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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肺癌年新发病例超117万的临床诊疗场景中,不少刚拿到靶向药处方的晚期肺癌患者都会在诊室门口问出同一个问题:“这个药是不是只能管两年,两年之后就没别的办法了?”这个在患者群体中广泛流传的“两年之困”说法,并非凭空出现,它源自早期肺癌靶向药临床数据里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统计结果,却在口口相传中被误读成了所有患者的用药终点,甚至让不少还没开始服药的患者提前陷入对未来的焦虑。

“两年之困”的真实来源与耐药底层逻辑

很多患者口中的“两年”,最早来自奥希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晚期肺癌的三期临床试验数据,入组的556名初治患者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18.9个月,接近两年的时间节点。这个统计数字的实际含义是,到第19个月左右,有一半患者的影像检查中会观察到病灶再次进展,而非所有患者的用药有效期都卡在两年,更不代表患者的生存终点就在两年。

癌细胞的生物学特性,是耐药难以完全避免的核心原因。靶向药的作用逻辑相当于精准锁定癌细胞上特定的突变蛋白靶点,直接关掉癌细胞的生长开关,但癌细胞并非静止不变,它会在药物的选择压力下不断发生新的突变,原本被靶向药识别的靶点发生改变,药物自然就失去了作用目标。除了靶点本身突变之外,癌细胞还会主动“换路走”,原本依赖的生长通路被药物堵死后,它会激活另一条此前未被使用的信号通路绕开限制,就像主干道被封之后,癌细胞找到辅路继续增殖,这种旁路激活的耐药机制比单点突变更难预判,很难提前准备好对应的药物进行拦截。

还有一类更隐蔽的耐药来自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同一个肿瘤内部的细胞并非完全一致,有的细胞带有靶向药针对的靶点,有的细胞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靶点。靶向药进入人体后,会快速清除掉所有带靶点的癌细胞,剩下的不带靶点的细胞反而获得了充足的生长空间,慢慢增殖成为肿瘤的主力,这就像一片混杂多种杂草的土地,只除掉其中某一种杂草,剩下的其他杂草反而会快速疯长占据整片土地。

从临床统计数据来看,一代EGFR-TKI的中位耐药时间约为8到10个月,三代EGFR-TKI一线使用后的中位耐药时间大多在18到22个月,单靠靶向药单药维持的情况下,有效控制时间确实很难超过两年,这也是“两年之困”说法能够广泛传播的现实临床基础。但这个中位数统计结果,只代表一半患者的耐药时间节点,意味着有一半患者的耐药时间会晚于这个节点,甚至有部分患者在用药三年之后,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原靶向方案控制病灶。同一项奥希替尼的临床试验后续公布的总生存数据显示,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达到38.6个月,也就是三年零两个月,用药满三年时,奥希替尼组还有28%的患者仍在继续使用原试验方案治疗,远非“两年一到全军覆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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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疗方案迭代逐步突破时间限制

过去临床发现耐药的方式,是依靠定期复查CT,看到影像上的病灶明显变大之后,才判断药物已经失效。现在的诊疗思路已经发生明显转向,通过抽取外周血检测循环肿瘤DNA的分子监测方式,可以在影像还没有观察到病灶变化的时候,就提前捕捉到耐药的早期信号,让医生和患者有更充足的时间调整后续治疗方案,耐药不再是治疗的终点,而是更换治疗方案的明确信号。

联合用药的探索,正在把靶向药的有效控制时间不断拉长。此前一项针对EGFR突变患者的靶向药联合化疗的临床研究显示,和靶向药单用方案对比,联合组的无进展生存期达到28.9个月,比单用组整整延长了10个月,且死亡风险降低了53%,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上。这一结果也证明,在靶向药、免疫药广泛应用的当下,化疗依然有值得深挖的临床价值,不同治疗方式的强强联合,可以为患者带来更长的生存获益。

针对占比最高的旁路耐药类型MET扩增,也就是三代TKI耐药后约8%、一代耐药后约10%到15%患者出现的耐药突变,由陆舜教授领衔的国际多中心“SAFFRON研究”覆盖全球29个国家的230家医疗机构,纳入338例EGFR突变、局部晚期或转移,并伴有MET基因表达或扩增且奥希替尼耐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比评估奥希替尼联合赛沃替尼与铂类双药化疗的疗效。最终结果显示,联合用药组和化疗组相比,无进展生存期显著更长,7.6个月对比5.4个月;总生存期也显著更长,17.8个月对比12.9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45%,死亡风险降低32%。2024年入组这项研究的晚期肺癌患者祝先生,当时正经历第二次耐药打击,肺部肿瘤已经长到接近3厘米,在参与临床试验持续服用联合靶向药近两年后,他的肺部肿瘤得到有效控制,体积缩小了一半以上。

针对没有MET基因表达或扩增的EGFR突变患者人群的耐药问题,EGFR-ADC治疗新方案给出了新的探索方向,一期试验数据显示,该方案的客观缓解率达到45.7%。针对罕见基因突变患者没有适用靶向药的问题,一项以KRAS G12D突变为例的一期试验正在探索新靶点,已经显示出初步疗效,在多线治疗的晚期患者中,这款新药的客观缓解率达到35.7%,总生存期为13.4个月,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上。针对如何持续提升免疫药疗效的问题,双靶点“双抗”免疫加化疗的用药策略也在同步推进相关验证。

EGFR/MET双抗联合三代EGFR-TKI的一线方案相关临床数据显示,三年总生存率超过71%,较三代EGFR-TKI单药提升约20%,较三代EGFR-TKI联合化疗提升约10%,不过相关数据仍需更多真实世界长期随访进一步验证。另一项MARIPOSAⅢ期试验的最终总生存分析结果显示,中位随访37.8个月时,双抗联合用药组的3年总生存率达到60%,奥希替尼单药组为51%,联合组的中位总生存期尚未达到,单药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36.7个月。

临床研究体系支撑创新持续推进

一系列肺癌诊疗创新成果的集中涌现,背后离不开临床研究体系的长期建设支撑。以上海市胸科医院为例,2020年以来,医院以临床研究中心建设为起点,逐步构建起覆盖项目管理、伦理审查、成果转化、支撑平台和人才培养的临床研究治理体系,对全院临床研究项目进行统一管理。“十四五”期间,医院立项各类临床研究有1318项,协议总金额超过6亿元,在全国GCP机构药物临床试验量值阶梯发展总览中,位列心胸专科医院全国第一。

陆舜教授作为主要研究者,已经推动30项中国肺癌1.1类原创新药和新适应症成功上市,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他已经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4篇重磅论文,2025年他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系统唯一入选的学者。2026年10月,上海市胸科医院浦东院区启用,医院的临床研究从单院区管理向两院区统一管理扩展,徐汇院区继续承担成熟项目与平台运行,浦东院区在完成药物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后,同步推进临床研究病房、GCP药房和智能化生物样本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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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胸科医院党委书记吴锦华表示,这一系列重磅成果,见证着药物研发速度跟上肿瘤耐药的速度,晚期肺癌正逐步走向慢病化管理。陆舜教授也明确表示,肺癌新药创新的终极目标是,可手术患者提高根治率,转移性患者实现慢病化。

本世纪初,晚期肺癌5年生存率不足5%,现在部分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已经突破50%,门诊晚期患者占比也由约三分之二降至约三分之一。低剂量螺旋CT筛查的普及,已经证实可以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

当然,目前的探索仍然存在不少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联合用药方案的≥3级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单药方案,对体能状态较差的老年患者并不完全适用,需要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的身体条件进行个体化评估。同时,经过多轮联合治疗之后出现的耐药,背后的作用机理会更加复杂,很多属于目前无法提前预判的部分,后续的治疗选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所谓的“两年之困”,更像是肺癌精准治疗发展过程中正在被逐步突破的阶段性节点,而非无法跨越的绝对终点。对于仅服用单一靶向药且没有进行早期干预的患者来说,两年左右出现耐药的规律仍然大致适用,但对于初诊时就完成全面分子检测、身体条件可以承受一线强效联合治疗方案的患者而言,“两年”已经成为一个落伍的统计数据。医学发展的目标,从来不是让某一种靶向药永远保持药效,而是通过联合作战、顺序打击、精准破解耐药机制的方式,把患者的生存时间一段段不断延长,最终让晚期肺癌真正成为可以长期管理的慢性疾病。

(编辑:姜心源)

(作者 财湃健康)