大城市闯。

小地方人口流动少,天然更像熟人社会,这一点放在哪个国家都差不多。为什么县委书记看上去权力那么大?

聂辉华解释,一个县委书记不过是正处级,在北京一抓一大把,人们说的其实是相对权力。权力只在契约不完全的世界里才起作用,如果所有事情都规定得一清二楚,权力就没什么用武之地。

房地产降温后,土地出让收入明显回落,一些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奖金绩效和公共服务支出承受更大压力。

聂辉华感慨,这种局面连九十年代末国企大改革时都少见。回到考公。

聂辉华认为,这么多人涌向考场,首先是因为经济下行,多数工作缺乏确定性,而公务员很少听说大规模裁员,确定性最强,可以理解为一种避险策略,但策略不等于一定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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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直接成本低,甚至可以不复习就去考,很多人的心态是买彩票:中了算赚,不中也无所谓。聂辉华打了个比方,如果考一次公要交一万元,参考人数恐怕会大幅减少。

从社会角度看,聂辉华并不认为这是好现象。每个人才都该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不可能大多数人都适合当公务员;如果七成人最终在企业就业,就该有七成人去企业找工作,而不是七成人去考公。

聂辉华提到一种更尖锐的说法:公务员系统负责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大量985硕士博士挤去分蛋糕,就是人才错配。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批人追求最安稳的工作,聂辉华认为这不是好事,他们本该去闯、去创新。

不过从个人角度,聂辉华也承认很难苛责,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理性选择:工作难找,先考,考上就去,考不上再干别的。聂辉华提出一个思路:人生的事可以分成可逆和不可逆两类,应当先做不可逆的,再做可逆的,很多人把考公当成优先选项,正因为觉得它可以回头。

可聂辉华同时指出,中国的职业流动并不顺畅,是一扇“半旋转门”,从体制内出来容易,从体制外进去难。什么人适合当公务员?

聂辉华给了一串标准:眼尖、嘴紧、腿勤、文笔好、低调、喜怒不形于色、能忍辱负重。每一条都会刷掉一大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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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说,政府是严格的等级组织,对领导稍有不满被看出来,处境就会很难。有人以为情商不高才更该去政府,因为那里包容,聂辉华认为恰恰相反,情商太低连门都进不去,进去了也待不长。

真正对情商要求低一些的,是技术岗位,就像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唐僧再不满也得留着他,因为他能打妖怪。

对于“大厂35岁被裁”的担忧,聂辉华认为有些被夸大了:被大厂裁掉的人如果去创业或找到更好的工作,对社会是输出人才;可要是在政府部门干到中年被分流,又没升到一定级别,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

聂辉华提醒,政府一般不直接裁员,而是优化、分流,从重要部门调到不重要的部门,再不行转去事业单位,或者鼓励提前退休,奖金和晋升都会跟着缩水,这种隐性方式同样会削弱一个人的前程。

考公也好,进企业也好,真正要算的不是一两年的工资,而是岗位成长、城市机会和个人生活能不能长期匹配。

聂辉华开玩笑说,过去讲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可考公也不是真正的上岸,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岸。聂辉华推崇叔本华那句话:每个人都应当做自己内心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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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辉华给年轻人的六条建议是:把预期放低一点,技能练高一点,身体练结实,时间别浪费,英语学扎实,历史多读些。外部数据也印证了这些判断。

2021年全国卖地收入冲到约8.7万亿元的高点,到2025年只剩4.15万亿元上下,四年缩水一半还多;国考已连续两年缩招,年龄上限却放到了38岁(应届硕士博士43岁),门槛越放宽,挤进来的人越多。

把马督工的“极端”说法和聂辉华的分析放在一起,会发现二者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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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督工劝人别考,针对的是把考公当成唯一退路、一考好几年的那种盲目;聂辉华讲的“锻炼身体”“提高技能”“保持离开体制的能力”,说的也是同一件事:真正可靠的饭碗不在编制里,而在自己身上。

学历过硬、专业对口、应届身份在、家里能托底,考公当然可以是一笔划算的选择;如果条件一条不占,只因外面难找工作就脱产连考几年,风险可能比任何一份工作都大。最可怕的不是暂时没找到好工作,而是折腾几年后,除了继续考,已经不知道还能往哪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