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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制度框架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生活救助制度运行稳健。我国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受助对象的待遇水平逐步提高,已经形成了一张日益严密的反贫困政策兜底网。2026年4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以下简称《社会救助法》),进一步为完善社会救助体制机制、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指明了方向。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消除贫困。健全社会救助体系,不仅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还要针对政策规范和制度体系中的短板进行调整与完善。

一是坚持社会救助城乡统筹。这是《社会救助法》“总则”部分“五个坚持”的首要原则。我国的现实国情是,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较大。坚持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就是要破除区域发展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差距,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是实现从个体救助向家庭救助的过渡。《社会救助法》规定,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三是社会救助标准与居民收入水平相挂钩。《社会救助法》第十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综合考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或者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制定并适时调整本行政区域内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或者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要给予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救助。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制定和调整救助标准的重要参考,既考虑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情况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又为动态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操作方法,进一步拓展了贫困治理的空间。

四是社会救助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社会救助是我国社会政策中的兜底性保障制度,具有最直接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社会救助不仅要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效衔接,还要与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津贴制度配套协调,在提高全体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整体效能。

五是进一步明确救助责任。《社会救助法》规定,社会救助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协调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社会救助工作。在政策实践中,政府的救助管理责任与救助资金的公共财政责任,是关系社会救助体系健康运行的关键环节。为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社会救助资金,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财政责任划分,做好区域差异下的公共财政资金保障。

六是鼓励救助对象积极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社会救助法》规定,社会救助对象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应当积极就业,并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给予就业救助,鼓励和引导就业救助对象主动就业创业。社会救助制度不是为了“养懒汉”和制造“贫困陷阱”,甚至形成西方惯有的福利依赖和贫困文化,而是要适度保持制度弹性,进一步对接最低工资、失业保险等制度,在兜底保障的同时,引导和激励救助对象摆脱贫困、自立自强。

社会救助成为反贫困政策最为重要的长效机制,但在细化《社会救助法》实施细则的基础上,还需防止将其功能扩大化,从而忽略或者挤压其他社会政策的发展。具体来讲,如何科学界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如何合理筛选社会救助对象、如何尽快打破户籍身份限制、如何有效进行政策效果评估,仍然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环节;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各省市尤其是县以上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社会救助待遇有较大差距,民族地区的贫困率仍然较高,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面临申请救助时仍有身份差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梁华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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