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扣长城119敌台,拱券门坍塌后只剩残破的立柱,墙体已经倾斜,顶部砖块松动,几场大雨过后,随时可能轰然塌落。摆在文物保护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出现了:若拆除重砌,难免改变残状历史风貌;若整体扶正,怕一用力顶部直接散架。
箭扣长城修缮专家程永茂
老匠人的坚守:
长城修缮,最难是“随残”
在箭扣的悬崖绝壁之上,程永茂已经修了二十多年长城。作为兴隆门瓦匠第十六代传人,一根拐杖,一把师爷传下来的瓦刀,陪他走过无数险峻敌台。他总结出独有的“五随”修缮心法: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
面对箭扣长城119敌台歪闪的半个拱券门,老匠人心里清楚风险。残砖已经酥软,灰浆早已失效。传统抢险,大多以加固、支护为主,尽量不去大动原本已经脆弱的结构。老匠人的手艺可以稳住墙体,但想要把严重歪闪和松动的残墙按原状扶正,过往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参照。
难题就摆在所有人眼前:守旧,还是求变?
一次大胆突破:
用修复可移动文物的办法
修不可移动的长城
就在大家被传统经验束缚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刘秉涛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能不能把馆藏文物“套箱、石膏脱模”这套修复可移动文物的工艺,搬到大山之巅,用在这处400余岁的砖石敌台上面?
这个想法一出,现场立刻充满争议。长城是巨型不可移动文物,千百年来都是就地加固,谁也没有拿修复瓷器、石刻的手段,去对付几十吨重的敌台拱券。
“玩点儿别人没玩过的。”刘秉涛心里也打鼓。方案听上去巧妙,可高山之上,一旦石膏灌注、千斤顶抬升出现一丝偏差,整个拱券残墙就有可能直接解体,造成不可逆的文物破坏。经验并不能回答:千斤顶抬升多少毫米是安全边界?多大力量会让老砖开裂?光靠工匠手感,赌不起。
他们必须求助另一股力量——科学测算。
实验室上山:
用数据,为创新兜底
难题传到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杜红凯团队手里。
手机上的信息亮起:“我们要扶正这歪闪的半个拱券,到底安不安全?会不会在顶升的时候轰然坍塌?需要给出量化结论。”
为了这一刻,杜红凯已经准备了多年。他曾带着学生,一次次攀爬长城,背上几十斤重的古砖回到实验室做实验,测试老砖到底能承受多大的推力,灰浆摩擦会带来多少阻力。
长城砖力学实验
一块砖接近二十斤,山路陡峭,他们时刻谨记:宁可砸了手,也不能摔了砖。
建模、赋值、纠错,时间紧任务重,团队改造软件,昼夜推演。把砖块缝隙、灰浆老化乃至工人手艺带来的变量全部纳入计算,模拟千斤顶抬升墙体的受力变化。经过一轮轮演算,终于给出关键结论:这套扶正方案,具备可行性,但顶升幅度必须严格受控,不能冒进。
人的经验划定感性边界,科学计算给出理性红线。
悬崖上的决战:
新旧融合,才是当代的“工名”
骡队将沉重钢梁一步步驮上山巅,十步一歇。工人们钉套箱、灌注石膏模具,准备了1个月。
2026年10月9日,箭扣119敌台,决战时刻到来。
千斤顶就位,所有人屏息凝神。刘秉涛一边指导操作千斤顶,一边心里打鼓,生怕力道稍大,墙体直接散掉。“缓一缓,都先稳固好了。”现场不断叫停、观测、校验标线位移。
最终,底部抬升约5公分,顶部纠偏约9公分,达到预设安全值,立刻停止抬升,不再追求理论上的“完全笔直”。
这场国内首次,用修缮可移动文物的套箱脱模工艺,对长城不可移动构件实施扶正的尝试,取得成功。
物勒工名: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在中国长城博物馆里,展出了一块石碑,上面錾刻着曾经八达岭一段一等边墙修筑者的名字,其中一名边匠,叫朱五十四。他的名字留在石碑上,是为了追责到人。
万历十一年题名碑 中国长城博物馆藏
今天长城的守护者,不会在长城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物勒工名”几个字在心里始终铭刻。
程永茂的“五随”工法,追求最小干预,敬畏历史遗存的古貌;刘秉涛跳出固有范式,敢于把跨领域修复思路引进长城修缮;杜红凯的科研团队,则用数据,给“大胆设想”套上安全带。
三者不是对立,而是互补。没有老匠人手摸砖石得来的经验,创新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敢于突破的思考,很多濒危遗存只能被动等待消亡;没有科学测算的兜底,冒险就会变成鲁莽。
古人修筑长城,讲究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匠把名字刻在砖石之上,为质量担责。
今天的修缮者,不再把名字刻进城墙砖。但老匠人的瓦刀、创新者的构想、实验室的模型,都是新时代的“工名”。敬畏古法,但不困于古法;尊重历史,也敢于面向未来探索新路径。
纪录片《长城,仍在生长》第三集《工名》
11月20日北京卫视21:50首播
11月21日北京新闻19:00重播
来源:BRTV新闻(记者:张晓达 宋敏怡)
编辑:霍天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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