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坛最近又把一批陈年旧案搬上了桌面,一部针对所谓“造假起诉”等问题的特别检察法,以167票赞成在国会通过,随后又走完国务会议和总统批准程序。
更敏感的是,特检涉及12类调查事项,其中6类与李在明相关案件有关,调查团队最高可达309人,最长可以调查200天。
这就有意思了,本来是准备回头检查过去的检察机关有没有越界,如今制度本身却先卷入了程序公正的争论。韩国政坛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重新翻旧账,这部法律真正撬动的又是什么?
先把事情本身说清楚,因为这次韩国政坛的争议,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相关信息已对外公开,韩国国会在11月6日表决通过相关特别检察法,当时168名议员参加最终表决,其中167人赞成、1人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没有参加最终表决。
到了11月17日,相关法律公布案又经过国务会议审议,此后完成总统批准程序,并于11月19日正式公布实施。167比1,从票数上看几乎没有悬念,但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很容易错过真正的矛盾。
这部法律准备调查12类事项,其中6类涉及李在明相关案件,包括大庄洞、慰礼新城、柏岘洞开发、双铃集团对朝汇款以及城南FC赞助等案件的调查和起诉过程。
这里有一个很容易混淆的地方需要说明,特检不是简单重新调查“李在明到底有没有犯罪”,它要追查的重点之一,是过去负责相关案件的检察机关及其他国家机构,在调查、取证和起诉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或者不当行为。
换句话说,韩国政治里那张熟悉的桌子没有撤,只是桌子两边的人开始换位置了。
过去几年,李在明长期面对多起司法案件,检察机关掌握调查和起诉的主动权;如今执政阵营推动特检之后,当初负责办案的人以及相关国家机构,也可能成为接受调查的一方。
所以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查旧案”,而是一次对过去司法过程的反向检查。
按照公开的制度安排,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和祖国革新党分别推荐一名特检候选人,再由总统从中任命特别检察官;特检团队人员最高可达到309人,最长调查期限可以达到200天。
这两个安排放在一起,争议也就出来了。一方面,调查规模相当可观,说明推动者并不准备走个形式;另一方面,12类调查事项有6类涉及李在明相关案件,而李在明作为总统又处于最终任命特检的制度环节,这自然会让反对者盯住利益冲突的问题。
这里不能把话说过头,目前没有依据证明总统一定会干预特检,更不能因此直接宣布这部法律已经被司法机关认定违宪,因为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司法结论。
然而对于一个高度敏感的调查制度而言,真正麻烦的地方往往不仅是“有没有干预”,还包括制度能不能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干预的合理怀疑。
这也是为什么国会表决结束以后,韩国国内的争论没有跟着结束,反而开始从“要不要查”转向了“究竟由谁查、怎么查”。
如果把这场较量简单理解成李在明执政以后开始替自己“翻案”,很多东西就解释不通了,因为这次特检背后还压着韩国政坛争论多年的另一条线,那就是检察权到底应该有多大。
韩国检察体系长期拥有较强的调查和起诉能力,而围绕调查权与起诉权如何配置、检察机关会不会过度介入政治,韩国不同政治阵营已经拉扯多年。
支持强势检察体系的人认为,调查机关如果没有足够独立性和强制调查能力,就很难真正碰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支持改革的一方则认为,当调查和起诉等权力高度集中以后,谁来监督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现在这部特检法,相当于又把这个老矛盾翻了出来。
公开内容显示,相关调查并不只针对普通检察官,还涉及检察机关、国家情报院、监查院等国家机构,在相关案件的调查、取证和处理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当行为。
这意味着,如果特检最终能够找到有分量的证据,受到影响的可能不只是某几个办案人员,过去一批高度政治化案件的调查过程和社会评价也可能重新进入讨论。
对李在明及共同民主党来说,这显然增加了一张政治筹码,因为过去针对李在明案件的讨论,长期集中在“被调查者究竟有没有问题”这一面,现在则多出了另一面,也就是“当初调查这些案件的人有没有问题”。
可是筹码从来不是免费的,特检的规模越大,调查时间越长,最终拿出来的证据反而必须越硬。
309人的最高人员规模和最长200天的调查期限,一旦没有形成足够有说服力的调查成果,反对党同样可以反过来质疑,如此庞大的资源投入究竟是在解决司法问题,还是把司法程序继续拉进政治较量。
韩国社会对此本身也没有形成一边倒的态度。
此前公开的一项调查显示,52.7%的受访者认为推动这项特检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李在明个人;38.1%的受访者则认为主要目的在于调查过去检察机关是否存在滥用权力。
另一项同期调查中,对于国会通过这项法律本身,41%认为做得好,39%认为做得不好。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看,比单独拿出52.7%更有价值,因为它说明韩国社会真正呈现出来的状态不是“一边倒反对”,而是明显分裂。
也就是说,特检接下来不仅要调查案件,还得用调查结果回答公众的不信任,而这恰恰比通过一部法律困难得多。
这场风波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背景,就是2024年韩国紧急戒严事件留下的政治余震。
两件事情不能直接画等号,紧急戒严涉及的是总统紧急权力以及严重的宪政争议,而今天讨论的特检法经过国会立法、国务会议审议和总统批准,两者的法律性质完全不同。
可是从政治制度运行的角度看,它们又碰到了同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坐在国务会议桌前的高级官员,到底只是完成程序,还是必须为自己的判断负责。
2024年之后,韩国社会对重大政治决策中的会议程序、参与人员以及个人责任明显更加敏感,谁参加了会议、有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有没有履行自己职位对应的审查义务,都可能成为事后重新审视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此次国务会议的动作会受到关注。
11月17日,相关法律公布案进入国务会议审议,会议由国务总理韩成淑主持,此后李在明完成批准程序,法律在11月19日公布并立即实施。从法律程序来看,该走的步骤已经走完,可是从政治角度看,真正的考验反而刚刚开始。
特检如果介入与现有司法程序存在关联的案件,如何避免对法院正在进行的审理造成不当影响;派遣检察官参与特检以后,其调查权限如何与韩国此前推动的刑事司法改革相协调;涉及总统本人相关案件时,特检又如何证明自己的独立性,这些都不是通过167票就能自动解决的问题。
此前法案审议过程中,部分争议较大的制度设计已经被调整,包括特检直接处理相关案件撤诉等权限,这本身就说明立法者知道特检权力与正常司法程序之间存在一条不能随便跨越的线。如今法律已经实施,接下来真正决定社会评价的就不是口号,而是实际调查。
如果过去确实存在违法取证、制造证据或者利用国家机构进行不当调查,那么无论相关人员属于哪个政治阵营,都应该按照法律查清楚;反过来,如果投入大量人员、调查数月之后,依然无法拿出足够证据,那么推动这项制度的一方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压力。韩国政坛真正麻烦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站在中国读者的角度,我认为观察韩国这场风波,没有必要替韩国任何一个政党站队,因为共同民主党也好、国民力量也罢,首先考虑的终究都是韩国自己的政治利益,中国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场争斗暴露出的制度现实。
韩国这些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每次政权轮替之后,前一届政府的重要人物往往很难彻底退出政治和司法风暴,调查、起诉、弹劾、特检以及党争彼此交织,政治钟摆摆动得越来越剧烈。
今天有人担心检察权过强,明天又有人担心政治力量借改革削弱检察体系;今天一个阵营认为特检能够纠正过去的问题,等到位置互换以后,同样的制度工具落入政治对手手里,态度会不会发生变化,这才是韩国政治真正需要回答的难题。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我反而觉得这一幕很有现实提醒意义,一个国家能不能把精力稳定放在经济、产业和民生上,不仅取决于有多少大企业、多少先进技术,也取决于政治体系能不能保持基本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韩国有三星、SK海力士、现代汽车这样的全球企业,在半导体、造船、电池等产业上仍有很强竞争力,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中国企业面对韩国同行时也没有轻视的资本;可是一个经济高度外向、产业竞争压力又越来越大的国家,如果国内政治长期陷在司法与党争的循环里,消耗掉的同样是真金白银的治理资源和社会注意力。
所以我不会提前判断这部特检法最后一定帮到谁,更不会把“存在违宪争议”写成“已经被认定违宪”,因为真正决定这场较量走向的仍然是证据、法院和特检实际运行。
但我有一个判断比较明确,韩国政坛这次真正撕开的并不只是李在明个人案件这道口子,而是再次暴露了司法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拉扯。
167票可以让一部法律迅速过关,309人的团队也可以把十几类旧案重新翻出来,可制度的公信力不是靠人数堆出来的,更不是靠哪一派暂时占据多数就能一锤定音。
等到韩国下一次政治钟摆摆向另一边,今天支持这套规则的人还能不能接受同一把尺子落到自己身上,恐怕才是这167票之后最难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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