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中学历史的人,大多对鸦片战争里西方的“船坚炮利”印象深刻。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一种倒推的刻板印象,仿佛从地理大发现时代起,西方国家就已经军力强大,一路向东碾压所有古老帝国,明末清初的中国沿海,早已是西方殖民者横行无忌。
但事实上,明末清初的两百多年里,真正来到中国沿海的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征服中国的实力,甚至连澎湖这样的弹丸小岛都守不住。所谓“西方强势”,是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中西之间的实力天平,始终牢牢倒向中国一侧。
真实的“西方”:小国寡民,兵力捉襟见肘
明末清初和中国打交道的“西方”,绝非后来铁板一块的欧美列强,而只是西欧四个体量有限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国虽有零星贸易往来,但规模极小、时断时续,根本谈不上实质性影响力。
从最基础的国力数据看,双方的体量差距堪称悬殊。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的统计,1600年四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如下:
人口:葡萄牙110万,荷兰150万,英国617万,西班牙824万,四国总人口不足1700万;而同期明代中国人口约1.6亿,是四国总和的近10倍。
经济总量(以1990年美元计价):西班牙74.26亿,英国60.07亿,荷兰20.52亿,葡萄牙仅8.5亿;明代中国的GDP总量远超四国相加的总和。
更关键的是远洋投送后的实际兵力。受限于大航海时代的航行能力与补给水平,西方国家能投送到东亚的兵力极其有限。学界普遍估算,1600年至1740年间,分散在整个亚洲的欧洲人总数从未超过5万,且绝大多数分布在印度、东南亚的殖民据点,真正能投放到中国沿海的兵力少得可怜。
具体到中国周边各据点:1584年马尼拉人口普查显示,当地可服兵役的西班牙人仅329名,全菲律宾也不超过713人,其中还包括混血人群;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统计,全亚洲的白人驻军不足2000人,其中台湾大员据点仅有280人;澳门的葡萄牙定居者鼎盛时期也不过千人,可战之兵仅数百。
这样的兵力规模,别说对抗大一统王朝的正规军,就连应对地方州县的民壮、水师都十分勉强。所谓“征服中国”,在当时不过是个别殖民狂徒的妄想,连各国王室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都不会当真。
三场败仗,戳破“西方无敌”的神话
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期,葡、荷、英三国都曾尝试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结果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连沿海的小型据点都守不住。
其一,葡萄牙的屯门惨败,导致其从武力征服转向迂回通商。葡萄牙是最早来到中国沿海的西方国家。初到亚洲时,他们从当地人口中听到不少对中国的低估之词,早期使者皮列士就曾轻信传言,声称“我们只消一只四百吨的船肯定能绝灭广州人”“十只船就能从海岸攫取全中国”。
然而现实很快给了他们沉重一击。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人强占屯门岛、修筑堡垒,甚至刻石立碑宣示主权,明廷随即下令驱逐。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率水师发起进攻,史称“屯门海战”。战事持续四十余日,明军虽一开始不熟悉欧式火炮,但很快仿制出佛朗机铳,改用火攻、凿船等战术,最终大败葡萄牙人。次年葡萄牙舰队再来报复,又在西草湾被明军击败。
两场败仗之后,葡萄牙人彻底放弃了武力征服的幻想,转而走“迂回路线”:贿赂地方官员、协助明朝清缴沿海海盗,用了近百年时间,才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获得明廷允许租居澳门。而且澳门始终在中国主权管辖之下,明清政府均对其“建城设官而县治之”,葡萄牙人只有居住权,没有统治权。
其二,荷兰曾两度占澎湖,两次都被明军逼退。17世纪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中国沿海同样碰了壁。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将领韦麻郎率船队首次强占澎湖,试图以此为据点逼迫明朝通商。福建巡抚徐学聚派都司沈有容率50艘战船前往交涉,严词勒令撤离。荷兰人见明军兵力远超自己,不敢交战,不到半年就灰溜溜撤走了。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库恩再次派出16艘战船、1300名士兵,攻占澎湖并修筑风柜尾棱堡,准备长期占据,同时劫掠福建沿海。时任福建巡抚南居益调兵遣将,逐步封锁澎湖,分批次派兵登岛施压。荷兰人虽有坚固棱堡,但自知兵力悬殊、补给断绝,根本守不住,最终在天启四年(1624年)主动拆毁城堡、撤离澎湖,转而前往台湾南部另寻据点。
就连后来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也没能守住自己的据点。1662年,郑成功率领一支地方武装,就把荷兰人彻底赶出了台湾。连一支偏师都打不过,更别说叫板整个中原王朝了。
其三是英国,首次来华即武力闯关,惨败而归。英国与中国的正式接触更晚,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科腾商团派威德尔率船队抵达珠江口,因通商请求被拒,便强行闯入内河,炮击并占领了虎门的几处炮台。
但很快明军就组织反击,封锁航道、切断补给。威德尔发现自己深陷重围,继续僵持下去只会全军覆没,最终不得不派人求和,赔偿白银2800两,保证不再冒犯,才被允许离开。此后近半个世纪,英国都没敢再派船队到广东沿海。
为什么明末清初的西方“叫不动板”?
西方国家在欧洲本土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到了东亚就处处碰壁?核心原因有三点:
第一,本土国家能力薄弱,无法支撑远距离征服。很多人以为当时的欧洲已经是近代国家,实则不然。比如西班牙,看似疆域广阔,实则是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多个王国的松散联合体,各省保有独立的法律、税制与军队,国王很难跨区域集中资源。马克思曾评价西班牙君主制“应该列入亚洲的政体”,本质上仍是封建联合体,国家动员能力极差。
荷兰虽是商业共和国,但权力高度分散,各省只关心自身商业利益,不肯为海外扩张承担大额军费,中央政府连统一指挥军队都做不到。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前,同样没有正规常备军,财政能力薄弱,伊丽莎白一世甚至要靠海盗劫掠西班牙运宝船来补贴国库。
第二,远洋投送有天然极限,体量差距无法弥补。16-17世纪的远洋航行,单程就要半年以上,补给困难、损耗极大,一次能投送几千人到东亚,已经是这些国家的极限。而且一旦舰船损毁、人员伤亡,很难得到补充。
而中国是本土作战,仅福建一省就能调动上万兵力、数百艘战船,后勤补给源源不断。这种量级的差距,不是靠个别先进武器就能抹平的。西式火炮、棱堡虽有技术优势,但在绝对的数量差距面前,只能支撑一时,无法改变最终结果。
当然,更本质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来华的首要目的是贸易获利,不是领土征服。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1508年给远征队的命令里,就明确要求侦察中国贸易情况,同时严令“禁止向中国挑衅”“禁止夺取中国战利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在收到殖民狂徒“征服中国”的提议后,明确回信否决:“你所议征服中国之事,容当日后考虑,当前不可贸然行事,而应当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一切决策以利润为核心。动用武力只是为了逼迫明朝开放通商,一旦发现打仗成本太高、得不偿失,就会立刻退回谈判桌上。
别用鸦片战争的结果倒推历史
很多人看待明末清初的中西关系,总喜欢犯“倒放电影”的错误,因为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输了,就想当然地认为两百年前西方就已经很强,中国已经落后。
但历史事实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在东亚贸易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白银流入国。西方国家是贸易的主动求购者、规则的适应者,而非秩序的制定者。他们需要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的贸易许可,而不是反过来。
真正的实力逆转,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完成了生产方式与国家能力的双重跃迁,才获得了远渡重洋、击败大清帝国的实力。在此之前的两百多年里,根本不存在“西方叫板中国”的资本。
明末清初的中西关系,不是简单的“侵略与反抗”二元叙事,而是贸易主导下的复杂互动。西方国家有海盗行径、有武力试探,但在绝对的体量与实力差距面前,所有军事冒险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读懂这段历史,才能跳出“西方自古强大”的刻板认知。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实力的消长是漫长的过程。既不能用晚清的屈辱否定早期的优势,也不能用早期的优势忽视后来的落后——这才是看待历史应有的客观态度。#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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