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日本警方在短短4天内连续逮捕了3名驻日美军人员,且全部与饮酒有关。11月14日,一名27岁的美国空军上尉因酒后驾车被日本交警当场抓获;当晚,又有一名25岁的美国空军士兵酒后在街头裸露扰乱公共秩序被带回警局。
三天后的11月17日,神奈川县警方通报逮捕了一名26岁的美国海军士兵,其涉嫌醉酒后用灭火器砸碎公寓玻璃门。这类轻罪以往往往低调处理,如今不仅悉数拘留还密集通报媒体,日方也坦言驻日美军历史上罕见如此密集的逮捕行动。
这波高调执法紧接在上个月冲绳美军士兵抢劫杀人案之后,当时案件引发日本舆论强烈不满,批评高市早苗政府对美过度迁就的声音不断,冲绳新任知事民调随之大跌。高市当局顺势拿美军轻罪开刀,意在安抚民怨并塑造强硬姿态。
但依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日本犯下轻罪的最终管辖权仍在美国军方手中,日本警方录完口供后仍须将人移交美军基地处理,更不敢触碰修改协定或收回基地土地使用权等核心问题。
与抓捕风波同步发酵的,是日美围绕驻军经费展开的拉锯战,现行《日美特别协定》将于2027年3月到期,双方已于今年10月启动新一轮谈判。
特朗普政府开出高额账单,要求2027年起五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从目前约1.055万亿日元大幅提高至超过3万亿日元,相当于原额的三倍、接近200亿美元。
高市早苗政府并不打算全盘照单全收,转而提出每年多付890亿日元、将五年总额提至1.5万亿日元(约合93亿美元)的反建议。
即便这一数额已打破1996年至2000年度1.3521万亿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美方依然嫌少并直接还价每年6330亿日元,日方谈判代表只能回应称将探讨适当的负担方式。日本为驻日美军买单已有数十年历史。
二战结束后初期,美军基地开支由美方全额承担,但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开始主动提供补贴。自1978年至今,日本为美军基地的水电、燃料、设施维护改造、日籍雇员薪资及训练转移等项累计支出约8万亿日元,折合大约500亿美元。
截至2026年的统计显示,驻日美军现役人员达到54891人,涵盖陆海空及海军陆战队,是美国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外驻军,占用专用设施78处、共同使用设施131处。
在2022年至2026年度,日本累计分摊约66亿美元,年均支出约13.5亿至16.5亿美元,而美方每年自身的相关开支约在55亿至60亿美元之间。面对美方三倍涨价的要求,高市早苗之所以难以全盘吞下,根本原因在于日本财政已捉襟见肘。
2026财年日本自身防卫预算已攀升至560亿至600亿美元,重点用于从传统防御转向具备反击能力、发展大型无人机、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新一代隐形战机GCAP,以及升级“宙斯盾”舰和“爱国者-3”防空反导系统。
日本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50%,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前列,大量国债只能由本国银行自行消化。在经历数十年零利率与负利率之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迫使日本步入加息通道,仅债务利息支出便飙升至800多亿美元。
在贸易领域,日本同样面临美方的连环索取。为换取贸易关税豁免,高市早苗政府已承诺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而早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日本软银与汽车行业便分别于2016年和2019年作出过50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反观日本自身的创汇能力,昔日领先的汽车、电视机、造船等支柱产业以及专利申请优势,如今已被中国全面赶超。在举债沉重、利率走高且产业造血能力减弱的背景下,任何新增的巨额“保护费”都可能成为压垮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审视美国在全球的驻军逻辑,日美之间的这笔账更显得耐人寻味。
美军海外基地存在两套截然不同的规则:在吉布提、马绍尔群岛、帕劳、密克罗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地,美方是掏钱付费驻军;当年美军租用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时,即便租金曾从8亿美元压低至2亿美元,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后美方于1992年撤出,但因看重其实际战略价值,近年仍付费重返当地部署火箭基地和雷达站。
而在日本、韩国、德国、波兰、卡塔尔和科威特等地,美军采取的是收费驻军模式,核心在于通过维持外部焦虑让驻在国主动掏钱。中东地区沙特与也门出现争端时美方并未出兵的先例已经表明,花重金换来的军事保护在关键时刻未必靠得住。
明知驻日美军既耗费巨资又屡屡引发侵犯当地居民权益等社会摩擦,日本政坛仍执意留住美军,背后交织着政治与产业盘算。
以安倍晋三密友樱井良子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断鼓吹摆脱战后体制,高市早苗内阁也在推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与“无核三原则”,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更发表了必要时引进核武器的言论。
结合日本在靠近中国台湾的西南诸岛部署远程导弹,以及高市早苗于2025年11月在日本国会发表涉台不当言论的举动,东京需要借驻日美军的存在维系周边安全紧张氛围,为自身扩军松绑制造借口。
在经济与国内政治层面,出身经济领域的高市早苗上台时留任了多名涉及“黑金政治”的官员以稳固根基,也亟需为国内军工及相关企业寻找出路。
日本目前在国际军工出口领域尚未进入前十,但其庞大的电子设备制造业包含大量军民两用产品,一旦转为军用出口,利润空间远高于民用市场。
在此次经费谈判中,日方若最终接受较高金额,不排除试图换取美方采购日本电子及军工零部件以回流资金;不过美国同样警惕在商业军贸领域扶植出新的竞争对手,双方在价格背后的利益博弈远比表面复杂。
这种失衡关系也折射在近期深圳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背景之中。高市早苗与特朗普均宣布出席深圳峰会,但回顾历史,APEC成立于1989年,距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兑美元从200多急升至100以下仅隔四年。
美方当年既借APEC拓展亚太市场,也在经济上牵制日本与欧洲;日元大幅升值迫使日本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不仅导致国内制造岗位流失,海外收益也未能充分回流本土。
几十年过去,日本无论是偿还高额债息还是支付驻日美军经费,都属于无法带动本土增长的刚性消耗。四天内连抓三名醉酒美军与拒绝三倍军费涨价,在表面上替高市早苗立住了对美强硬的姿态。
但将五年分摊额从1.055万亿日元提高至1.5万亿日元,本身已是大幅加码,且美方的初次要价往往只是谈判起点而非终点。
只要日本在安全上继续依赖美国、在政治上配合华盛顿的地区布局,几起不触及美军治外法权的抓捕与讨价还价,终究难以改变这笔驻军账单水涨船高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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