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法治日报、澎湃新闻、正义网、上海法治报相关警方通报报道;《周礼·夏官·太仆》《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汉书·贾谊传》《晋书》《梁书》《魏书·刑罚志》《唐律疏议·斗讼》《宋史·刑法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石林燕语》《明史·刑法志》《大明律·诉讼》《大清律例》及相关法制史研究文章。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26年10月31日早上,上海普陀岚皋路靠近中山北路一带,正是车挤人的早高峰。

四条车道上,车流排得满满当当,谁都赶着赶路。

一个男子站在车道边上,抬手就把路边的共享单车一辆接一辆往马路中央抛。

倒地的单车横七竖八堵在车道上,后方车辆一寸一寸排起长队。

有单车砸中小轿车后轮,后方工程车被逼得停在原地。

巡逻民警赶到现场,上前把人带离车道,又把横在路中的单车一辆辆搬开,路面这才慢慢恢复通行。

面对民警询问,这名男子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没有人来啊,没有人管交通这个东西。

民警问他,管什么东西。

他答得理直气壮,说自己当时叫人来指挥交通,旁边的人也叫了,可没人搭理他。

民警回了一句,你往那一扔,我们不就来了吗。

男子满身酒气,前言不搭后语,明显处在醉酒状态。

到派出所醒过酒来,他才把事情原委如实讲了一遍。

当天早上,他在西康路跟朋友聚餐饮下大约四两酒,独自骑共享单车离开。

行至岚皋路,车子撞上沿街路沿,又被路过的电瓶车别了一下,对方一声不吭直接开走。

偏偏他手机关了机,想求助也找不到门路。

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气得不行,越想越气,就想着丢自行车肯定有人报警来帮我处理这个事情,我手机关机了,没人帮我。

经查,他一共抛掷六辆共享单车,占用四条车道,造成该路段拥堵近六分钟。

他阻拦过想帮忙挪车的热心路人,接着继续扔车堵路。

警方认定,他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早高峰正常通行秩序。

最终,这名男子因扰乱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

看完这则通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哭笑不得。

心里有气,觉得自己求助无门,就想用一出动静把管事的人喊过来。

可路是公共的,车道是大家的,你一肚子委屈,不能拿整条马路陪葬。

这条新闻乍看是一桩酒后荒唐事,细想却牵出一个特别古老的话题。

一个人觉得没人管、没人帮的时候,到底该用什么法子把声音递到上面去。

这件事,古人琢磨了一千多年。

他们没有手机,没有报警电话,没有巡逻民警沿街走动。

被逼到墙角的百姓,靠什么喊冤,靠什么让上面听见。

喊的时候又有哪些规矩,哪些做法在官府眼里算正当,哪些做法就算把事情闹大也照样受罚。

今天就顺着这桩早高峰的新闻,讲讲古代那面挂在宫门外的大鼓。

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叫登闻鼓。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一】没人管时也会急

要说喊冤这条路,古人走得比咱们想象中早得多。

人类社会一旦有了层级,有了官府,有了大大小小的官差,就会生出一个老问题。

底下的人受了委屈,一层一层往上递,万一哪一层压住了,听不见怎么办。

上位者坐在深宫大院里,看不见街巷里发生的事,听不见平头百姓的难处。

时间一长,怨气积在底下,迟早要闹出乱子。

搁在古代,这种求助无门的滋味比今天更难熬。

乡间到县城几十里路,靠双脚走,靠牛车拉,遇上阴雨农忙,一拖就是十天半月。

百姓不识字,状子要找人代写,银子要凑出来,证人要跟着跑,成本压在一户人家身上不轻。

信息又闭塞,上面出了什么政令,地方上怎么执行,相隔几十里就可能是两个模样。

一个普通人受了欺负,眼前看得见的只有里正、保长、本地士绅。

真要把冤情递到州府、递到京城,中间隔着重重关卡,每一道都可能把门掩上。

正是这个缘故,历朝历代才会想方设法,在常规衙门之外另开一条直达的缝。

最早留下来的记载里,鼓声不是用来鸣冤的,是用来纳谏的。

《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里讲,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

尧帝专门备下一面鼓,谁有话想进谏,走到鼓前敲上一通,宫里的人就得出来听。

舜帝立下一根木牌,让人把君主的过失写在上面,这根木牌就是后世说的诽谤之木。

《汉书·贾谊传》里也有对得上的说法,叫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上古圣王想得明白一件事。

光靠君王自己耳聪目明是不够的,得给外面的声音留一条直通的口子。

这面鼓最早敲出来的是谏言,后来才慢慢分出鸣冤这一脉。

到了周代,宫门外有了路鼓。

《周礼·夏官·太仆》记载,太仆建路鼓于大寝门外,以待达穷者与遽令。

什么叫达穷者,就是走投无路、到处告状又处处碰壁的人。

鼓声一响,御仆和御庶子必须赶紧上前接应,再一级一级往上报。

跟路鼓配在一起的,还有一块石头,叫肺石。

肺石长八九尺,形状像垂下来的肺。

古人讲究肺主声,取的是用声音把冤情送出去的意思,这便是肺石名字的由来。

按《周礼》的记载,远近孤苦老幼有话想上报、而长官不肯转达的,可以立于肺石之下。

受了冤屈又求告无门的人,站到肺石底下,向值守的官员诉说自己的苦楚。

路鼓靠声音,肺石靠站立,一个响在门外,一个立在阶前。

这两样东西,就是后世直诉制度的老根。

所谓直诉,就是不走常规层级,直接向特别受理机构或者最高统治者申诉。

它是常规司法程序之外补的一道缺,专门留给常规渠道接不住的人。

咱们回头再看上海这桩事,当事人嘴里翻来覆去念叨的,也是没人管、没人帮。

人在觉得求助无门的那一刻,心里最容易冒出一个念头。

正常渠道喊不应,那就闹出一点动静,闹到有人不得不过来为止。

这个念头不分古今。

几千年前站在肺石下的人,心里未必没有相似的滋味。

可这里头藏着一条容易被情绪盖住的界限。

有冤要伸,是人之常情;伸冤的法子合不合规矩,是另一回事。

官府给百姓留了直通的路,这条路上同样画着线。

线里头是申诉,线外头就是滋事。

这根线长什么样,咱们先从这面鼓的来历慢慢说。

古代打官司,讲究自下而上。

一桩案子先从县衙打起,不服再到府衙,再往上到省,末了才轮到刑部和大理寺。

层级一层压着一层,程序一步接着一步。

登闻鼓这条路,是常规程序之外另开的一道窄门。

它留给什么样的人,留给那些各级衙门都走过了,冤情仍然压在底下上不去的人。

《魏书·刑志》里写得明白,人有穷冤则挝鼓。

穷冤两个字,说的就是穷尽各种途径仍得不到公正审理的处境。

不是谁心头一热就能敲,也不是什么鸡毛蒜皮都值得惊动宫门。

古人把这面鼓挂在朝堂边上,用意有两层。

一层是给百姓留一条喊冤的活口,不至于让冤情烂在州县衙门里。

另一层是让朝廷直接听见底下的声音,顺手察验地方官员到底称职不称职。

监察御史再多,终究是官面上的人。

百姓自己站到鼓前说出的话,才是最贴地气的舆情。

把鼓设在外头,等于在官制之外,再接上一根直通民间的耳朵。

这根耳朵通不通灵,各朝各代做法不同,结局也不同。

在古人的生活里,能找到的求助渠道屈指可数。

邻里纠纷先找族长、乡约,田土争执再投里甲、县衙,真受了人命重冤,才舍得打点行李奔州府。

状纸讲究格式,缺一名证、少一凭据,衙门就可能拒收。

官司一拖数月,家中田亩无人耕种,误工的损失全压在告状人身上。

信息传得慢,外头发生了什么案子,乡间往往只听见几句传言。

一个普通人若连识字的人都找不到,满腹委屈常常只能憋在肚子里。

正因如此,朝廷才反复琢磨,怎么在层层官制之外,留一条让下情上达的捷径。

这条捷径不能太宽,宽了会被缠讼、诬告钻空子。

这条捷径也不能太窄,窄了受冤的人照样叫天不应。

分寸就落在鼓、石、仪仗这些器物和配套的律令上头。

后世看古代制度,不能只看它有没有用,还要看它在当时条件下解决了什么难处。

古人没有现代交通通讯,能想到的最直接办法,就是造一件声响大、人人看得见的东西,把人的注意力引过来。

鼓就是这样一件东西。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二】一面鼓的千年路

登闻鼓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晋书》里。

《晋书·武帝纪》记载,西平人麹路伐登闻鼓。

伐就是击打,一个普通百姓跑到宫门外,对着这面鼓敲出了声响,事情才被记进正史。

晋代留下来的击鼓故事里,最让人心里发酸的,是邵广两个年幼的儿子。

晋怀帝永嘉年间,廷尉检举殿中帐吏邵广偷了宫中三张帐幔,折合布三十匹。

有司衙门审理之后,判了邵广斩首弃市。

邵广有两个儿子,长子邵宗十三岁,次子邵云十一岁。

两个孩子救父心切,举着黄旗,挝响登闻鼓,向朝廷苦苦乞恩。

他们在状子里说,情愿自己没入奚官为奴,用这条身子去赎父亲的性命。

黄幡就是手举黄旗,没奚就是罚作官奴。

两个半大孩子,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自己往后一辈子的自由,换父亲一条命。

朝廷听闻这番请求,动了恻隐之心,以垂恩之仁成全了邵氏父子,免去邵广死罪。

这件事搁在今天看,会觉得案子判得重不重另说,可两个孩子击鼓求赎的场面,隔着一千多年仍然压人胸口。

鼓响起来,宫里的人就得出来接状,这是制度给的通道。

通道接住了这家人的绝境,也接住了一点人心里的软处。

到了南朝梁,又有一个少年击鼓救父的故事,记在《梁书》里。

襄阳少年吉翂,父亲在吴兴郡原乡当县令,遭奸吏诬陷,被逮到京城大狱。

狱吏严刑逼供,老人熬不住刑,违心招了供,按律当处死刑。

消息传到家里,吉翂那年十五岁。

少年没有别的门路,径直走到登闻鼓前,击响大鼓,向皇帝请愿,情愿用自己一条命替父亲去死。

梁武帝听完,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怀疑。

他觉得吉翂只是个孩子,未必想得出以死偿父命这种主意,背后说不定有人指使。

他把司法官蔡法度叫来,吩咐仔细审清楚。

蔡法度回到衙署,在公堂上摆满绳索刑具,把吉翂召到跟前,一边威胁一边诱哄。

问来问去,少年咬死一句话,代父去死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我别无他想,无言可答。

堂上刑具森然,堂下是个十五岁的孩子,神色没有半点松动。

这种硬气,装不出来,也教不出来。

后人读这段史文,记住的不只是一个孝子的孝,还有普通人在绝境里能爆发出的那股劲。

鼓槌握在少年手里,敲出去的是全家的活路。

北魏太武帝神䴥年间,朝廷诏司徒崔浩定律令。

法令里明确,宫阙左边悬挂登闻鼓,人有穷冤就挝鼓,由公车把奏表递上去。

公车是卫尉下属的官署,管宫廷宿卫和传达一类事务。

到这一步,击鼓鸣冤从零散的做法,慢慢变成写进律令的规矩。

隋朝沿袭下来,听百姓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唐代在洛阳、长安两京城门外都设了登闻鼓,任凭申冤者敲挝,只求事情能让皇帝知道。

高宗显庆五年,有冤屈之人击鼓诉于朝堂,朝廷随后下令东西两都设置登闻鼓。

唐代宫阙前还保留着谤木和肺石,一套直诉的陈设已经相当齐整。

武则天当政时,另创匭使院,置铜匦接纳天下表疏,跟登闻鼓互为补充。

铜匦就是一只四面开孔的铜匣子,天下人投书入匦,专人开箱分类呈送。

鼓响在门外,书投在匣中,两条路子都为了让底下的声音往上走。

要说把这面鼓伺候得最周到的,还得是宋代。

北宋前期,登闻鼓放在宣德门南街之西,由鼓司受理其事。

宋真宗景德四年五月,鼓司正式更名为登闻鼓院。

宋仁宗朝又增设登闻检院,两院合称鼓检院。

百姓申冤递状,一律先经鼓院收状。

事情涉及军机密事,或者告发京城官僚的,鼓院依例实封,不得拆阅。

鼓院压下不受理,告状人再到检院。

检院审过之后,状子进呈御前。

两道门槛,一层把关,一条直通天子的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宋代击鼓留下的案子,有一桩小到让人发笑,又暖得让人记住。

太宗淳化年间,京畿百姓牟晖击登闻鼓,状告家里奴偷走了一头公猪。

一头猪,搁在地方上根本够不上惊动皇帝的分量。

鼓司还是把这件事奏报到了太宗面前。

太宗下诏,赐给牟晖一千钱,赔偿他丢猪的钱。

事后太宗跟宰相说了一番话。

他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如此断决,听起来可笑。

话锋一转,他又说,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

一桩丢猪的小事,皇帝肯接,肯赔,肯放在心上。

顺着这份心思去治理天下,百姓心里才不会留下没处讲理的怨气。

一千钱赔的是猪,换回来的是天下人对这条通道的信任。

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小处见大。

宋代击鼓闹出大动静的,是科举考场那一桩。

太祖开宝六年,进士徐士廉等人击登闻鼓,控告主考官李昉用情取舍,录取不公。

太祖接到鼓状,下令相关人员重新考试,亲自在殿堂上阅卷。

自这以后,殿试成为常,乡试、礼部试、殿试三级考试的体系就此完备。

落榜考生一通鼓,敲出了后世几百年的殿试制度。

到了端拱初年,翰林学士宋白知贡举,只取了二十八人。

黄榜一出,物论喧然,都说朝廷遗漏了不少人才。

太宗下诏在崇政殿复试落第举子,这一回又录取了九十九人。

举子叶齐仍然不服,又击登闻鼓自我陈诉,认为取士不公。

朝廷不得已,只好再加一场复试。

考官心里厌恶叶齐嚚讼,赋题特意出了一叶落而天下秋。

考试糊名考校,考官看不出哪份卷子属于叶齐,做不得手脚。

放榜三十一人,叶齐仍排在第一。

你看,登闻鼓不只为人命官司而响,也为公平、为公道、为人心服不服而响。

雍熙元年,开封女子阿李击登闻鼓,自陈身体病弱,没有子息,担心将来去世之后家产无所托付。

太宗听闻,指示开封府依照她本人意愿妥善处置财产。

承办部门大概领会错了圣意,反倒拘押了阿李的父亲。

阿李再次击鼓鸣冤。

这一回,太宗由此警觉到全国狱案可能存在冤滥,专门派遣殿中侍御史十四人,分往各地审决刑狱。

这也是北宋提刑官设置的开端。

一面鼓牵出一桩家务事,家务事又牵出一整套巡视地方刑狱的安排。

同是雍熙元年,开封府还有一桩冤案。

一位姓刘的寡妇与他人有奸情,被继子王元吉察觉,便反咬一口,诬告王元吉在自己食物中投毒。

开封府受理之后滥用刑讯,王元吉熬不住,被迫认罪。

王元吉的妻子张氏挝响登闻鼓,为丈夫诉冤。

太宗责令御史台重审,这宗冤案最终得以平反。

原审各官分别降罚,朝廷还明确禁止办案衙门使用鼠弹筝一类残酷刑讯手段。

《宋史·刑法志》记下了这桩案子。

一个普通民妇,在丈夫被判死罪的关口,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走到鼓前。

鼓响之后,案子翻了过来,刑罚规矩也跟着收紧了一分。

真宗咸平五年,又有一桩家务案经登闻鼓直达御前。

左领军卫将军薛惟吉的遗孀柴氏,是续娶的,没有生子。

前妻所生两个儿子薛安上、薛安民,素来跟柴氏不和。

柴氏年纪轻轻不愿守寡,私藏了薛家几万贯财产和大量书籍文物,打算改嫁。

原宰相、官拜右仆射的张齐贤派人求亲,双方约定了迎娶日期。

薛安上一纸诉状把柴氏告到开封府,事情闹大,柴氏索性击登闻鼓上诉。

她在状子里指控另一位宰相向敏中低价买走薛家老宅,又求婚不成,挑唆薛家儿子告状。

案子交到御史台审问,一层层揭开内情。

原来在背后教柴氏几次三番击鼓上诉的,是张齐贤的儿子、太子中舍张宗诲。

核查之下,柴氏侵吞的金贝宝藏被搜出,数目接近两万。

裁决下来,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责授太常卿、分司西京。

张宗诲削去一任,贬为海州别驾。

薛安上违诏私卖祖宅,判了笞刑,还要用柴氏侵吞的财产把老宅赎回来。

几番击鼓的柴氏,到头来个人财两空,被判赎铜八斤,折抵杖八十。

一桩改嫁与家产的纠葛,把两位当朝宰相都卷下了台。

案子怎么判,后人可以各有评说。

单看这条通道,一个寡居妇人能把官司一路敲到御前,本身就说明鼓在宋代不是摆设。

可鼓声也不偏袒谁,告状的人有冤,官府照样审;理亏的一方闹得再响,也领自己那份处罚。

北宋末年国难当头,京师军民也曾集体诣阙上书,把国事安危直接递到朝廷面前。

鼓声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只是一家一户的冤屈,也连着一城一国的人心向背。

把这几桩案子摆在一起,能看出古人对登闻鼓的期待。

鼓是给受冤的人留的一道口子,也是让朝廷听见民间苦情的一根管子。

可口子再宽,也有边界。

管子再通,也不能谁想拧就拧。

麹路伐鼓的西晋初年,天下刚从战乱里喘过气,朝廷有意留意民间疾苦。

一个西平百姓敢跑到宫门外击鼓,说明这条通道在当时已经被民间知晓。

邵广两个儿子的年纪搁在今天,还是初中生模样。

十三岁和十一岁,站在官署门前,举着黄旗求人收留为奴,这一幕本身就是时代的重量。

吉翂被蔡法度提审时,公堂上下摆满绳索、枷锁、刑具。

官员先拿死吓唬,再拿生路引诱,想逼他说出背后指使的人。

少年吃住如常,回话始终如一,没有被刑具吓出半句含糊话。

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扛住这种场面,靠的是心里那点替父出头的念头。

北魏把登闻鼓写进律令以后,击鼓不再是临时起意的举动,而成了有章可循的权利。

隋朝听民挝鼓,有司录状奏之,等于把受理流程固定下来。

唐代铜匦分作几面,言事、伸冤、献策、军情各投一面,专人开箱分类。

鼓与匦一外一内,一有声一无声,共同织成一张收集民意的网。

宋代鼓院每日接状,先看事由轻重,机密重情实封进呈,寻常纠纷逐级办理。

告状人在鼓院递不上去,还能转检院再申,两道关卡都替御前把了一道关。

牟晖丢猪这桩事,放在任何朝代都算不上大案。

太宗肯为一头猪赔一千钱,看重的不是猪,是百姓敢把小事告到天子面前的那份信任。

徐士廉击鼓之后,太祖亲自复试阅卷,殿试从此成为常式。

一场考生的不平,到头来改了国家取士的规矩,这是直诉影响制度的典型一例。

叶齐一案更是反复,复试之后仍不服,再击登闻鼓,朝廷又加一场考试。

考官厌其嚣讼,出题暗带讥讽,可糊名之后做不得手脚,叶齐仍列第一。

这段插曲说明,鼓院受理的不只人命官司,读书人的公平诉求同样能走这条路。

阿李为身后家产击鼓,牵出全国刑狱复核;张氏为丈夫击鼓,翻回一桩投毒冤案。

一桩桩案子串起来,能看见登闻鼓在宋代社会里真实运转的模样。

柴氏案闹到两位宰相下台,告状的柴氏自己也领了赎铜折杖的处罚。

这条通道认的是事理,不是谁嗓门大、谁身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