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
《孔乙己》最早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6卷第4号,后收入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孔乙己》是鲁迅先生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而主角孔乙己也是鲁迅先生笔下最成功的文学人物之一。
这篇小说表面上写的是一个落魄书生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却通过这个人物,剖开了专制社会中最深层的一种集体冲动——对科举的狂热。孔乙己考了一辈子,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最后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在众人的嘲笑中默默死去。而丁举人,那个曾经和孔乙己一样读书应试的人,一旦中了举,就立刻变成了可以随意打断别人腿的“人上人”。同一个制度,同一个起点,一个爬了上去,成了狼;一个跌了下来,成了羊。这就是科举的魔力,也是专制的秘密。
为什么专制社会中人人都热衷于考科举?答案不在科举本身,而在科举背后那套权力结构。在一个权力高度垄断的社会里,科举是通往权力的唯一正门。考中了,就有官做;有了官,就有权;有了权,就有资源、有地位、有尊严、有了一切。考不中,就什么都没有,连做人的资格都可能被剥夺。在这样一套逻辑下,读书不是为了求知,考试不是为了检验,科举不是为了选贤,而是为了一场改变命运的赌博。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中举”的人,每个人都害怕成为那个“落榜”的人。而孔乙己,就是那个赌输了的倒霉鬼。
科举的本质:通往权力的唯一正门
在专制社会中,权力高度垄断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凌驾于一切法律、制度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君主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任命来行使权力,官吏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非人民。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想获得权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入官僚体系;而要想进入官僚体系,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
科举不是一座普通的桥,而是一座唯一的桥。桥的这边是底层,是贫穷,是被奴役;桥的那边是官场,是权力,是荣华富贵。桥很窄,人很多,每个人都拼命往上挤。挤过去的,就成了丁举人;挤不过去的,就成了孔乙己。孔乙己考了一辈子,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那座桥太窄了。但他不能不挤,因为除了这座桥,他无路可走。他不会种地,不会做工,不会经商,他唯一会的,就是读书应试。而读书应试,除了科举,没有别的用处。所以他只能继续考,考到头发白了,考到腰弯了,考到腿断了,还在考。
这就是科举制度的残酷之处:它把所有人的命运都压缩到一条窄路上,然后告诉所有人,这是唯一的正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是失败者;你走不通这条路,你就是废物。孔乙己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已经被科举制度塑造成了一个只会读书应试的人,一旦离开科举,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他宁愿穿着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站着喝酒,也不肯脱下它去干体力活。因为那件长衫,是他与“读书人”身份的最后联系,是他与科举制度最后的一点纽带。
中举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是因为在专制社会中,权力不仅支配人,还支配资源。权力主导了资源的分配,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一切。土地、财富、职位、声望、尊严——所有这些,都依附于权力。没有权力,你就没有一切;有了权力,你就有一切。
丁举人就是这种“权力支配一切”的活标本。他中了举,就有了官身,就有了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随意打断孔乙己的腿,因为他知道孔乙己不敢告他,也告不赢他。他可以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只要上级不追究,就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他在民众面前是凶残的狼,在上级面前是温顺的羊。这种“见强则畏,见弱则欺”的双重人格,正是专制社会中权力拥有者的典型画像。
而孔乙己,则是这种“权力支配一切”的牺牲品。他没有中举,就没有权力,就没有一切。他被丁举人打断了腿,却只能自欺欺人地说是“跌断”的,根本不敢说出真相。为什么不敢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在一个权力垄断一切的社会里,一个没有权力的人,指控一个有权力的人,结果只有一个:指控者被碾碎。孔乙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沉默,不是懦弱,而是绝望。他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权力的人,连说真话的资格都没有。
科举之所以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不仅因为它能带来权力和资源,更因为它被包装成了一种“公平”的制度。它告诉所有人:只要努力读书,只要通过考试,你就能改变命运。它不看出身,不看财富,不看关系,只看你的文章。这种“公平”的承诺,使无数底层读书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地把一生投入科举。
但这种“公平”是极其虚伪的。科举的录取率极低,绝大多数考生注定要落榜。而那些落榜者,并不会因此质疑科举制度,反而会把失败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不够用功。他们不会想“这个制度有问题”,只会想“我为什么考不上”。这种归因方式,使科举制度得以长期维持:它把结构性的不公,转化为个人性的失败;把制度性的压迫,转化为自我性的责备。每一个落榜者都觉得自己不够好,每一个落榜者都觉得自己需要更努力,而没有人去质问那个让他们落榜的制度。
久而久之,科举就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人都想考,人人都在考,但没有人问“为什么要考”。孔乙己考了一辈子,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考科举”,他只是觉得“读书人就应该考科举”。这种“从来如此”的信念,使他失去了对制度的判断力,也失去了对自我的认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穷,不是不知道自己老,不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但他不能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孔乙己是一个被科举制度彻底摧毁的人。他读了一辈子书,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他想保持读书人的体面,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他渴望被人尊重,却成了所有人嘲笑的对象。他的长衫又脏又破,他的脸色又青又白,他的腿被打断了,他只能在众人的笑声中慢慢死去。
但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制度的悲剧。科举制度制造了无数个孔乙己,又制造了少数几个丁举人。它让大多数人成为失败者,然后让失败者互相嘲笑,让成功者肆意欺凌。它把人的价值简化为“是否中举”,把人的命运压缩为“是否通过考试”。在这样的制度下,孔乙己的失败是注定的,丁举人的成功也是注定的。因为科举不是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而是一个制造等级的制度。它需要的不是所有人的成功,而是大多数人的失败——只有大多数人失败,少数人的成功才有意义;只有大多数人被淘汰,少数人的特权才显得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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