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五周年观察与展望
本报告由屿策智库专家委员韩云纂写
202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专门立法迈出关键一步。时至今日,这部法律已走过整整五年的落地历程。五年来,从监管部门的专项整治到企业的合规体系建设,从公众权益意识的普遍觉醒到司法裁判规则的持续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深刻重塑数字社会的运行规则,为亿万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构建起坚实的法治屏障。
一、构建中国特色个人信息保护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法》从起草阶段就确立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的三重目标,既吸收了全球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成熟经验,也充分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国情,形成了兼具系统性与针对性的制度框架。
法律开篇即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这一原则从根本上确立了个人在数字空间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法律构建了以“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为核心的处理原则,要求所有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必须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且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范围严格限定在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边界之内,从源头上遏制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五年来的落地实践中,法律确立的“告知-知情-同意”核心规则逐步成为行业共识: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必须保证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决定,处理目的、方式、种类发生变更时应当重新取得同意,同时个人有权便捷撤回同意。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不同意就拒绝服务”问题,法律明确划定边界,除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场景外,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向个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从规则层面打破了企业利用服务优势强制用户让渡个人信息的不合理惯例。
针对数字时代的新型侵权形态,法律专门设置多项针对性条款:针对“大数据杀熟”问题,明确要求自动化决策应当保证决策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个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差别待遇,同时为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信息推送选项;针对医疗健康、生物识别、金融账户等敏感个人信息,设定比普通个人信息更为严格的处理规则,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目的、充分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前提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且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针对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专门设立“守门人”义务,要求其建立健全独立的外部监督机构,定期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二、从制度条文走向社会普遍共识
五年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进程始终与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深度推进同频共振,在监管、产业、公众三个维度同步取得实质性进展,逐步从纸面规则转化为数字社会的普遍行为准则。
监管执法层面,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多部门协同构建起常态化监管体系。五年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App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持续开展,针对超范围收集、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累计整改、下架数十万款问题应用,对一批情节严重的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形成了持续有力的监管震慑。
产业层面,广大企业逐步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能力组成部分。头部互联网平台普遍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岗位,搭建覆盖个人信息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全生命周期的合规管理体系。
公众认知层面,五年来个人信息保护早已从专业领域的法律概念,转变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从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个人信息保护主题日活动,到各地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的普法宣传,越来越多的普通用户开始意识到个人信息的价值,主动关注App权限申请规则,学习个人信息泄露后的维权渠道,对“大数据杀熟”、骚扰电话、非法个人信息买卖等侵权行为的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显著提升。当个人信息权益受到侵害时,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向监管部门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公众的主动参与成为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落地的重要社会力量。
三、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平衡难题
在五年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快速迭代,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实践难题,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仍存在不少待细化的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海量个人信息被纳入大模型训练数据集,如何在不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合法开展模型训练,成为行业普遍面临的合规难点。大型平台企业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合规体系,但大量中小微企业受限于资金、技术和专业能力,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则理解不到位,合规建设存在明显短板,部分中小企业甚至还不清楚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边界,既容易引发无意的违规行为,也难以抵御针对自身数据库的网络攻击,成为个人信息泄露风险的高发区域。
在法律适用层面,部分基础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形成共识。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保护边界、个人信息处理合法性判断的具体标准、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尺度等问题,在部分个案中仍存在裁判尺度不一致的情况。个人信息侵权的过错推定原则落地过程中,损害赔偿的认定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不少用户遭遇个人信息泄露后,面临实际损失难以举证、赔偿额度偏低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维权的实际效果。
四、持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生态
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五周年的新起点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正从“制度搭建”阶段迈向“纵深细化”阶段。
监管层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差异化的合规指引体系,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轻量化、可落地的合规工具包,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门槛,避免合规成本成为阻碍中小微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负担。
司法层面,需要进一步统一裁判规则,发布更多涉及新型场景的典型案例,明确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的认定标准,细化自动化决策侵权、敏感个人信息违规处理等案件的裁判尺度,降低个人维权的举证难度,让《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过错推定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升个人信息侵权的违法成本。
产业层面,企业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真正融入业务全流程,把合规要求前置到产品设计阶段,实现从源头减少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必要风险。行业协会应当充分发挥平台作用,推动形成行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最佳实践,通过合规经验共享、技术互助等方式,带动全行业的个人信息保护能力整体提升。
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约束,而是对数字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底层保障。走过五年落地历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为我国数字空间的权益保障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随着制度的持续细化、各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我们必将逐步构建起更加安全、公平、开放的数字环境,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在享受数字化便利的同时,真正掌握自身个人信息的主动权,实现个人信息权益保障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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