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北京,党的十届一中全会正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毛主席把目光投向军队,提出从部队里调一个人上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这个动议一出来,周总理立即心领神会,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就领会了主席的意图所指。

被选中的这个人,14岁参加红军,8岁给地主放牛,从大别山一路打到上甘岭,此时的身份是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他叫李德生。

一个放牛娃出身、在军事指挥上打出过赫赫威名的战将,被放到党的副主席这个位置上,这件事本身就在说明,毛主席看中的,恰恰是这个人身上那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兵打仗的底子,和几十年如一日的本分。

1916年4月,李德生出生在河南新县李家洼村一个贫苦佃农家庭,8岁就给地主家放牛,晚上睡在牛棚里,9岁那年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去世。

1928年6月,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12岁的李德生当上了村童子团团长,带着一帮穷孩子站岗放哨、送信带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心里特别高兴,觉得有了自己的组织和依靠的力量。

1930年2月,14岁的李德生背着父亲跑去报名参加红军,父亲没有拦他,抱住他,止住眼泪之后拉住他的手说:“去吧,孩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这个从牛棚里走出来的少年,从此开始了60多年的军旅生涯。

他从战士干起,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步一步从基层打上来,抗战时期他当到团长,为了打掉日军在晋中交通要道上一个两战未下的坚固据点,他化装成农民亲自进入据点侦察,之后带着82名战士一举端掉了这个据点,延安《解放日报》把这一仗称为“典型的歼灭战”。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大扫荡,他带着一个营在南艾铺抗击数万日军的合围,硬是把八路军总部掩护了出去,这些事情他后来很少提起,连自己的子女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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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李德生的名字和一场战役绑在一起的,是1952年的上甘岭,那一年他36岁,是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战役打到10月下旬,第十五军在上甘岭已经顶了四十多天,能投入的机动兵力全部用上了,敌人的攻势仍然没有减弱。

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把李德生叫到跟前,指着地图交代任务:由你负责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王近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要准备像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打,“一个战士,从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李德生的回答很短:坚决执行兵团命令,指挥好前线的战斗。

他到前沿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调兵,是解决弹药怎么送上去、伤员怎么运下来,原来的弹药库离前沿四五公里远,敌人炮火封锁得紧,送上去一箱弹药要搭上几条命,他把弹药所往前推,把运输线路重新划开,把二十多个建制不同的连队全部拆散重编,统一指挥、统一补给、统一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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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之后,李德生当过十二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十几年,他一直在部队里带兵,从军长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再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到1973年之间,他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在地方上和部队两头跑。

1970年他调到北京,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又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长期在作战部队带兵的人,突然被放到政治工作和首都卫戍的位置上,跨度不小,但他接过来就干,没有挑拣。

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提名从军队调人担任副主席,周总理立即领会了这个意图,李德生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放牛娃出身、没有进过军校、从排长一仗一仗打上来的人,站到了党的最高领导层里。

他在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并不长,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同意他辞去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他重新回到部队,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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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对家里人立下的规矩,和他带兵打仗的风格是一路的,大儿子李和平结婚时写信向家里要500块钱,想风光办一下婚礼,收到的却是父亲一生中写给他的唯一一封信,满纸都是训斥,批他贪图虚荣和特殊化,一分钱没给。

女儿在职称晋级上遇到坎,去找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父亲帮忙,李德生不管,说级别高低对工作本身没什么影响,让她不要有情绪。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拒绝领取机关按标准给军首长补助的主副食,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他就用豆饼、豆渣和自己种的南瓜充饥,吃到腹泻、解不下大便,落下了病根,1993年他回老家,看到县里把他当年住过的牛棚和土坯房翻修成了青砖瓦房,当场发了火,追问“你们动我家的房子,给谁汇报了?谁同意了?”

那个1973年从牛棚里走出来的放牛娃,被放到副主席位子上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仍然是牛棚里养成的那套东西:不挑拣、不声张、不占便宜,他后来辞去了副主席的职务,回到部队继续带兵,一直干到从国防大学离休,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